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达延汗继位前的几十年间，漠北草原主要是西蒙古瓦剌与蒙古本部（明史书中的鞑靼）之间进行争夺。不过，基于政治与经济的双重考量，双方都希望得到明朝的支持。

因此，小规模的入掠事件尽管时有发生，但除“土木之变”外，基本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土木之变

实际上，自明成祖“五出三犁”后，基本就无力组织对蒙古的大规模征剿。到了宣德（宣宗朱瞻基）以后，明朝边防日趋废弛，对蒙古小规模犯边掳掠都疲于应付，最多只能进行“捣巢”、“赶马”、“烧荒”之类的行动作为报复。

达延汗的复仇

1479 年（成化十五年）满都鲁汗去世，一年后（成化十六年）年仅七岁的达延汗继位。蒙古社会人心不稳，各方群豪虎视眈眈。（推荐阅读：读书笔记：蒙古史书中的“草原第一女豪杰”——满都海夫人）

同年二月，时任明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的王越与太监汪直率兵21000 人，昼伏夜行，奔袭了驻牧大同边外威宁海子周围的蒙古营地，“擒斩600余人”，历史记载：

驻营的蒙古部众“自以不为寇，不虞官军之至”，结果被打得措手不及，“壮者仓卒或裸体得马而避，老弱者多被杀掠”。

这便是历史上的所谓“威宁海大捷”，王越因作战有功，还被封为“威宁伯”。

王越

不过，王越对蒙古营地的袭击，却无形中开启了成化、弘治年间双方军事冲突的潘多拉魔盒。明朝史官评价道：

始建州，次威宁海子，次大同报三大捷，实开三大衅于边。自是，边境无宁日，士马疲弊，馈运耗竭，公帑私蓄皆赤立，边民荼毒有不忍言，而武阶冗滥亦不可胜纪。非复祖宗朝之旧矣。

达延汗继位之初，群雄环伺，虎视眈眈。他打算先与“政敌”亦思马因太师缓和关系，连兵对明朝大同等地展开报复性的入侵，但最终未能实现。后面的数年，达延汗把主要精力都放到了“安内”上面。

“北元”的控制范围

在铲除亦思马因的当年，即1483 年（成化十九年）七月，他对于明朝袭击威宁海子营地的行为，进行了报复。

达延汗“率三万余骑寇边，东西连营五十余里”，十三日，进入明边。明军与达延汗军队“连战二日一夜”，达延汗方面被明军生擒1人，斩首17人，明军阵亡586人，伤1101人。

尽管与巅峰时期不可同日而语，但其战斗力依然不容小觑

对于达延汗而言，这一仗可谓“出了一口恶气”，给了明朝上下巨大的震动。即便过了十多年，明朝官员还在心有余悸地议论道: “成化十九年，小王子复仇，大同官军大遭摧衄。”

自此之后，蒙古成规模地入犯明边的频次明显增多，而明朝守军也多有乘虚出边“烧荒”、“赶马”、“捣巢”行动，双方你来我往，以牙还牙，冤冤相报。

“打打停停”的双边关系

明孝宗继位后，双方的关系带来了机遇。

明孝宗朱祐樘

弘治元年（1488）五月，达延汗投书明朝，要求朝贡；九月即“朝贡毕”。此后直到弘治四年（1491），达延汗每年遣使入贡。

弘治五年（1492）以后，达延汗致力于解决蒙古内部的问题，与在甘凉边外的乜克力部以及更远的瓦剌等部展开争夺。此后的几年，达延汗既未朝贡，也很少犯边，双方进入了稳定的“和平期”。

1498年（弘治十一年）春，达延汗再次入贡明朝。不过令明朝始料未及的是，这蒙古方面“以赏薄生怨”，改变了此前的态度，进而开启了连年大规模进犯明朝的帷幕。

达延汗

其中比较惨烈的主要有以下几次。

• 1500 年（弘治十三年）四月，“入寇大同，势甚猖獗，京师戒严，人心訩戄。”十七日至二十三日在大同左卫“大肆杀掠”。五月中旬，“西自威远、平虏、井坪等卫所，东自阳和、天城、顺圣川，南至应、朔、山阴、马邑、浑源、蔚州、广昌等州县中间环屯列寨，绵亘千里，烟火聚落百万余家，旬日之间生产荡然，人畜殆尽。”
• 1501 年（弘治十四年）八月，“虏酋小王子等七八万骑从宁夏花马池深入固原迄南，分路抢掠，火光营盘数十余里。又且埋伏阻路，势甚猖獗。”

明朝军队的实际数量与水平，已经无法与巅峰期同日而语

• 1505 年（弘治十八年）五月，“虏大举入寇宣府，营于牛心山、黑柳林等处，长阔二十余里”后，蒙古与明军“相距于虞台岭……诸军被围困六七日，人马饥乏……是役也，官军死者二千一百六十五人，伤者一千一百五十六人，失马六千五百余匹，掠去男妇、畜产、器械不可胜计。”当时人们认为，这是自“土木之变”后所再未见到过的兵祸。
• 1513 年（正德八年）三月十七日，“虏大举入寇”，“五月四日，复以五千骑从八股泉入，三千骑从靖虏墩入，六千骑从镇虏墩入，五百骑从沙河堡入，三万骑从碌碡河墩入，又三千骑从灭胡墩入，一万骑从沙沟墩入，二千骑从怀远墩入，复以百骑从接火窑山墩入，来往石佛寺堡、滑石岭、安边堡至东山村诸处，四散大掠”，“盖杀虏居民三千余人，所掠孳畜以数万计”。

修筑工事的明朝军民

总的来说，双方的武装冲突，大多是蒙古占据主动，明朝方面多处于相对被动的防守态势。但长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对于双方的生产、生活以及经济和人口上的损失，是难以量化且沉重的。

连俺答汗（达延汗的孙子）也感叹，“节年入抢，为中国害虽大，在虏亦鲜利”，“虽尝抢掠些须，人马常被杀伤”。

“任性”小王子与朝贡

一般来说，“双赢”之道无疑是开展朝贡、互市等和平的经济贸易往来。尽管双方一度剑拔弩张，但关于和平朝贡和互市贸易的记录也屡见不鲜。

进行贸易的蒙古商队

达延汗时期，蒙古与明朝的朝贡始于1488年（弘治元年）。

• 五月，明大同守臣上奏朝廷：“北虏小王子率部落潜住大同近边，营亘三十余里，势将入寇。至是，奉番书求贡，书辞悖慢，自称‘大元大可汗’，且期六月十五日赍圣旨来。”
• 六月，达延汗派遣的入贡使臣1539人驱赶马骡近5000头只，前往明朝入贡，被安置于大同。明大同守臣奏报朝廷，并请示允许蒙古贡使前往京师的人数。最后决定允许蒙古使臣500 人赴京。
• 八月，以知院桶哈为首的蒙古使臣来到北京进行朝贡活动，一直滞留至九月。

欧洲人眼里的“双边形势”

此后，1490年（弘治三年）、1491年（弘治四年）连续两年，蒙古方面均派遣使团前往明朝入贡。

• 1496 年（弘治九年），达延汗使臣在大同边“请入贡”，后因“瓦剌兄弟相攻，欲回兵袭之”而作罢。
• 1498年（弘治十一年），达延汗遣使明朝入贡，明朝虽认为“迤北小王子久不贡，至是遣使臣人等”入贡，还是照例接待了蒙古使臣。

游牧的蒙古人

这是达延汗最后一次遣使入贡明朝。此后，按明朝官员的说法是“小王子”（达延汗）以入贡时明朝“回以赏薄生怨”，停止入贡。

“来去自如”的“特色”朝贡

达延汗时期，蒙古的入贡主要表现为讲究双方地位平等、使团规模大、朝贡来去不定、交易因素明显等多重“特色”。

1488年五月，达延汗首次“奉番书求贡”，自称“大元大可汗”，以元朝皇帝自居。在他看来，蒙古与明朝是平等的“伙伴关系”。

不少明朝官员表达了强烈愤慨，认为“书辞悖慢”，是“以敌国自居”，一度就“是否同意达延汗入贡”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但后面一致得出了“不必深究”的结论。

坦诚说，正在我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蒙古骑兵

其次，达延汗的几次入贡，几乎都派遣了规模庞大的使团，有意地彰显着其“中兴大汗”的气场。

• 1488年第一次入贡，派往明朝的使臣1539人，明朝允许赴京500人。
• 1490年，明朝允许蒙古使臣1100人入关，400人赴京，此外还有被“阻回者”2000人。
• 1491年派遣使团1500人，被允许赴京者500人。
• 1496年的入贡，虽然因故作罢，但当时蒙古“欲偕三千人入京”，使团规模有扩大趋势。
• 1504年入贡，达延汗派出使臣6000人，规模空前，明朝允许2000人入关，500人进京。

而在此前后，蒙古方面派出的朝贡使团，一般都是数十人至百余人而已，与达延汗使团的规模相差甚远。

明朝骑兵

第三，达延汗向明朝朝贡来去不定、我行我素。达延汗入贡却不守贡期，来去自由。既有连年来贡，也有数年无闻，甚至还有两次在已经得到明朝允许的情况下“迁延不至”。

达延汗对明朝朝贡的行为和态度，说明了他只是将“入贡”视为与明朝的单纯的经济贸易行为。其动辄派出上千人的使团，只有着眼于大规模经济贸易才说得通。

1498年达延汗朝贡时，兵部上奏“近闻北虏进贡多挟马入边私市。”“今春北虏进贡，大同守臣纵令官军、势家用彩段、衣服、铁器等物易彼达马。”

明与蒙古的边境贸易

由此可见，蒙古庞大的使臣团入京也好，留边也罢，都是为进行贸易活动而来的。这也是达延汗进贡明朝的实质性内容。

纵观达延汗时期的双边关系，可谓是跌宕起伏。既有刀光剑影的军事冲突，又有和平交往的贡市贸易，表现出历来较为典型的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的交往特征。

当然，明朝与北元双方，谁都没能成为真正的赢家。因为，后来居上的满洲，将二者各个击破，尽数纳入到了自己的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