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过，在十八世纪法国政治大革命爆发的同期，德国也发生了一场哲学革命，其中最早将这两场革命联系在一起进行比较的人是海因里希·海涅。

1834年，海涅发表了《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用通俗又不失幽默的语言，简略向法国人描绘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主线。书中，海涅把康德比作罗伯斯庇尔，费希特则对应拿破仑，而谢林便是复辟的波旁王朝；最后黑格尔的出现，标志着德国的哲学革命即将转向政治革命。

德国抒情诗人海涅（1797年～1856年）

康德哲学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海涅认为，在法国大革命中，罗伯斯庇尔把国王推上了断头台；而在德国的思想革命里，康德则用《纯粹理性批判》砍掉了自然神论的头颅，开启了古典哲学的序幕。虽然二者都对传统抱有怀疑，但相比于罗伯斯庇尔的狂热，康德却是一名平静得出奇的学者——“他既没有生活，又没有历史”。

康德毕生都住在德国东北部的哥尼斯堡里，过着一种机械式的独身生活，每天按部就班的起床、喝咖啡、写作、讲学、吃饭、散步、睡觉，一切都有规定的时间。每到下午三点半，他就会披着灰色外衣，拿着腾手杖，漫步在菩提树林里的小道上，背后跟着忧心忡忡的老仆人兰培。

《纯粹理性批判》发表于1781年，但直到1789年才被人们知晓。因为这本书采用的是一种冷淡的公文式语言来写作，虽然一扫斯宾诺莎、莱布尼茨那种数学命题式的笔法，但也把哲学弄得过于晦涩又枯燥了。

在康德之前，认识论的主要内容是“人类知识起源”问题，人们要么说观念是天赋的，要么说它来自于经验。康德则开辟了另一个问题，他不再执着于认识的起源，而是着重考察认识的能力——把认识的范围、知识的界限当做主要课题来研究。康德无意告诉我们那条路才是正确的道路，但他对指出哪条路走不通则颇感兴趣。为此，他模仿哥白尼的方法，提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当人们把地球当做静止的时候，计算出来的历法总是不太准确，为此哥白尼要求让地球运动起来，而把太阳置于中心。同样，当人们把事物视为静止的时候，认识的成果总是不够全面，所以康德要求让事物动起来，而把认识的主体——理性——置于中心。理性这个“太阳”在圆心里照耀着所有围绕它旋转的事物，这样我们就发现：事物总是有能够被理性照耀（认识）到的一面和照不到（认识不到）的另一面。那个能够被照耀到的一面，康德称之为“现象界”，不能被照耀的到另一面则是“物自体”——这样，推论出来的结果就很明显：认识是存在界限的，我们只能认识“现象界”而无法触及“物自体”。

“上帝”作为最高存在物，也属于遥远的“物自体”，我们迄今为止对“上帝”的各种认识以及存在证明都仅仅是围绕“现象界”来展开，都是一种虚幻——真正的“上帝”是理性无法认识到的。这样，那些基于理性的自然神论的头颅就被斩掉了。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已经隐含着理性不足以认识“上帝”的判断在其中了，但他的《实践理性批判》又做了保留，把“上帝”留在道德领域中；这种自我矛盾就像罗伯斯庇尔一样，他一方面是狂热的共和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是寡头恐怖政治的肇事者。

康德（1724年～1804年）

费希特是哲学领域的拿破仑

康德破坏了一切基于理性的上帝存在之证明，在思想界引起一片混乱。于是他的学生费希特就接连发表了《试评一切天启》和《关于我们信仰上帝统治世界的根据》，试图像拿破仑一样重整秩序——正如拿破仑恢复帝制并非封建王朝复辟一样，费希特的哲学也不是康德哲学的反动，而是思想革命的继续。

在日记中，费希特回忆了自己与康德相识的经过。1791年，家庭教师费希特被雇主炒了鱿鱼，这个满怀热忱的青年决定去哥尼斯堡拜会自己的偶像。7月4日，费希特旁听了康德的课，评价道“他的讲学令人困惑”。8月18日，为了引起康德注意，费希特把《试评一切天启》寄给了他；康德为此接待了这位年轻人，并劝他去读《纯粹理性批判》。十天后，费希特的行囊即将用光，于是康德给他推荐了一个糊口的职位。9月1日，费希特终于写信向康德坦白自己面临的窘境，还向这个认识不到两个月的人借钱；结果可想而知，同样贫困的哲学家爱莫能助，只能劝他把《试评一切天启》卖给书商以赚取稿费。最后，费希特意外通过这篇文章获得了一定的知名度。

两年后，费希特终于结束了漂泊的生活，在耶拿大学谋得固定职位，开始讲授“知识学”。如果说康德把理性置于中心，费希特则用“自我”来占据这个位置，认为并没有什么“现象”和“物自体”，有的是“自我”和“非我”，而“非我”也并不是独立于“自我”之外的东西，它只是“自我”设定自己、展现自己的成果。

这样，费希特与康德的分歧就显现出来了。康德认为“现象”是我们对事物的认识，“物自体”则是事物的本身；费希特则说“现象”就是我们自己（自我），而根本就没有什么真正的“物自体”（非我）。“物自体”是“现象”内部构造、产生出来的，也就是说根本没有什么事物、也没有世界，一切都是“自我”的设定——康德的二元论发展成了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

费希特的这种唯我论思想与贝克莱相似，只是前者基于理性，后者则出于感性，在当时遭到普遍的嘲讽。人们纷纷说：“这个人不相信我们存在着”，“难道他连他太太的存在也不相信吗？怎么？难道费希特太太竟会允许这种事？”

主观唯心主义把“自我”放到了绝对的位置上，这样“上帝”就被“自我”排挤掉了，所以费希特很快就被指控为无神论者，并为此丢掉了在耶拿大学的职位——“知识学”也像拿破仑帝国一样，迅速土崩瓦解了。

费希特（1762年～1814年）

谢林实现了哲学史上的复辟

黑格尔曾说：“谢林的哲学是与费希特相联系的较高的纯正的形式”。谢林除了把费希特的“知识学”改造成“同一哲学”以外，还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自然哲学，对黑格尔产生很大的启示。

谢林早在1794年就是费希特的追随者了，费希特曾将自己的讲座提纲寄给这位非常年轻的后辈。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指出，谢林早年发表的著作都是建立在费希特的哲学原则之上，他的第一部代表性著作《先验唯心论体系》仍有着费希特的气味。但不久之后，谢林逐渐成为斯宾诺莎的信徒，与费希特的细微区别开始出现。黑格尔曾提到，费希特论证的是“主观的主体—客体”，而谢林论证的却是“客观的主体—客体”。谢林后来也说：

“费希特的唯心主义是斯宾诺莎主义的彻底对立面，是斯宾诺莎的反面，因为他用绝对主体来同斯宾诺莎的绝对的、消灭一切主体的客体相对立，用行动来与斯宾诺莎的不运动的存在相对立。”

1799年，费希特辞去在耶拿大学的职位，不久之后老迈的康德在报刊上发表一篇信件，把“知识学”称为完全荒谬的体系，因为这个体系完全排除了“客体”的地位。也是在这个时期，谢林对作为“客体”的自然界产生浓厚兴趣，开始着手建立自然哲学。

第二年，谢林与费希特的分歧逐渐扩大，谢林在信中说“知识学”不是全部哲学，它只是解决了逻辑、主体方面的问题，还需要自然哲学作为补充，要兼顾到客体方面；费希特则坚持主张只要“知识学”就够了。

谢林（1775年～1854年）

于是，谢林在1801年发表了《对我的哲学体系的阐述》，公开宣布说：

“费希特能够在完全主观的意义上提出唯心主义，而我则相反，是在客观的意义上提出唯心主义......可以这样说，对于主观意义的唯心主义来说，自我就是一切，对于客观意义的唯心主义来说正好相反，一切=自我。”

也就是说，在费希特看来，“自我”才是本源，“一切”都是“自我”设定出来的；谢林则用“同一哲学”来回答，说“自我”与“一切”都是本源，并无先后。于是费希特立即反驳说：“不应从存在开始，而应从看法开始”，谢林则不屑一顾，认为这不过是文字游戏，并且建议费希特去读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作者所写的书，此书名字叫做《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作者就是黑格尔。

谢林与费希特的分歧，说明他又退回到康德式的二元论思想，只不过在谢林的体系中，“现象”与“物自体”不是孤立的分离，而是相对的同一在了一起。

黑格尔（1770年～1831年）

黑格尔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了总结

谢林与费希特其实都是同一个出发点，都把最高的“绝对”视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体，因而都是唯心主义。不同的地方在于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认为是“自我”（思维）创作、设定了“非我”（存在），而谢林的客观唯心主义则把“非我”（存在）变成纯粹的“自我”（思维）——他不说思维创造出了存在，而是说存在就是思维；不说人类意识创造了物质世界，而说物质世界就是人类意识本身。

这个重要的思想进一步推论是这样的——不是“上帝”创造了世界，因为世界就是“上帝”本身，世界与“上帝”是同一的，并无派生关系。

谢林的公式“一切=自我”，在黑格尔那里最终发展成了“世界=绝对（上帝）”。在黑格尔庞大的体系里，世界不过是依照一定的秩序，从“逻辑”到“自然”再到“精神”的转化过程而已，并不是“逻辑”派生出“自然”，再产生“精神”。而是“逻辑”外化成“自然”，再复归于“精神”。

费尔巴哈在《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中指出：“斯宾诺莎是近代思辨哲学真正的创造者，谢林是它的复兴者，黑格尔是它的完成者。”思辨哲学的核心公式就是“世界=绝对（上帝）”宗教神学把“上帝”放到了世界的彼岸去，而康德已经证明这个“彼岸”是理性不能认识得到的。为此，谢林与黑格尔又将“上帝”迎回世界中来，用理性去论证和溶解上帝，使上帝世俗化、现实化以及人化，这与新教的倾向是相同的。

所以费尔巴哈说德国古典哲学或者说思辨哲学是一种颠倒了的宗教神学，一旦揭穿了这个秘密，古典哲学就要走向终结，变成推翻基督教封建专制的革命实践行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