云南丘北：打工村庄的血色记忆

张建贵在去甘肃的路上遇到车祸，打工计划被迫中止，回老家休养。但他计划以后还要出去打工，改变命运。张玉杰

打工赚了钱，回家后最想做的事就是翻盖老房子

双龙营镇马者龙村，由于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随处可见

家里人都出去谋生了，老家的房屋成了“空巢”

10人死亡，35人受伤。这起涉及滇、甘两省的重大交通事故，让一群来自云南贫困地方的打工者伤痕累累。家庭和故乡的困窘，因这起事故被人关注。

他们的愿望很简单，有的希望把家里简陋的房子修缮一下，有的想把屋里的门窗装起来，有的想建间厨房，有的则希望不要再跟牛挤在一起住了。为此，他们愿意忍受砖窑里的高温和繁重的体力劳动。

2014年3月1日，他们带着年幼的孩子告别家乡，踏上从云南省丘北县开往甘肃省皋兰县的客车，去那里的砖厂打工。

但是，这辆客车却无法抵达终点了。客车里多个家庭的谋生希望，随着3月3日的一起特大交通事故戛然而止。

五个家庭的浩劫

村里三个孩子成了孤儿，一个女人成了寡妇，两个孩子失去父亲，一个男人失去了妻子和儿子。

3月27日下午5点半，丘北县曰者镇出水寨村委会磨舍得老寨村小组5名远赴甘肃谋生，途中因车祸遇难者的骨灰终于回家了。

当看到善后的亲人们提着行李包从远处的土路走来时，村里等待多时的女人们右手撑着额头，一边流泪，一边唱起了苗族的《哭丧歌》。哀怨悲伤的曲调在村里传开后，村庄也沉浸在悲痛之中。

5位遇难村民的骨灰盒分别装在3个旅行包里，处理后事归来的亲人低着头，穿过坐在房前哭泣的妇女，默默地将一只行李包放在了遇难者杨朝文家门口的木凳上。之后，再提着行李包，前往另一位遇难者家。

杨朝文的父亲走过来，双手摸了摸行李包，犹豫一会儿后，将行李包的拉链拉开了一条缝。老人朝缝隙里看了一眼后，再无勇气把包打开。他不说一句话，抹着眼泪离开了。

看着妻子和3岁儿子的骨灰被送回来，30岁的杨根叶坐在凳子上默不做声，一个劲地猛抽烟。他5岁的大儿子始终找不到母亲和弟弟，只见亲人们哭泣，似乎明白了什么，那一晚始终不愿回家，在亲戚家的沙发上睡着了。

“就是忙着赶路开太快，路面又结冰，才出的事。”杨根叶长叹。

3月1日晚上8点，来自丘北县及其周边县市的200多名农村务工人员以及他们年幼的孩子，分别乘坐4辆大巴从丘北出发，前往甘肃兰州打工。当时，从磨舍得老寨村外出的5个家庭，15名亲戚都坐在了车牌号为“沪D05700”的客车上。三堂哥杨朝文一家三口坐在靠近车头的位置，杨根叶和二弟两家六口人坐在客车中段，最后一排则坐着二堂哥杨朝梁和五堂哥杨小保两家，共六口人。

客车由两名江苏籍驾驶员轮流驾驶。从丘北出发后，车辆昼夜不停地赶路，无论驾驶员还是乘客都疲惫不堪。

3月3日凌晨2点半左右，客车行驶在甘肃省甘南州合作市境内的213国道上时，被噪音吵得一直没能入睡的杨根叶突然感到，客车来了一阵急刹——客车在结冰的路面上失控，掉转车头，侧翻在路基之外。

车祸导致杨根叶的妻子和3岁的小儿子，三堂哥杨朝文，二堂哥杨朝梁和二堂嫂李晓乔（音）等同车的10人不幸遇难。杨根叶活了下来，但头部被划伤；杨小保腰腹部软组织挫伤，其他亲人均受了轻伤。

那一晚，17户人家的磨舍得老寨中，有5家人经此劫难。村里三个孩子成了孤儿，一个女人成了寡妇，两个孩子失去父亲，一个男人失去了妻子和儿子。

打工，只为修房子

杨根叶家的老屋多人共住，二楼墙体和屋顶之间没能完全封闭，漏风漏雨。各间房屋仅用布帘相隔。

在甘南州的医院里治疗近10多天后，杨根叶已无心留在甘肃。他要回家给妻子和儿子料理后事，善后、赔偿交涉这些事儿交给了其他亲属。

辗转回到丘北后，他跟其他亲属商量，准备按照苗族风俗，将逝者的骨灰装入棺材后下葬。3月27日下午，杨根叶堂哥、堂嫂的三口棺材还没来得及上漆，便放在了杨小保家门口。

这已是杨根叶带着妻儿出门打工的第三年。第一年，他和爱人在内蒙古多伦县的砖厂打工，他每月工资3500元，妻子负责晾晒砖坯，收入1800元。第二年他们又远赴山东的砖厂，月收入增至6000元，妻子也有了2300元。

今年春节后，经附近村庄一位在甘肃一家砖厂干过的亲戚介绍，杨根叶夫妇决定继续出门打工。这次的条件是，男的每月3500元—4000元，女的也有3500元，还安排住处。以前从未打过工的二堂哥、五堂哥两家人也决定，一起去甘肃。

尽管在北方烧砖的时间一年里只有几个月（因低温影响建筑质量，冬天，北方的建筑工地和砖厂均停工），但对杨根叶夫妇俩来说，这次出去至少能挣到2万元，机会难得。“如果一家子人种地，一年要攒1万元都难。”杨根叶说。

砖厂工作辛苦，但收入在体力劳动者中算是中上水平。离开磨舍得老寨去打工的5个家庭，以及和他们同车的张建贵，都有着共同的期望——赚点钱，把自家的房子修缮一下。

张建贵的家，在丘北县双龙营镇马者龙村。2011年到2013年，他和爱人都在陕西靖边县的砖厂打工，加上前几年在深圳打工的积蓄，他们在老家修了一层有3个房间，砖墙、水泥屋顶的房子。虽然屋内刷了腻子粉，但外墙依然裸露着混凝土，屋内也没有再装门，院内只铺设碎石，未作任何硬化。

相比张建贵的村庄，地处海拔2370米的山顶上的磨舍得老寨村更为贫困。即便是新房，也是传统的土木结构，多数人家仅仅是把土坯墙换成了石块墙，很多人家的窗户和外墙都没有完全封闭，更没有围墙。

杨根叶一家和父母、三弟共同居住的老屋，是10多年前修建的瓦顶土坯房。虽然外墙的土坯已被替换为石块，但老屋内依然是土坯墙。二楼墙体和屋顶之间也没能完全封闭，漏风漏雨。屋内各间房屋仅用布帘相隔。

杨根叶的五堂哥前几年建了一座有三间屋子的石头房，屋内墙面从未粉刷过。至今一楼的两扇窗户都没有玻璃，大门口的墙体只砌起2/3，二层也没有安窗户，屋内的电器仅是一台电视机。他的三堂哥家情况相似，但面积更小，做饭和睡觉都在一楼的房内。一位亲戚感慨，家中如此寒酸，连小偷都不愿光临。

狭窄的谋生之路

土地贫瘠、人口多，在家务农到年底，攒下的几千元钱只能留着买化肥，或是看病。

此次磨舍得老寨外出打工的村民，多是家里的顶梁柱。留守在家的大多是年过半百，既不识字，也不会说普通话的老人。出事后，丘北的亲人只得求助于在浙江打工，普通话说得好，还会操作数控机床的远房亲戚罗先义，前往甘肃处理善后事宜。

接到亲戚的求助电话，罗先义和哥哥连夜从浙江飞往甘肃。一路上，罗先义很是想不通：乡亲们打工为什么不去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却要去甘肃的砖厂？直到他到达甘肃，跟大家接触过之后，才渐渐明白，这是这群人最现实的选择。

杨根叶家的情况，罗先义再熟悉不过了。包产到户时期，杨家分得12亩地，如今要靠它养活家里的12口人，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加之当地石漠化严重、土地贫瘠，村里种得最多的是玉米、蚕豆、豌豆、土豆。对于坝区农户来说，吃大米早已不是什么难事；但在磨舍得老寨，靠务农到年底，攒下的几千元钱只能留着买化肥，或是看病。

前几年，文山三七价格快速上涨，造就了无数百万富翁。但是，磨舍得老寨的这些穷亲戚们没有一家人种三七。究其原因，每亩4万元左右的成本以及3年一次的收获，使得贫困的人们既拿不出钱投资，也等不起三年那么久。外出打工，是他们的必然选择。

在甘肃，普通话说得好的罗先义充当起了翻译，替亲戚们翻译苗语和丘北方言。他惊叹，亲戚们的谋生道路竟然如此狭窄。

罗先义本人高中辍学后便外出打工，凭着好学的精神和中学阶段学到的知识，他用半年时间学会了CAD软件，能够操作数控机床。凭借这一技能，他在浙江的五金厂里成了技术工人，月入6000余元，工作也相对轻松。这让他感到谋生尽管不易，但也并非难事。

但是，他遭遇车祸的亲戚们完全不是这样。小学辍学，接近文盲的文化水平使得他们很难自学中高级别的技术。杨根叶小学二年级辍学、他的二兄弟小学五年级辍学，与杨根叶一同外出的三个堂哥均没有进过初中。他们只能从事简单、繁重的体力劳动。另外，因为拖家带口，能够为他们提供住房和为配偶安排工作岗位，收入也算可以的砖厂成为了现实且必然的选择。

即便是初中毕业的张建贵，面临的情况也和其他人相同。他结婚之前的3年时间里，都在广东加工手机外壳的工厂里打工。但当他婚后再次外出打工时，并未选择广东，而是选择了陕西靖边县的砖厂。“带着孩子在广东不好找工作，工厂不允许媳妇背着孩子去上班。一个人的工资3个人花，还有房租，我吃不消。在砖厂，虽然辛苦，但媳妇有工作，也能带孩子。”

张建贵和磨舍得老寨的五个家庭，在出发前都把大一些的孩子交给老人照管，6对夫妻都把最小的孩子留在了身边。出事客车上有12名儿童，年龄最大的仅5岁。

困苦的家乡，疲惫的村庄

没有自来水、没有高产田、没有砖木结构房屋……贫穷的现状不仅影响生活，还危及下一代的前程。

3月27日晚上，办丧事的几家人凑在一块，杀了鸡，蒸一盘肥腻的腊肉片和腌制的牛肉，配了豆腐脑、芸豆、苦菜等素菜，摆成一桌。至今，磨舍得的人家常年吃的主食，依然是用包谷面蒸出来，呈白色颗粒状的包谷饭。

“这么一桌菜，只有过节和办红白喜事才吃得上。我们在外打工吃米饭吃惯了，回来吃包谷饭也不适应。”抬着一碗包谷饭，罗先义大发感慨，跟他打工的浙江乡村相比，磨舍得村“恐怕一百年也赶不上”。

据云南数字乡村网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磨舍得老寨17户人家全部为人畜混居，全村没有一家人通自来水，用的是蓄水池。进村的道路为砂石路面，距离最近的集贸市场（曰者镇）有13公里。全村高稳产农田地面积为0亩。该村到2012年底，有0户居住砖木结构住房；有14户居住土木结构住房。到今天，村里的其他情况并没有多少改变，人畜混居的状况依然普遍。

杨根叶的叔叔家是一座两层的石头房，一楼共三间房，两间均为人畜混居。两间房屋的内侧均放有床铺，一间的外侧是牛圈，中间仅用木栏相隔。另一间，外侧放有两排鸡笼，中间隔着一米高的空心砖。二楼的地板分两种，除中间的地板铺设了木板外，两侧的地板（即一楼两间人畜混居的天花板）竟是用树枝编成的，每当有人从上面走过，枯枝枯叶便会掉落到一楼。一、二楼均未安装窗户，小动物大行其道。夜里，人还没睡下，几只胆大的老鼠就沿着石头墙爬上了二楼。

贫困不仅表现在房屋破旧、道路难行，对教育的影响更为突出。杨根叶的二弟印象最深的是，读小学时，在校吃的都是自带的红豆和包谷饭。但每到5月份就得顿顿吃洋芋——因为冬天的粮食吃完了，春天种的庄稼还没有收获。2005年，杨根叶15岁的二弟读到五年级时，因贫困而辍学。

今年22岁的三弟杨朝海，也只上到了初中毕业。“初中在镇上住校，家里每个星期给我20元生活费。我坐车来回花10元，剩下的10元在上体育课口渴时买瓶水，或者很饿时买一点东西吃。”他说，平时吃饭，就靠学校每月补助的75元，“早上1元钱买两个包子，中午打两个5毛钱的菜。”初中毕业后，他对于自己念完高中后能否考上大学感到迷茫，也不想再拖累家里，便选择外出打工。

在曰者镇，原本每天有一趟小客车前往磨舍得村。但村里外出打工的人太多，客源不足，镇上的农村客运站也暂停了发往该村的客车。村里打工挣了些钱的人家为此购买摩托车，来解决平时的交通问题。

打工回来的杨朝海，花了今生他最大的一笔开销。他给家里买了一辆劲龙摩托车，8000元。

随着善后亲人逐渐回乡，死者的赔偿问题也已经明确。罗先义说，按照甘肃省城镇居民交通事故的赔偿标准，遇难者中，成年人获得40余万元的赔偿，儿童则赔偿30余万。伤者支付完医疗费后不再赔偿。

“我们很感谢政府在出事后帮助我们处理了善后工作，镇上的干部去了之后，一直为我们忙前忙后。甘肃那边的民政局给我们发了救济金，一个副局长每天都来，在伤员全部睡了以后才回家，第二天很早又来照顾，我们真的很感激。”罗先义说。

“这些钱，够把孩子供出大学来都有可能用不完，但都是父母拿命换来的。”一位亲戚感慨道。大家也希望孩子们能争口气，考上大学，将来能过更好的生活。

妻子和小儿子离世后，杨根叶的生活压力更大了。作为家里的老大，他继承了父母房子，不仅要担负起赡养父母的责任，三弟将来结婚、大儿子上学的问题，都要他操心。但守着田地，收入依然不高，他打算等头上的伤好了以后，继续出去打工。

张建贵在车祸中腰部软组织挫伤，但他没有获得赔偿。为了省钱，他是坐硬座火车从兰州返回昆明的。捡了一条性命，他很庆幸，打算过段时间再出去干个三五年，挣到钱，把房子建好。

而罗先义则打算，以后要把孩子接到浙江，让他接受更好的教育，不再让下一代打工，不再让他们吃没有知识的亏。

截至2012年，磨舍得老寨17户人家全部为人畜混居，全村没有一家通自来水，用的是蓄水池。全村高稳产农田地面积为0亩，有0户居住砖木结构住房；有14户居住土木结构住房。到今天，村里的情况并没有多少改变。

程权（都市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