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邑彭好古世家

为了进一步宣传第二届商丘家谱展暨归德府望族文献特展，根据《中国文化世家▪中州卷》等相关资料，整理出商丘境内的文化世家系列文章，陆续分享给大家，敬请期待：

古老的夏邑县，美丽的城湖之滨，有一个明理重教、世代忠良的大世家。这个家族户大人多，人才辈出，孕育了像彭好古、彭端吾、彭尧谕、彭尧泰、彭舜龄、彭淀、彭嘉问、彭家屏、彭树葵等杰出人物，“文苑循良、代著令誉”。

彭好古，祖籍江西庐陵，其先世大概看中了古城夏邑的湖光之美，遂迁居于此。彭好古的父亲名中美，是一位理学名儒，受家庭影响，彭好古弱冠之年就举于明嘉靖丁酉年 (1537) 乡试，后任直隶新城县令。赴任后，刻苦自勉，“理权衡如无事”。居数月，就将家小打发回原籍。并说:“这样费用太多，不乱收乱取无以维持，我实在不愿这样做。”足见其爱民自俭、廉洁自守的操行和品格。

当时，有人议论要效仿元代水田之法，檄文下发，新城境内白沟河水利可用。彭好古上书言:“毁掉人民的桑枣、禾黍既得利益，而去种植水稻，未必就能如想象的那样能丰收，其一不可行。春分时育稻种需水，而这时白沟河上的冰刚裂;入秋时，稻谷未成熟，而九河下流倒漾，将会淹没水田中尚未成熟收获的水稻，其二不可行。南北水旱田之间使用的农器工具不同，农事活动南北异习，让人民供养水稻农艺师，改换掉种旱田的工具，增大费用，使人民困窘，其三不可行。”这样经过彭好古力谏，这种不顾自然地理条件、违背客观规律、从主观出发而滋事扰民的决策被终止。后隆庆帝时，在新城地方改兴水田，养农艺师，使得“三辅骚然，民益思公功,”足见彭好古的先见之明和论断的科学性。

当时，新城民田与兴州兵田屯地疆界交错，百姓得地界利，“占籍颇赢”，而且有刁奸之人多占军田而故意隐瞒，朝要清除丈量，彭好古又“力持不可”。首先，他认为实际丈量起来比较麻烦，不仅国家增加不了多少课税，反而会使人民扰；其次，彭好古认为“藏富于民，即藏富于国也”，根本有丈量清查的必要。结果，招致“大吏”的忌恨。后张居正执政时，“大括民田，朋家作仇。新城父老慨叹，谓向非彭公此令不待今日矣。”这说明了一个真理：官爱民，则民敬官，官视民如子，民才会视官若父母；反之，为政者若贪狠如虎狼，百姓则视之若仇寇。为政者真正能赢得民心的永远不会是权谋而是品德，这几乎可以说是一种规律，永远有着值得借鉴的意义。

当时，新城有位缇帅，和当朝大学士徐阶友善，托朋友讽劝彭好古说:“你若通过我交结徐相公，可立即跻身台省。”彭好古谢绝说:“我听说徐相公贤明，我若这样不光明地被引荐,他一定会认为我是个不肖的赃官。”又可见彭好古刚正不阿的骨气。

彭好古官新城时，因没有给府推官侯某准备例金礼，因而，侯某向当时的巡抚张某进谗，又加上张某把与别人的恩怨迁怒于彭好古，遂调彭好古赴偏远穷僻的新安做知县。新城数千百姓赴吏部请留任。尚书杨公博说:“县令彭好古真是贤明啊!调则难为县令，留则难为巡抚。”遂改令陕西同官。同官，为输送边饷所过通道，田瘠而役烦，士习苦陋。彭好古至任后日劝农桑，课经义，教养并修。不仅从经济上，而且从精神和文化教育方面开发了这个边鄙之地。同时，彭好古到任后，还积极筑寨防边，铲除了以前“石州之乱，三秦震动”的被动局面，而且有效阻止虏骑对西安的军事威胁，进而定了中原和整个国家。

不久，那位直隶巡抚张某移节抚陕西。彭好古的同僚们都替他担心，为他捏把冷汗。而彭好古笑曰:“吾居吾官，尽吾职而已耳”。充分显示了他的坦荡与风度。不久，“果檄公察平凉、延安、巩昌、凤翔四府兵马钱粮，意以困公。”彭好古接任后夏出冬归，行程三千余里，登记款件、对答事项无丝毫差错。“张公大才之，悔向时不能知公。”

后不久，彭好古染疾不起。辞世时，人们检数其囊，只有奉银四两。“士民尽伤”，共伐木为棺，同僚赙助，始得归葬而那位张姓巡抚赙助最厚。李绒为彭作传云:“公清劲，屹然特立，遇事径行，务利民，不苟悦上官。卒能使忮者悔，非所谓诚能动物者耶?”这种褒扬和评价是不过分的。彭好古这些高尚的品格操守、崇高的精神风骨、言传身教地影响着其后世孙，或为循吏，或为诗家而不同俗流，并卓然成一大族。

彭好古共生八子。长子彭从吾，次子彭健吾，三子彭淑吾，四子彭征吾，五子彭行吾，六子彭端吾，七子彭七贤，八子彭八士。其中，彭健吾，万历癸未年(1583)进士， 任泾阳令，政如其父。彭端吾，即中书君，辛卯(1591)进士 ，继其父遗志，最为贤达，成为一代名臣鸿儒。彭七贤与彭端吾同举乙酉乡试(1585)，余皆茂才。

彭端吾，字元庄，号嵩螺。治《易》学，嘉靖乙酉年(1525)举中省魁，辛丑 (1541) 捷登南官。为官之始，被授予中书舍人职。后经过考核，政绩卓异，被选拔任山西道御史。入台班后，直言敢谏，数十次上书抗言时事。出入讽议,无所回避，权幸佞臣切齿而无可奈何，一时被时人视为“真御史’。

第二年，奉命按鹾两准。当时，国家盐业，纲纪毁坏，商务凋敝。彭端吾赴任后，宽恤商者，招徕商客，疏理有关政策，废除不合理的禁令。抓住关键问题，有效解决，很快使盐业交易融通无滞。又下令严杜私贩，重用和委任廉洁之士，时使那些攀附权要以求仕进和牟取暴利的市魁墨吏绝迹于两淮。除了解决物质经济上的问题外，彭端吾又加意于当地的人文教育，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扩辟讲堂，增建学舍，“使弦调之声相闻”。并说:“国家屯积经营盐务，是用商业促进和辅助农业发展，因末敦本。士得不到教育与农业被困弊一样，对国家的富强和发展是不利的。怎能说教育世人遵循正义之道，通情达理，不是为国家积累创造财富?”足见其贤明和睿智。这种重视人才，科教先行的超前的知识经济意识，不仅在当时即使今天也应该使许多愚蠢粗鄙、鼠目寸光的官员汗颜和考耻。

不久，又奉命视漕。当时正值总漕大臣谢权柄，条纲久驰，而积压的文书很多，工作量很大，时间很紧迫。彭端吾乘单舸出没于惊涛骇浪之中，手挥鞭算，日夜驱驰监督，运道始通。所过舟船，仅饮水而已。漕运事竣通后，又立马驱车守蜀。当时，正是剑南用兵之际，是安抚还是剿灭正等待着决策。当时，敌情叵测，旁议者多悯吓之论，彭端吾奋然曰:“这就像养毒疮一样，不攻以药石，毒就会越来越深，日后还怎么治疗呢?”于是向朝廷请命，并推荐大中丞吴用先，大将军刘诞二人为统帅。一时威灵煊赫，彻于徼外。出奇兵，用奇计，一举获胜。结果，初时那些“啧啧以为非便者，服其虑之远也。”充分展示了彭端吾知人善任，“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指挥若定的雄才大略。班师还朝后，论其功应擢升京卿，以酬勋劳。这时，那些先前被彭端吾所接击而嫉恨他的权要们“无不修隙”，故外补参知。不久，因事被贬谪回籍。

明光宗即位后，感念彭端吾旧功，诏请回京。宣使官到他家时，彭端吾正在田间。入京授光禄丞，进太常寺少卿，又擢纳言。“一岁之中，凡经三迁”，以补偿他以前没有得到的恩遇。彭端吾这时因 “老成雕谢，规言矩行，动成风范....莫不洒然慕异之。”后以微疾引退归里，“倾都祖帐，观者塞衢，且费且惜。”又可见当时人们对他的爱戴和敬仰。一年后病卒被称为“高朗令终。”

彭端吾相貌颀然玉立，气宇轩昂，声如洪钟。“虽逸气喷，肝胆洞尽，而必依于忠厚”。至于其怜才嗜善，视贤豪若饥渴，慰荐游扬，惟恐不及。被誉为“郑当时，孔北海不为过也”。历官三十年，家无余藏，“顾好行其惠，施及州间”。无论是族党，还是远亲近邻，都交口尊称他为“天下长者”。

其平生著述有《两台谏草》、《盐志》、《漕志》、《平全书》行世。其中，《盐志》、《漕志》，《平裸全书》皆其平生实录。董其昌撰其墓表云:“今中外事势所共言难者，有如鹾事、漕事及处置西南夷事者哉!若然，安得不彭公之思。”足见彭端吾确实是一位文武双全、儒雅风流的栋梁之才。

彭尧谕，字幼邻，一字君宜，别号西园。彭端吾长子。天赋聪异，一目十行，下笔千言立就。幼年即受到良好的教育，熟读《左传》、《国语》，秦汉书简及诸子百家文无不融会贯通。尤其长于作诗。“绝学中州，博雅无两”。不屑于八股科举，因而数困科场，仕途很不顺利。光宗朝，应诏入对，大廷抗揖，掊击权奸，于公卿间高谈雄辩，“都人士翁然服之”。后任南康通判。南康地处长江下游，山水奇胜，有白鹿洞旧迹，为前辈理学先生讲学处，彭尧谕到任后，即“昭明往绪，接引后贤”。大兴教化之风。更赏探奇览胜，托情于山水，诗文境界也因此更加高奇。

时明末天下大乱之际，征兵增饷，寓内骚然。有督饷大移转檄文至南康郡，彭尧谕告之民穷财尽，应矜恤人民，以保留江西这块土地。言辞切直，遭到忌恨，彭尧谕遂拂衣归田归里六年后，于家中寿终正寝。

彭尧谕倜傥有大略，但蹇于时数，困顿平生，才无所施，也正因如此。这种不平之气，寓寄于其诗作中，独有风骨，其文学创作成就也以诗为最高。其诗受“前、后七子”影响，求复古，“以少陵为宗”，深得杜甫沉郁顿挫、抒写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据传，万历中彭尧谕游于京师，席上遇主张“性说”的竟陵派代表钟惺，当时宾客很多，没有互相介绍。席二人偶谈诗不合，彭尧谕挥老拳击打钟惺，当钟惺知道是“西园公子彭尧谕”时，“敛容谢之”。足见彭尧谕为人的率真与对理想的执着。

彭尧谕一生勤奋写作，作品数量甚丰。所著有 《百一诗》、《舞勺篇》、《沧州集》、《黍丘集》、《出山诗》、《归田诗》、《广山诗》、《经济录》、《韵事录》等。今国家图书馆藏有他的《西园前稿》若干卷和《西园续稿》20 卷。著名诗人李维桢选有他的《四家评唱黍丘集》12 卷，南国子监祭酒侯恪还摘选有他的《黍丘文集》3 卷、《诗集》6卷，在明末广为流传。清初时著名文学家侯方域又选刻其《西园诗集》，可见，他在明末清初诗坛上是一位颇有影响的诗人。

彭舜龄，号容园，别字几城、孝先。彭尧谕之侄。自幼聪颖有异姿。读书识大体，所交必当世正人君子。明末以来，随着时局纷乱，一些气节之士，集结文社，品评人物，议论时政，蔚然成风，表达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爱国之情，忧国之思。如先后出现的比较有影响的东林党、复社、雪园等。在这种时代环境感召下，彭舜龄继承家学遗风与商丘侯方域有肺腑交，二人常登床谈人品邪正，“倚伏源流,得其宗体”。常以文章气节相砥砺。

崇祯十二年，(1639) 彭舜龄入贡太学，“其雍课皆名论硕”。当时周凤翔以善识人自负，对彭舜龄“以国士器之”。清世祖顺治六年 (1649) 中进士。仕嘉兴府推官，“省刑慎狱，荡佚简易”，使经过战乱之劫的人民“熙然有更生之乐”。任职期间，彭舜龄更勤于作士，崇先正，黜浮靡，刊刻《携李文集》范本和教材，“其文教与灯严先生继美焉。”一时教育出很多名士英才，如严勋、查培继、胡文学、吴甫及等皆出其门。其政绩多次为上级考评赞赏，将要内召升迁时，丁父忧服除后，补登州推官。登州地处山东古齐地，民俗强悍好讼，疑狱难案很多。彭舜龄到任后，明断善析，人莫敢欺，审献数起大狱案，伸冤理滞，多所平反，以求明允，刁风顿息。后又平息了于七领导的反清起义。兵燹后，民不聊生，彭舜龄又为百姓肃清受于七株连的无辜者，蠲赋赈贫，抚循备至，被海滨人民视为慈父母。不久病终。

彭舜龄一生熟读《礼》，精于理学。“居恒持论，以为品行经济必以文章声气为权舆，故倡率同学朝夕讨论不倦，至今里中明经修行之士得力于舜龄居多，......是所谓体用兼备，婚然不滓者也。”(《夏邑县志》)

彭淀，字定夫，号蔚村。彭舜龄之子。生而聪慧，读书学习智商超出一般人，彭舜龄非常钟爱他，常摸着他的脑袋说:“此吾家千里驹也。”当时，世风崇尚侈靡，世禄之家多以声伎裘马相攀逐。彭淀对这种习气独屏绝不事，刻苦攻读，努力程度甚至非一般寒士所能及，足见其志向和毅力。受业于豫东名儒魏祺敏先生之门。十六岁补博士弟子员，不久食饩学官。“性好结纳而恶比匪，所交皆一时名士。”如梁园侯方域、太丘练贞吉及同邑的崔抡奇、李可秩等，皆极辞扬厉，以为王谢风流复现。

彭舜龄仕登州时，平定于七之变。核筹军食、督励战守实得力于彭淀在署中的运筹谋划。后舜龄因军务之事，焦思劳苦成疾，独彭淀在其旁煎汤熬药服侍。舜龄卒于任上后，又是年轻的彭淀数千里扶榇归。至家时彭淀因操劳和悲哀，“黝面柴立，几至灭性”。父亲死后，彭淀事母极孝，待兄弟极诚，“兄弟亦无有忤之者”。他独立支撑门户，“恐堕家声，周旋于患难奔走间”，处理事务无丝毫差错。不过也因而荒废了科举应试之业，“而以明经老”。

彭淀素有智略，精于国家典礼掌故，而且悉知时政源流。凡邑中有大事，人不能决者，彭淀必能折衷处理，无不片言立解。“人皆以公辅器之，惜不遇也。”彭淀生长于世族之家，性慷慨，轻财乐义，不事置家业，因而贫若寒素。善饮，每与人晤聚，抵掌时事，议论古今上下，谈笑风生，惊论迭出，妙语如珠，“识与不识无不愿闻其咳唾”，观其豪迈放达之情性“有刊稿行世，世宝爱之”。平生不刻意为诗，偶间一作，饶有奇气。有《老僧叹》诗，可见其文采之一斑。

清乾隆年间江西布政使彭家屏书“百花洲

彭家屏，字乐君，号青原。彭舜龄孙，彭溶子，少苦学务实修，慷慨有大节。康熙丁酉年进士。(1717)历任郎曹等职，擢升御史，位直敢言。出守保定，观察清河，转长芦，升楚南按察。所到之处，皆有良好政声。任江西藩司任最久，政绩也最卓著。清代著名的戏曲家、文学家，号称“江右三大家”之一的蒋士铨作《乐府九章》长诗盛赞其宽政、务实、爱民的良吏之风。(详见《夏邑县志》)

退休家居后，建祠修谱，赡族恤邻，忠君爱民之性，老而弥笃。遇事关蒙蔽，终思上达。乾隆二十二年，(1757) 商丘到永城一带，洪涝之灾严重，而方吏欺下蒙上，使人民饱受饥荒之苦。适逢皇帝南巡，彭家屏不顾安危，迎跸陈诉，为民请命，备述了灾情和地方官吏危害人民的罪恶。乾隆帝为此专作五言古诗云:“巡省臣观游，民瘼咎处处。春月往南时，旧臣毕觐御。家屏实豫人，问以稼墙故。奏称数载涝，蠲赈皆未遇。是时彼方伯，(图尔丙阿) 迎銮正随路。同宣近前席，详告听民瘼。州县或欺尔，尔莫欺黎庶。黎庶且勿欺，当前可回护。掣彼细往勘，改过要应速。”“然时忌忤触，祸机伏矣”。第二年，“仇者以他人抄录吴三桂檄文”将彭家屏罗织案内，没家逮问，冤死狱中，时人莫敢吊。只有项城王广文抚官，是公认的刚正之士，“谒选京邸，奋往哭之，且戟手午门，斥谗奸不绝口.....天下义之。”这件骇人听闻的文字狱，使彭家屏因赈蒙冤。直到一百多年后，才由其裔孙彭麟昌奏请当时的民国政府平反昭雪。当时财政部批文云:“.....先畴俱在，往事难诬，盖有往复平陂之理存焉。”并于民国八年秋，宣付国史馆为其立传，建立专祠。当时夏邑县长撰楹联云:“血泊洒哀鸿，呈郑侠图，赐邓鹭缳，三字狱成，河带恨声流万里；肉袒呼张凤，讼皇甫冤，颁越石祭，一家哭罢，天隆庙食报千秋。”并跋叙了彭家屏这次蒙冤的经过。(详见《夏邑县志》)

彭家屏生平著作有《栗山世祀世系考》、《左传经世钞》等。

彭树葵，字觐之，号水南。彭嘉问三子。性敏笃，务实学，敦力行，老成持重，气宇不凡。16 岁人邑痒，雍正壬子年举于乡。（1732）乾隆丙辰登进士。（1736）改庶常，授编修职。

时乾隆帝登基不久，年纪尚轻。彭树葵仿效唐魏征《十思疏》撰写《十箴》献上，认为“天下之大，系于人主之一心而其要在思也....静而存之在戒惧，动而察之在慎独。”因此彭树葵大蒙嘉赏，自是历擢显秩，荐至都察院副宪。次年授仓场侍郎。第三年，改任湖北巡抚。后又调仓场，官至礼部左传郎。辞官后仍受到优厚的恩遇。

彭树葵一生，为官时间长，历任显要，政绩卓著。任仓场最久，“粮食是国家的命脉”，他在这个领域内为国家的经济发展、粮食政策的正常运作和当时国家的稳定做出了极大贡献。并尝摄督篆，无论怎样政烦任重，总能勤敏有加，文书簿籍多亲出其手，“幕僚袖手而已。”平常，“致惠济民，廉以励节省廉俸以裕公益。”服食俭朴，不异寒素，“所至未尝名一钱”。离任时，行李萧然，两袖清风，尝作《遇雨》诗云:“尽洗尘双眼豁，生憎琴鹤一肩多。”记述了他去官时的真实情况这种作风与其先祖彭好古以身殉职时“只有俸银四两”的品一样高洁，一脉相承，体现了这个家族“世有令德”的优良传统，实堪后人仰慕。

解官归养后，彭树葵侍父母晨昏十数年，克尽孝道。与兄弟宴乐友爱不异童时，子舍亦欢洽备至。乾隆帝南巡，过夏邑，树葵迎跸，“天颜霭霁，赐“椿庭莱舞’匾额，当世荣之”。之外，常闭门却扫，手握书卷，咿唔不绝于口。自校雠所为诗文集外，更辑录《中州诗选》、《喻言集古》二书若卷。著有《水南诗稿》。

夏邑彭好古家族，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传统世家。她守着宋明以来的理学教化思想，忠君爱民，奉儒守官，廉洁自奉，孝梯传家，诗礼相承，具有着某种普遍性；同时，它又将这些视为一种家族精神，并演化成一种“家风”，代代相传造就出不少有成就者，成为他们各自那个时代的“脊梁”和“良心”，因而，它又有着其特殊性。二者结合构成了整个华夏文明中最核心、最具有价值和生命力的合理内核，使她繁衍生息数十年，历尽浩劫而不衰。

主要参考文献

韩世勋、黎德芬:《民国夏邑县志》，1920年刊本。

李敏修:《中州先哲传》，民国泾川图书馆校刊本。

《中州艺文录》，民国间刊本。

(本文摘录《中州文化世家》，作者系商丘师范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