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有什么大战争

卢沟桥事变：

1937年7月7日夜，驻丰台日军在卢沟桥以北地区举行以攻取卢沟桥为假想目标的军事演习；11时，日军诡称演习时一士兵离队失踪，要求进城搜查。遭到中国驻军拒绝后，日军迅即包围宛平县城。

7月8日凌晨2时，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为防止事态扩大，与日方商定，双方派员前往调查；凌晨4时50分，日军向宛平县城发起攻击，强占宛平东北沙岗，打响攻城第一枪；同一天内，日军连续进攻宛平城三次，均遭中国守军英勇抵抗；北平当局令驻军坚守卢沟桥，国民政府外交部向日本大使提出口头抗议。

7月11日起，日军以大炮轰击宛平城及其附近一带，战事由此扩大到八宝山、长辛店、廊坊、杨村等处，日军出动飞机在各处侦察扫射，战事时断时续。

7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在庐山发表的“最后关头”演说和《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指出“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惟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

7月28日，日军向驻守在北平四郊的南苑、北苑、西苑的中国第29军发起猛烈攻击，经过5个多小时的战斗，中国守军伤亡2000余人，北平沦陷。

8月31日，日本参谋本部为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在中国驻屯军基础上组建华北方面军。寺内寿一任司令官，冈部直三郎为参谋长。司令部设北平。

淞沪会战：

1937年8月9日下午，发生“上海虹桥机场事件”：日本驻上海丰田纱厂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和一等水兵斋藤要藏身着戎装，驾驶军用小汽车沿虹桥路由东向西急驶，要强行进入虹桥机场，被守卫机场的中国宪兵制止。

8月11日下午，上海市政府、上海警备司令部、日本驻沪领事馆、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四方在市府开会谈判。日方代表冈本季正蛮横地提出包括中方撤退上海保安部队，撤除所有防御工事等无理要求，遭中方代表俞鸿钧严辞拒绝。

8月13日，日军遂以虹桥机场事件为借口发动了侵略战争，大举进攻上海。

8月14日，中国政府发表《国民政府自卫抗战声明书》，明确表示了“抵抗暴力，抗战自卫”的立场和决心。同时，军委会命令京沪警备部队改编为第九集团军，张治中任总司令，担负反击虹口及杨树浦之敌的任务；苏浙边区部队改编为第八集团军，张发奎任总司令，守备杭州湾北岸，并扫荡浦东之敌。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

9月11日，日军大本营组建上海派遣军，松井石根任司令官。

10月29日，日军大本营组建华中方面军，松井石根担任司令官，将上海派遣军和新从日本本土调来的刚刚编成的第10军纳入其战斗序列，共计9个师团。

11月5日拂晓，日本新组建第10军在柳川平助指挥下，由舰队护送在杭州湾金山卫附近之漕泾镇、全公亭、金丝娘桥等处突然登陆，包抄淞沪中国军队防线。

11月8日晚，国军进行全面撤退，所有部队撤出上海战斗，分两路退向南京、苏州——嘉兴以西地区。由于命令仓促，指挥失控，大撤退结果演变成全面大溃退。

11月11日，日军进至苏州河岸，南市及浦东我担任掩护任务的部队奉令撤出阵地。当日，上海市长俞鸿钧发表告市民书，沉痛宣告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沦陷。

会战中双方共有约100万军队投入战斗，战役持续了三个月，日军投入9个师团22万人，伤亡9万余人；中国军队投入73个师70余万人，伤亡25万余人。淞沪会战使日军被迫转移战略主攻方向，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

太原会战：

1937年9月4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决定香月清司的第1军进攻保定，同时令位于宣化一带的板垣征四郎之第5师团西进至蔚县，以策应其第1军进攻保定。第5师团进入到蔚县、广灵的前后，沿平绥线进攻的关东军“蒙疆兵团”，在9月13日占领了大同，17日占领了大同西南的尚希庄和大同以北的丰镇；沿平汉路进攻的香月清司第1军于9月19日攻占了定兴。 9月25日至10月2日，关东军“蒙疆兵团”突破内长城防线。

9月25日，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为了配合第二战区的友军作战，阻挡日军攻势，由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指挥，充分发挥近战和山地战的特长，首次集中较大兵力对日军进行的一次成功伏击战，在平型关取得首战大捷。

10月1日，日本首相召开有外相、陆相和海相参加的四相会议，决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纲要规定行使武力的主要地区在河北、察哈尔两省和上海方面，还没有进攻太原的企图。但是华北方面军对上述纲要有不同的看法，作出了《关于收拾事变策略的意见》。关东军制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的具体方针纲要》，日军统帅部同意了华北方面军和关东军的意见，令华北方面军以一部兵力在山西省北部作战占领太原；令关东军以一部入列华北方面军指挥下，并为以上作战提供方便。

10月10日，日军攻陷石家庄后，以一部继续沿平汉线南侵，而以主力第20师等部沿正太线西进，企图迂回忻口、太原侧后，配合其在忻口正面进攻的部队夺取太原，娘子关地区的局势遂告紧张。

10月12日，第二战区令第7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率部开赴忻口一带，协助中央集团军卫立煌部作战。

10月26日，娘子关失陷，守军全线撤退。

10月30日，日军占领阳泉、平定后沿正太路及其南侧大道向太原、榆次继续进犯。晋东战局急转直下。

10月31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决定忻口地区守军全线后撤。

11月8日，太原陷落。会战历时1个多月，日军参战总兵力约合4个半师团共14万人，伤亡2万余人。中国军队参战总兵力6个集团军约28万人，伤亡10万人以上。国军在华北战场的正规战争宣告基本结束。

南京保卫战：

1937年12月1日，日军大本营下达“大陆第8号令”，命令华中方面军与海军协同，兵分三路，攻占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为首都卫戍部队司令长官，部署南京保卫战。

12月8日，日军占领了南京的所有外围阵地，形成了对南京的三面包围，

12月9日，松井石根向南京城内空投了＂投降劝告书“，但中国军队没有理会日军的”投降劝告书“，12月10日，日军对南京发动总攻。3天激战中日军伤亡人数多达7200余人（死2600人，负伤4600人），仍没有能够突入南京城内。

12月12日，唐生智奉蒋介石命令，下达守军撤退令。守军各部因撤退失序，多数滞留城内，被日军大量屠杀，损失惨重。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国方面军人约5万余人，包括平民估计超过30万人丧生。

徐州会战：

1938年1月，日军为打通了津浦线，扩大占领区，由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指挥，共计8个师团又3个旅团、2个支队约24万人，分兵南、北夹击徐州。中国方面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64个师又3个旅约60万人，展开激烈抵抗。

4月3日，第五战区发起全线反攻，激战4天，歼灭日军濑谷支队大部、坂本支队一部共1万余人，取得台儿庄大捷，其余日军残部向峄城、枣庄撤退。随即改以部分兵力在正面牵制，主力向西迂回，从侧后包围徐州，歼灭第五战区主力。

5月15日，中国统帅部决定放弃徐州。5月19日，徐州陷落。日军沿陇海铁路西进，于6月6日占领开封。

6月9日，为阻止日军西进，在花园口附近炸开黄河大堤，日军被迫向黄泛区以东地区撤退，会战结束。国军的防御作战和主动转移为此后的武汉保卫战赢得了时间。

武汉会战：

1938年6月15日，日本御前会议正式决定实施攻占武汉的作战。以冈村宁次指挥侵华日军第十一军5个半师团沿长江两岸主攻武汉；东久迩宫稔彦王指挥第2军4个半师团沿大别山北麓助攻武汉。最终共调集14个师团、120余艘舰艇、300余架飞机，计25万人参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新编第9战区。同时决定以第5、第9两个战区所属部队保卫武汉，总计14个集团军、50个军，129个师、30余艘舰艇、约200多架飞机、总兵力近100万人。

10月11晚，日军在广州大亚湾登陆成功，于21日下午占领广州，粤汉铁路被切断。

为吸取南京保卫战教训，不做孤城困守，10月25日国军弃守武汉。日军26日占领武昌、汉口。27日，占领汉阳，武汉保卫战至此结束。

武汉会战历时4个半月，以国军主动撤出武汉而告结束。日军占领了武汉三镇，并控制了中国的腹心地区，取得了胜利。但日本并未能实现其战略企图。日本大本营认为“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能支配中国”，而中国政府既未因武汉、广州的失守而屈服，侵华战争也未因日军占领武汉、广州而结束。

中国政府在武汉失守后声明说：“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国抗战之决心”，“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表示将“更哀戚、更坚忍、更踏实、更刻苦、更猛勇奋进”，戮力于全面、持久的抗战。武汉会战，不仅使日军又遭到一次战略性的失败，而且成为日本由战略进攻走向战略保守的转折点。

随枣会战：

1939年5月1日，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为解除国军对平汉线交通的威胁，以第三、十三、第十六师团和骑兵第二、第四旅团等，向随县、枣阳地区进攻。为牵制和阻击日军进攻，中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所属部队编为左、右两个集团军和江防守军进行防御，并实行反击。

5月23日，第五战区部队先后收复枣阳、随县。日军退回钟祥、应山，恢复战前态势，会战宣告结束。国民党军队击毙敌军1.3万人，第五战区也付出了较大的牺牲，日军未能达到预定的战略目标。

南昌会战：

1939年3月17日，日军为牵制中国军队对武汉的反攻，开始发动南昌会战，日军第11军司令冈村宁次中将指挥3个师团在短期内击败了罗卓英指挥的第九战区右翼30个师。

3月27日日军占领南昌，4月21日中国军队开始反攻南昌。

5月9日，统帅部下令终止反攻南昌，战争共持续54天。

1939年9月，德国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第一次长沙会战

1939年9月，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集中10万余人，由赣北、鄂南、湘北分途进犯长沙，企图在最短期间内将中国第九战区主力歼灭。第九战区与日军对峙于洞庭湖东北岸、新墙河北岸、通城、武宁、奉新东南，以及锦江两岸，对当面日军“不断采取游击及反击行动” 。

9月29日，日军第11集团军见主力方面不断遭到伏击、侧击和夹击，赣北方面处境不妙，意识到态势日益不利，遂下令撤退。

10月15日，中国军队逐步恢复原阵地。

第一次长沙会战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以武力迫使日军回到战前原态势的一次战役，据薛岳称：“第一次长沙会战国军伤亡约在59000人以上”。

昆仑关战役：

11月15日，日军为截断中国西南国际运输线，威慑云贵，动摇抗战大后方，达到其“逼和”的目的，派出约五六万兵力，于11月24日进占南宁。随后于12月4日占领战略要地昆仑关。

12月16日，桂林行营下达反攻南宁的作战命令，将桂南兵力分为东、西、北三路军，并于12月18日拂晓发起反攻。

1940年2月24日，以杜聿明第五军为主力攻克昆仑关，歼灭日军精锐第五师团8100余人，是国军正面战场自武汉失守以来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

战役迫使日军改变对广东的作战计划，不得不从华北、华中战场中抽调兵力加强华南战场，兵力被进一步分散，造成日军在战略上的部分被动。使国际交通线得到维持，减轻了东南亚各国的政治和军事压力。

1940年3月30日，南京举行所谓“国民政府”还都仪式，正式成立傀儡政权，汪精卫担任该政权的“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院长。

枣宜会战：

1940年5月，日军为控制长江交通、切断通往重庆运输线，发动了枣宜会战。日军驻武汉的第11军48个大队近11万人，对中国第五战区部队发动进攻，是武汉会战以来日军在正面战场所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

6月17日下午，日军重新占领宜昌，枣宜会战就此结束。在会战中，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殉国。

百团大战：

1940年8月，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大规模进攻和反“扫荡”的战役，参战兵力达105个团，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八路军伤亡1.7万人，中毒2万余人；日伪军力损失达到50880余人。

8月20日至9月10日为第一阶段，中心任务是摧毁正太路交通。

9月22日至10月上旬为第二阶段，主要任务是继续破坏日军的交通线，并摧毁日军深入抗日根据地的主要据点。

10月上旬到1941年1月24日为第三阶段，主要任务是反击日军的报复性“扫荡”。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

上高会战：

百团大战后，为恢复华北的治安，日本中国派遣军计划从华中抽调第13军17军团、第11军33军团增援华北方面军。第33师团原驻赣北一带，一旦调走后南昌地区将只有一个第34师团防守。第34师团长大贺茂向第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建议，乘33师团尚未北调之际，发动对南昌周围罗卓英等部的进攻，以减轻他将来守城的压力。

1941年3月14日，会战发起，因两个师团严重不配合导致日军34师团扎进4个中国军的合围圈。

3月29日，战场实际指挥官罗卓英在电报中汇报的战果为：毙伤日军少将步兵指挥官长岩永汪、大佐联队长浜田以下1.5万余人，自身伤亡2万余人。被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称为“抗战以来最精彩的一战”。

中条山战役（又称晋南会战）：

1941年5月，日军为消灭黄河以南的中国军队主力，窥视豫北，集结十余万兵力，采取两翼钳击、中间突破战术，向据守在中条山内的25万国民政府军发起大规模进攻。中国军队在中条山地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但最终未能守住阵地。

5月8日，日军突破正面阵地，垣曲失陷，国民政府军被分为东西两部分。

5月12日，日军占领黄河各主要渡口，完成对守军的四面包围。

5月27日，平陆、垣曲、高平等地区全部失陷，中条山地区被日军完全占领，国军被迫退出，其中大部分兵力退往黄河以南，突围的进入吕梁、太岳及太行山区，少数转入敌后。

这一战役的失败失去了其在华北的最大一块抗日前哨阵地，国军在此役中损失惨重，牺牲和被俘人数达7.7万人，蒋介石将此次失败称为“抗战史中最大的耻辱”。

第二次长沙会战：

1941年4月，原陆军部次官阿南惟几中将接替园部和一郎就任日军第11集团军司令官。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

9月7日，日军第6师团为掩护其第11集团军主力于岳阳、临湘地区集结，向中国守军第4军大云山阵地攻击。

9月20日，日军第3、第4、第6师团强渡汨罗江，并将正面逐次向东移动，企图包围汨罗江南岸中国守军的右翼。

9月27日下午，日军早渊支队一部自长沙城的东北角冲入，经连日作战，粮弹损耗很大，战线过长，后勤保障困难，日军统帅部“要求作战尽快结束”，于10月1日开始撤退。

10月2日，军事委员会在得知日军退却的情报后，命令第9战区立即开始追击。

10月6日，第9战区追击部队渡过汨罗江，8日越新墙河，日军退守原阵地，中国军队恢复原阵地。

第二次长沙会战由于指挥失误，导致长沙株洲一度失守，但日军战略企图没有达成，加深了日本内政外交危机，导致近卫内阁垮台。

同时，为配合第二次长沙会战，9月20日，军事委员会令第3、第5、第6战区各以有力一部出击，策应第9战区作战，其中第6战区所属部队乘敌空虚猛攻宜昌，是1941年正面战场的一次主动发动的进攻战役，歼灭日军近7000人。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第三次长沙会战：

1941年12月10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根据大本营12月10日的“大陆命”第57号命令，向侵华日军下达了“总作命”甲第320号命令，日军第11集团军向汨水一线进攻。

1942年1月1日凌晨，日军第3师团开始向长沙东南郊阵地攻击。处于外围的中国军队则隐蔽地从三面向长沙推进。

1月3日，在攻击长沙不逞，背后又出现包围的情况下，阿南惟几被迫下达了“反转”命令。日军于4日晚乘夜色脱离战场，由长沙城外分别向东山、朗梨市撤退。

1月12日，日军退过汨罗江北岸，第9战区各追击部队跟踪追至汨罗江南岸，并以一部渡过汨罗江向长乐街以北进行超越追击。

1月15日，日军退过新墙河，固守原阵地，第9战区所部，一面扫荡新墙河以南残敌，一面向新墙河以北进击。至16日，恢复会战前原态势。

这一次会战是中国军队在日军突袭珍珠港后在中国战场上的第一次攻势，根据第九战区的报告称，日军死亡3.39万余人，重伤2.3万余人，轻伤逃回者无以数计。战后日军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被调任他职。会战成果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称赞，使得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迫使美英等国自动放弃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国取得的各种治外法权。

滇缅路作战

1942年2月16日，仰光危急，应英方请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中国远征军第1路副司令长官杜聿明（后由司令长官罗卓英和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指挥）率领第5、第6、第66军共10个师10万余人入缅援英作战。

4月19日，在新38师师长孙立人、副师长齐学启和113团团长刘放吾的带领下收复仁安羌油田，解救了英军7000多人和被日军俘虏的英缅军官兵、美国传教士和新闻记者等500多人，接着掩护英缅第1师和英军第7装甲旅向北撤退。英国官方将英军在仁安羌脱险称为“亚洲的敦刻尔克奇迹”，并将4月20日定为“光复仁安羌解救英军日”。

4月28日，日军攻占腊戍，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日军立即派遣快速部队包抄曼德勒。

4月30日，史迪威、罗卓英率长官部撤退。

5月8日，日军攻占密支那，将中国远征军主力的回国退路完全切断。

5月23日，远征军长官部抵达印度英帕尔。

5月26日晚，在缅北茅邦村200师师长戴安澜因伤重殉国。第200师官兵由师步兵指挥官郑庭笈率领，扶棺向云南继续前进，于6月17日抵达腾冲附近。

第一次缅甸战役中，中国远征军伤亡总数达6.1万人。

鄂西会战

1943年夏季，日本第11军用各个击破的战术重创中国军队第6战区第29、第10集团军和江防军，将掠获的大批船只下行。第6战区以10个军的兵力抗击日军约5个师团兵力的进攻。

6月中旬，日军11军鉴于打退宜都附近追击中国军队的目的已经达到，开始北返。第6战区部队收复所有一度被日军侵占的地方，双方恢复会战开始前的态势，会战结束，日军沿长江向上游进攻的计划失败。

缅北反攻战役（滇西战役）

1943年10月24日，中国驻印军主力新38师和新22师，越过那加山脉向胡康河谷发起三路进攻。

1944年元旦，中印公路通车至新平洋，史迪威将指挥部也推进到新平洋。

1943年冬，陈诚因病辞职，卫立煌接任远征军司令。

1944年春，中国驻印军已推进至孟拱河谷。

1944年4月，我驻印军新编第22师和新编第38师占领孟关，消灭日军第18师团的主力。

1944年6月，中国驻印军攻占孟拱城。8月6日，中美联合军进入密支那市区。

常德会战（又称湘北战役）：

日军为策应太平洋战场和印缅作战，牵制中国军队由四川、湘南调滇、印，并掠夺粮食，日军第11军按照总部的命令，拟订了进攻常德的作战计划。

1943年11月1日，日军五个师团兵分三路全线出击。最终日军虽占领常德，但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余程万师长率第57师在常德逐屋逐巷，艰苦抵抗。于12月5日，率残部200人突围，最后仅剩83人。

日军发动常德会战时，原预定“作战目的一经完成即恢复原态势”，12月9日，军事委员会即令第六战区及第九战区：“常德之敌已动摇退却，仰捕捉好机截击猛追，以收歼敌之效”。

12月13日，第六战区各部队接到追击命令后，发现日军停止于澧水之线不再撤退，转为守势，于是向日军发起进攻，但在日军抗击和反击下无大进展，双方暂时形成对峙。

此战中国军队伤亡5万余人，第五十七师“虎贲”之师几近全军覆没。

豫湘桂战役：

1944年2月，日军华北方面军按照大本营的《一号作战纲要》，开始研究制定打通大陆纵贯平汉铁路南部沿线地区的计划，即豫中会战计划。

4月初，日军先后抽调东北及华北地区兵力，共约4个师、4个独立旅、1个坦克师及1个骑兵团，总计约15万人，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同时日军另以第11集团军独立第11步兵旅由信阳北犯，从南北沿平汉线对进，分路向豫中进攻。

5月25日，洛阳古城沦陷，豫中会战结束。同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将设在南京的前进指挥所推进到汉口，开始了战役主要阶段的湘桂作战。日军第11集团军司令官横山勇指挥8个师、1个飞行团和海军一部，共20余万人，以攻占湘桂铁路为目标，向长沙、衡阳地区进攻。

6月18日，经过第四次长沙会战，长沙陷落。

8月4日，日军第11集团军集中4个师攻击衡阳。8月8日衡阳陷落，长衡会战结束。整个长衡会战中将第九战区彻底击溃，使其至战争结束都再无反击能力。

8月29日，日军为准备进占广西桂林、柳州，以第11集团军6个师又1个旅由衡阳沿铁路向湘桂边界推进。

11月11日，桂林陷落，柳州失守。

11月24日，日军攻占南宁。

11月28日，日军南方军第21师一部从越南突入中国，向广西绥渌进攻。至此，从中国东北直至越南河内的大陆交通线，终于被日本侵略者打通，国军溃退入贵州。

豫湘桂战役的大溃退是抗战以来国军正面战场的第二次大溃退，短短的8个月中损失兵力五六十万，丧失了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大部和贵州一部，丢掉了洛阳、长沙、福州、桂林4个城市和郑州、许昌、宝庆、柳州、温州等146个中小城市，衡阳、零陵、宝庆、桂林、柳州、丹竹、南宁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