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贿赂的另一面：索贿，一种合法的“勒索”

曾任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马克·汉那（Mark Hanna）曾说：“在政坛，有两件事很重要，第一个是钱，第二个我不记得是什么了。”虽然话语中略有调侃意味，但揭示的问题很多。

（马克·汉那）

在美国政客与商人间的利益输送过程中，大部分人耳熟能详的，是商人对政客的主动行贿。但这个利益链中，有一个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甚至没有想到的环节：政客的主动索贿。

对很多活跃在华盛顿的政客来说，他们不是被动地接受金钱和各种资源，而是主动制造条件，让贿赂发生。而他们采用的方式，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可能是闻所未闻的。

正如德勤前全球董事长爱德华·康加斯（Edward Kangas）所言：“在我们看来，所谓的合法捐赠就像勒索。以我的个人经验，及从其他高管处了解到的情况而言，拒绝向国会的强势成员捐款并不容易。国会可以对商业活动产生重大影响，不捐款可能会伤害你的公司。”

（爱德华·康加斯）

当代美国政治已然发展成一个利润丰厚的行当，很多时候，一个法案的出台，往往不是为了真的改变什么政策，而是为了借此向利益相关企业收取一笔费用。政策正确与否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让收益最大化。

每年都有数千条法案被提交到美国国会，但其中只有一小部分（约5%）通过并生效。为什么立法者会费心引入这么多压根没戏的法案？因为其中有很多法案其实是创收手段。

在美国政治圈中，针对这类法案，有一个专门的词汇：挤奶工法案（Milker Bills）。这种法案的提报目的，不是为了完善法律，而是为了从相关企业中榨钱，在这个利益链中，政客和说客都可以借此名正言顺地赚一笔。而这种法案的具体内容，通常涉及面都非常狭窄，对普通百姓的生活没什么好处。

挤奶工法案历史颇为悠久。记者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在他1904年出版的著作《城市之耻》（The Shame of the Cities）中曾写到，政客推出了一个会对部分企业产生巨大影响的“罢工法案”，而被牵扯的企业只能被迫拿出大笔钱给政客，以便阻止法案的通过。

（《城市之耻》封面）

如今美国政坛在这方面的做法别无二致。首先，一个参议员会宣布他正在针对某一（可能威胁到部分企业的）事务收集数据，并为其提报法案做准备工作，他会与国会大厦的立法顾问办公室协商如何起草该法案，并开始接触说客。

然后他会举办听证会，并提交草案。在此过程中，他的私人助理会与筹款助理沟通，并开始联络目标企业，告诉他们这个法案的潜在威胁，进行“勒索”。如果操作得当，无论该法案最后是否通过，该参议员都可从中获利。

在这一过程中，政客一方不需要做出明确的口头威胁，他们甚至不会称呼企业方为捐款人，而只说他们需要帮个忙。壳牌石油前总裁约翰·霍夫迈斯特（John Hofmeister）说：“这些会面都是通过精心策划和设计的，这样一来，一个不懂行的圈外人就永远看不出发生了什么。”

（约翰·霍夫迈斯特）

而如果一个参议员可以晋升为委员会主席，甚至是众议院议长、参议员多数党领袖这样的位置，那么就又多了一个可以从中获取利益的手段。这种方式被戏称为“收费站”（Tollbooth）。

所谓“收费站”，即如果有人希望通过一项法案，那么政客便可就此收取费用，帮他通过这项法案。以2011年的一项名为“无线税公平法案”（Wireless Tax Fairness Act of 2011）的法案为例。该法案要求州政府至少在五年内不得对手机用户增收新税，并在随后的调研中得到67%消费者的支持。像AT&T、威瑞森这样的大型运营商自然也支持该法案。

同年7月的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中，该法案以极大优势得以通过。按照流程，接下来需要在众议院议长安排全体议会对其进行表决。当时担任众议院议长的是约翰·博纳（John Boehner）。

（约翰·博纳）

作为政坛老炮，博纳对如何从企业榨钱轻车熟路，他自然不愿白白让运营商占便宜。他宣布11月1日对该法案进行投票，而以AT&T为首的运营商，在投票日前一天，向博纳的团队提供了33张支票，总计近四万美元。该法案在后来的众议院投票中轻松通过。

而AT&T之所以如此“上道”，是因为他们也有丰富的“泥潭打滚”经验。早先该公司曾试图与另一家运营商T-Mobile进行合并，遭到司法部反对。于是AT&T把方向转移到众议院。经过他们的一番运作，以约翰·博纳为首的多名议员写了封联名信，并在信中说阻止合并将“阻碍创造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并要求奥巴马政府就合并案与AT&T达成和解。7天后，博纳收到AT&T高管的款项。

除直接向高官“进贡”外，选择并打点正确的说客也非常重要。对一个说客来说，拥有强大的政治关系，比拥有专业知识或经验更重要。很多说客都是政客的家属，或退役政客。

还是用AT&T举例。以他们在华盛顿的经验，自然对此了然于心，早在2005年，当AT&T忙于处理和SBC相关的收购案时，便聘请了一个名为约书亚·哈斯特（Joshua Hastert）的说客。此人的工作履历和电信行业一毛钱关系没有，之所以能得到这份工作，完全是因为他有个时任众议院议长的爸爸丹尼斯·哈斯特（Dennis Hastert）。

（丹尼斯·哈斯特）

而在跟进上文提到的无线税法案时，AT&T聘请的说客小威廉·克莱本（William Clyburn Jr.）也颇有背景：他是当时众议院强势议员詹姆斯·克莱本（James Clyburn）的表亲。

（詹姆斯·克莱本）

党派之争的本质也和圈外人理解的不太一样。从收益角度考虑，美国两个主要政党甚至可以说是迫切需要彼此的。华盛顿的政治就像格斗表演，看似凶悍的动作和表情实际上都是精心设计的。四周的观众全情投入、大声呐喊，但对格斗场上的参赛者来说，他们是商业合作伙伴。正因如此，同一家游说公司同时为两个党派就同一个法案提供咨询的情况很常见。

解决问题不能带来利益。只有僵局、混乱和不断重演的斗争，才能为政客带来额外的收入。

芝加哥黑手党认为，敲诈他人的最佳方式，是向他们释放恐惧。反观美国政坛，政客也深谙此道。除涉及商业事务的大交易外，有时连一些生活小事都不会被贪婪的政客放过。2012年，对冲基金经理埃里克·赛穆勒（Eric Semler）想在自家附近放烟花来庆祝孩子的成年礼，遭到邻居反对。于是他联系了国会议员蒂姆·毕肖普（Tim Bishop），希望获得燃放烟花的许可。

（蒂姆·毕肖普）

但赛穆勒首先得到的答复，不是关于他能否燃放烟花，而是毕肖普女儿的信件，其中写道：“我们的财务主席认为你有兴趣为我父亲的竞选进行捐款。”此时距赛穆勒孩子的生日仅剩三天，他只能乖乖向毕肖普“自愿”捐赠了五千美元。

除常规的竞选委员会之外，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s，简称PAC）也是政客的重要钱袋子。PAC旨在筹募及分配竞选经费给角逐公职的候选人，而这其中有一种特殊PAC，叫做领导PAC（Leadership PAC），这种PAC是可以由担任联邦职务的个人直接或间接成立、资助、控制的政治委员会。

2009年，联邦选举委员会的记录表明，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的PAC“走向未来”（PAC to the Future）向蓝狗民主党提供了一系列捐款，以推动医疗改革法案的顺利通过。最终，她得偿所愿。

（南希·佩洛西）

领导PAC还对参议员进行同事间的“互帮互助”提供了便利。一个政客可通过自己的PAC，把资金名正言顺转移到另一个政客的竞选资金账户中，那么下一次，当这个政客手中有需要通过的法案时，收到钱的同事自然会帮他的忙。2010年，民主党党鞭斯坦尼·霍伊尔（Steny Hoyer）以此方法，通过自己的PAC“Ameripac”，向其他政客和各种竞选委员会输送了总计200万美元的款项。

（斯坦尼·霍伊尔）

竞选资金自然不可用于个人用途，但一些政客找到了各种方式从中获利。1998年，通过联邦选举委员会的一项裁决，众议员格蕾丝·纳波利塔诺（Grace Napolitano）可以以18%的利率向她的竞选活动借出15万美元。此后的十年里，她将二十多万美元的利息收入囊中。作为众议院自然资源委员会和交通委员会的一员，她的行为意味着来自这些领域的捐款，不仅花在了她的竞选活动上，也有相当一部分直接进了她个人的钱袋里。

（格蕾丝·纳波利塔诺）

还有很多政客通过雇佣自家人的方式，让亲友获利。上文提到的国会议员蒂姆·毕肖普，向他女儿的咨询公司支付了25万美元的咨询费；另一个国会议员鲍比·拉什（Bobby Rush）在竞选时聘用了自己的妻子、儿子、妹妹，在2010年，他的妻子通过为丈夫工作，得到了116500美元的酬劳；加州议员巴克·麦继恩（Buck McKeon）任命他的妻子担任竞选团队财务主管，并给妻子开出了整个团队最高的工资，2010年她的收入为118764美元。

（巴克·麦继恩）

随着科技的发展，硅谷这种新贵云集的大钱坑自然成了政客们的目标。一开始，这些靠技术发家的年轻富豪，是不吃华盛顿那一套的。最典型的莫过于微软。在80、90年代飞速崛起后，微软一直都只聘用了一小群说客，也极少进行任何形式的政治捐献。

（比尔·盖茨）

但对传统政治圈而言，这种不主动合作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必须出手“教训”一下。司法部后来对微软提起的反垄断诉讼，便给这家公司上了一课。自那之后，微软与政界的交往开始变得频繁。除常规的政治捐献开始增加外，微软还特别为政客及其家属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国会山家庭游戏之夜”（Capitol Hill Family Game Night）。

另一家巨头谷歌也未能例外。他们雇用了许多前政界人士，如前多数党领袖迪克·格法德（Dick Gephardt）、前国会议员苏珊·莫利纳里（Susan Molinari），并向在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拥有深厚人脉根基的说客托尼·博德斯塔（Tony Podesta）的公司捐款35万美元。

（托尼·博德斯塔）

2011年9月，奥巴马为自己的第二个任期进行一系列竞选募捐活动时，Facebook的COO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主动出借自己的豪宅来为奥巴马举办募捐派对，出席活动的门票费用为35800美元/人。

（雪莉·桑德伯格）

这个转变过程，正如时任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的奥林（Orrin Hatch）讲的那样：“如果你想参与商业，那么你就应该参与政治。”

美国政界的“衍生产业”中还包括负责解读复杂法律条文的顾问。2010年通过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便是其中典型一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前负责人希拉·拜尔（Sheila Bair）认为该法案非常复杂，并表示：“监管者应该认真考虑重新定制一个简单的规则。”

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复杂到连业内人士都看不懂的法案，正是政客们新的收入来源。私募股权公司和需要合规团队的对冲基金，不得不招聘拥有熟知多德-弗兰克法案专业知识的“专业人士”。而那些曾经参与该法案制定的议员，则可以名正言顺地加入其中，或身兼顾问一职，名正言顺地得到这笔收入。

美国政治家族也是进行索贿时非常强大的势力。哈利·里德（Harry Reid）的家族在内华达州根基极深，1987年至2017年间他一直在参议院任职，其中有相当长的时期都是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在内华达州，但凡想做点大生意，就必须和里德家族打交道。

（哈利·里德）

在里德家族中，除主心骨哈利外，他的三个儿子罗瑞（Rory）、凯（Key）、约书亚（Joshua）和女婿史蒂夫·巴林格（Steve Barringer）是他的重要下属。罗瑞曾任内华达州南部税务局（Southern Nevada Water Authority）副主席，约书亚被奥巴马任命为太浩区域规划局（Tahoe Regional Planning Agency）的董事会成员。

2003年，哈利推动了《克拉克县公共土地和自然资源保护法案》（Clark County Conservation of Public Land and Natural Resources Act）。通过该法案，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机构得到了巨大的利益，而后，他们也相当“识趣”地向哈利的儿子和女婿的公司支付了数十万美元的游说费用。

今天的华盛顿，腐败更多地是由主动型的“勒索”驱动的。华盛顿的权力市场，已经从“买家”，转向了有影响力的“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