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昆 |“和”而“不同”：新闻与历史关系之再省思

作者简介

张昆

张昆教授 ，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特聘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新闻传播学组成员、教育部新闻传播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评审专家、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编委会主任。曾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武汉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入选第二批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1999年）、国家文化名家及4个一批人才、第三批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2017）。研究：新闻传播史、政治传播、高等教育。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课题二十多项。代表性著作有：《传播观念的历史考察》《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国家形象传播》《三思新闻教育》等。发表论文、研究报告260余篇。曾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奖及湖北省社会科学成果奖多项。

[摘 要]由于新闻与历史都是“实学”，故存在“今日新闻是明日的历史”一说。然而，在新闻实践中，新闻的价值并非作为历史资料归档，而是让“受众获益”。新闻学与历史学分属不同学科，二者有不尽相同的事实基础，新闻的本质是信息，历史的本质是史实的真实，二者对时效的要求也不同。虽然新闻学继承了史家精神的衣钵，但是在新闻观念和新闻体制层面依旧有其特定的规范和要求。尤其在新媒介环境中，由大众书写的新闻与由史家书写的历史已经相去甚远，全球文化的碰撞更让史家传统面临巨大的挑战。“今日新闻是明日的历史”是对新闻与历史关系的大而化之，抹杀了二者的具体差异，难以实现新闻对历史的负责。唯有深入辨析二者关系，才能使新闻在新时代走得更稳，走得更远。

关键词

新闻与历史；信息；媒介；价值判断；学科差异

正文

一、问题的提出

“今日新闻是明日的历史”指导我们用历史的眼光和史家精神去发掘新闻，报道事实。但这与新闻的本质属性并不一致。“新闻的本质是信息”，现实而非史实，驱动了新闻的传播。从本质上讲，“新闻是新近变动事实的信息”；从形式上讲，“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可见，新闻信息的价值是“通过媒介释放的”，信息与媒介一起创造了新闻，即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信息”、尼尔·波兹曼所指的“媒介即隐喻”。对于新闻而言，其价值由媒介与信息共同生产。反之，如果我们用历史去指导新闻报道，那么不仅新闻的时效性不能保证，而且新闻报道只能非此即彼，不存在反转新闻、新闻斗争，更不会出现自媒体新闻滥觞的局面。但这又明显与实际情况不符。

用历史的眼光去指导新闻报道，是否符合新闻价值？“今日新闻是明日的历史”，是否说明新闻为历史“做嫁衣”？历史学包含新闻学吗？由历史文本与新闻文本的某种相似，能否推断出“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古代史官是早期新闻记者的原型，这种作者群体的传承能否直接断定新闻学传承了历史学？中国发达的史学传统深刻影响中国的新闻学，这种影响是否让历史价值成为新闻学追求的全部意义？直观性的答案似乎并不可靠。

关于“今日新闻是明日的历史”的论述，大多建立在文本分析、作者论的基础之上，甘惜分、林帆、雷戈、赵光怀、张涛甫等认为二者均为“实学”，“事实以及真实性是它们之间亲缘性的基础”。历史追求真实的立场似乎与新闻专业主义不谋而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新闻从业者奉为圭臬，也成为充分支撑“今日新闻是明日的历史”正当性的论据。在我国，新闻与历史的关系论述伴随新闻事业而生发。从宋代王安石称《春秋》为“断烂朝报”（即不完整的朝廷奏章汇编），到清朝维新时期，康有为公车上书“设报达聪”，梁启超直言“报馆者，现代之史记也”，无不体现了“报纸即民史”思想。五四运动时期，蔡元培在《大公报》上发表了新闻是“历史的初稿”的言论，李大钊指出“报是现在的史，史是过去的报”；新中国成立后，对新闻和历史有过深入论述的甘惜分总结：“由于新闻学与历史学的内在逻辑联系及中国发达的史学传统，新闻报刊在中国发展之初，中国知识分子对新闻的认识与理解首先是从新闻与史学的契合开始的，产生了新闻与历史同一说。”新闻史学家方汉奇认为，报纸与历史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报纸上的新闻，过了一段时期以后会衍变为被后人记述的历史。综观新闻与历史同一关系的论述，认为“今日新闻是明日的历史”的理由共有五点：一是学科归属的接近性，“新闻学最亲近的家族是历史学”。二是文本内容的同源性，二者都追求真实，以事实为依据，揭示真相。三是文本样式的相似性，历史常以新闻的形式写就，比如用消息的５个Ｗ写史实，用新闻评论评述历史，用当时发生的新闻载入历史。四是作者群体的继承性，早期的新闻工作者源于历史作者，在职业道德上继承了史家精神的衣钵。五是文化传统的覆盖性，史家精神对新闻道德的影响。

基于前述可能性和理由，本文对“今日新闻是明日的历史”进行递进式逐层论证。首先从定义上区分历史和新闻。其次，从学科划分上解读历史学与新闻学的关系。这两个阶段共同构成了新闻与历史关系的解释性考察。再次，在区分二者内涵关系后，基于二者同源的基础———事实，考察具体事实在新闻报道和历史记录两种叙述上的差异。接着，通过文本分析和新闻活动规律总结，验证新闻不同于历史的观点。最后，比较史学传统和现代制度对新闻学的影响，重新审视中国史学道统思维的普适性，以及新闻观念和新闻法规的特殊性，在更为基础的体制层面探究新闻与历史的和而不同。

二、新闻学和历史学是并列关系

历史是对人类社会过去的事件和行动有系统的记录、诠释和研究。在《辞海》中，史学被定义为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新闻则是报社、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新闻机构对当前政治事件或社会事件所作的报道。形式逻辑定义的方法是把某一概念包含在它的属概念中，并揭示它与同一个属概念下的其他种概念之间的差别，即“种差”。按照这个方法，如果“今日新闻是明日的历史”观点成立，那么历史就是新闻的“属概念”，新闻就是被历史包含的“种概念”。在历史这一“属概念”下，新闻与其他历史的差别是“明日的”，如此一来新闻文本就等同于历史文本，新闻的内容应该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和规律，作为“报道”的新闻则应该具有“记录、诠释、研究”的功能。这显然与现实情况不符。蔡元培曾这样描述新闻文本：“新闻之内容，几与各种科学无不相关……即普通纪事，如旅行、探险、营业、犯罪、政闻、战报等，无不与地理、历史、经济、法律、政治、社会等学有关。而采访编辑之务，尤与心理学有密切之关系。至于记述辩论，则伦理学及文学亦所兼资者也。”可见，新闻的内容虽包含历史，但不限于历史，“真正能在历史上留下深重痕迹或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新闻）仅是其中的一部分或一小部分”。因此，从内容上看，新闻不可能是历史的“种概念”。更进一步，“今日新闻是明日的历史”观点的核心是“新闻→历史”的转换，这种转换由“从今天到明天”的时间流动造成，却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即“从新闻判断到历史判断”的主观转换。事实上，无论是时间的线性转换，还是主观的逻辑转换，都证明了“新闻→历史”不是“新闻＝历史”，“今日新闻是明日的历史”在定义上说不通。

从学科归属来看，甘惜分认为的“新闻学最亲近的家族是历史学”，是建立在事实的亲缘关系和真实性的学科要求之上，“新闻学科可以从古老的历史学科那里借鉴智慧”。相反，美国新闻学者伯纳德·罗斯科在《制作新闻》中宣称“新闻根本不是历史”，明铭认为要区别省思新闻与历史间关系的问题。事实上，新闻学包罗万象，比历史学范围更广。蔡元培指出“我国虽有史学，而不足以包新闻学”，喻权域列举“新闻学比历史学还多一些内容：采访学、编辑学、版面学、评论学、副刊、摄影、美术、传播方法、新闻机构的组织、经营管理、广告学、校对学、新闻公关等等。”在教育部实施的学科分类标准中，历史学下属考古学、中国史、外国史三个一级学科；而新闻学则属于文学学科下的新闻传播一级学科。可见，新闻学与历史学是并列关系，而非从属关系。

三、事实之于新闻或历史的意义不同

事实是新闻和历史两种叙事的基础，也是二者亲缘关系的基础。但是，具体到什么是事实？如何选择事实？两者不尽相同。新闻认为是信息，历史认为是史料。以宁树藩、黄旦等为代表的“信息说”认为，“新闻的本质是一种信息”，“新闻作为反映新闻事实的信息，并非事实本身，而是具有新闻价值的信息”。对信息的排列，产生了新闻报道，时效性是新闻信息的特殊属性，但它不是事实的特性。相对应的，史料是“研究和编纂历史所用的资料”，它的丰富和完整构成了历史的主体，由于时间的不可逆性要求历史研究必须借助史料，但面对浩瀚无边且难以尽览的历史，史料的局限性与片面性无法避免，需要历史研究者透过史料寻找史实之间的联系，揭示历史事件背后那些规律性的东西。对史料的梳理，产生了历史记录，还原真实是历史的特征，它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和检验。新闻叙事与历史叙事，一个是即时性的，一个是历时性的。

(一) 所谓“历史中的新闻要素”只是一种叙述的巧合

“今日新闻是明日的历史”观点认为，《春秋》、《左传》、《史记》等历史著作“所记载的许多内容都是史官生活的年代刚刚发生的人事，接近于一种‘现实的记录’”。林帆以《左传·卫懿公好鹤》为例，指出文中内容一一对应了新闻的五要素（五个Ｗ），“如果不是‘时差’关系，我们把这段记载处理为‘本报讯’，恐怕不会太勉强”，得出“历史曾是新闻的雏形”的结论。蔡元培类比“古之人君，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非犹今新闻中记某某之谈话若行动乎？”朱传誉列举了《春秋》与报纸在时间、内容和传播上的相似性，并认为“如果有印刷、纸张等的发明，则报纸的重要特点———定期性也是可以做到的”。这些关于史书的新闻性论述，无外乎是认为史书具有类似新闻的形式或功能。

批判地看，若依史书的文本形式蕴含了新闻五要素，就认为“新闻是历史的初稿”，有过于简单化之嫌。首先，新闻五要素的形成是媒介技术变革的结果，但最早的新闻并非按五要素写成。目前普遍认为世界上最早的报纸是《每日纪闻》，它产生于公元前５９年的罗马帝国，报道的主要内容是元老院的议事记录，同时期还出现了手书新闻信，凯撒在征讨本都王国胜利后发回的新闻信中就以“我到，我见，我胜”为内容。而新闻五要素产生于１９世纪中叶，当时美国联合通讯社的编辑们常常因电讯中断而收不到记者发回的完整稿件，于是这些编辑对记者的稿件做出了消息导语的规范要求，即新闻五要素。随后无线电广播发展，解释性报道兴起，受众对新闻的需求趋于多样化，“为什么”的问题突然成为新闻报道中最重要的事项。美国新闻学者沃尔特·福克斯曾这样描述新闻五要素的变化：

广播媒介打破了五个“Ｗ”即谁、何事、何时、何处与为何的权威。那些从广播中听到新闻报道的读者，对报纸上只是简单地重复事实已不感兴趣，他们需要解释。于是，正是来自广播的压力将一向在报刊导语写作中被冷落的“为何”一项，提高到十分显著的地位……报纸记者写导语时也就更灵活，更注意选择他们认为对其报道真正必要的“Ｗ”，而其余的则放在导语后面的段落中。

这段话说明了新闻形式的动态性，以及媒介技术对新闻要素构成的影响。“今日新闻是明日的历史”一说所倚重的史书中也有五个Ｗ的理由，只是一种叙述上的巧合，“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因是表述事实存在的自然状态”，一段文字并不能由五要素俱全推断出它就是新闻。同理，在大量的文学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五个Ｗ的存在，难道就能以此论断文学作品等于新闻作品吗？更何况，新闻五要素指的是消息导语写作，并非通讯、评论等，不能简单地把消息导语写作当成新闻写作，犯以偏概全的错误，更不能因为消息与史书的局部契合，就认为新闻与历史的“同一”。

进一步说，有学者抛开二者形式上的类似，转而指出“今天的记者就是明天的史家，是深度报道理念的精髓”，这一观点基于“深度报道不仅要报道现在正在发生的新闻事实，而且要追溯既往，预测未来”，王钧、王雷认为，深度报道具有连续性的特征，可以为受众提供连续不断的真实历史的画卷，使受众从灵魂深处理解这一新闻事件。然而，与所有新闻报道的“受众获益”目标一样，“深度报道是为了满足读者对新闻事实本身的进一步期待”，而非载入史册。深度报道的连续性通常是为了系统反映重大新闻事件，发布独家的新闻报道，不断吸引受众注意力，为此记者甚至可以采用隐性采访等手段来获取一手的新闻素材。在此，衡量新闻事实的标准应该是新闻价值，而不是历史。新闻价值首先是事实价值和认识价值的统一，新闻是传达对世界的认识和人生的体验的，它不同于历史是研究发展进程和规律的。众所周知，新闻价值标准一般指新鲜性、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与趣味性，这与历史的严肃性、权威性、秩序性并不一致。或许深度报道中有时间的跨度，有因果的关系，但并不能由此得出它是明日的历史。尤其在新媒体语境下，不少深度报道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比如：新闻的实时化、表达的个性化、形式的多样化等，随着受众参与程度的提高，全民共写一篇深度报道的现象时有发生，信息的容量、事件的关联性逐渐变成由新闻人和大众共同创造。

再者，“今日新闻是明日的历史”所蕴含的新闻功能被局限于“记言记事”，这是缺乏细致考量的。拿古代志怪书为例，它既有集录本朝奇闻怪事的新闻内容，也有记录前朝人事的历史内容。班固评价“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他点出了志怪书具有社会新闻的传播特点。唐代刘知己说：“《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诙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虽取悦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他认为，稗官野史终究不能进入正史①。然而，这种不能成为正史的志怪书，却拥有新闻的“现实的记录”的意义。宋代洪迈自称《夷坚志》“天下之怪怪奇奇尽萃于是”，“皆表表有据依者”，清代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采掇异闻，时作笔记”而成，体现了新闻的事实特征，即以曼切尔、布莱尔、徐宝璜、范长江、邵飘萍等为代表的新闻“事实说”所强调的新闻即事实本身，以及新闻价值所应包含的趣味性、及时性和接近性。这些特征恰恰证明志怪一族具有社会新闻属性，并区别于史传文字和文艺作品。社会新闻的特点就是内容庞杂无所不及，而且古代社会新闻多涉传闻，与正统史学所讲求的实证性要求也相去较远。在晚清报纸成为主流新闻媒介之前，志怪书籍对“现实的记录”一直占据古代社会新闻的历史舞台，但是，志怪“新闻”终不能成为历史。

(二) 新闻判断不是历史判断

我们不否认“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真实也是史家以生命捍卫的真理。齐太史兄弟赴死直书“崔杼弑其君”、晋太史董狐冒死直笔赵盾弑晋灵公、北魏史官崔浩被道武帝拓跋珪杀害，“春秋笔法”定千秋功罪使“乱臣贼子惧”，都是中国史家传统上浓墨重彩之笔。中国的新闻人也坚守新闻报道的“述而不作”，清初便“确立了以‘实录’为核心的实用理性主义的新闻真实性观念”，近代又发展了“以历史观新闻”，当代更强调“新闻工作者应是当代的历史学家”。然而，仅以职业操守的传承，就说二者是一致的，显得浮于表面了。

记者既是记录事件的新闻人，也是具有品格地位的社会人，一篇新闻稿的背后是记者的新闻判断，包括了新闻价值、新闻的价值判断和媒体的价值判断多个层面。有时候，对同一事件会出现不同报道，甚至截然相反的报道，这是由于记者在“不同人物的叙事视角关照下会呈现不同的情状”。有时候，在一篇报道中，记者用同一人物的不同说法来表明态度，如《向农民道歉之后》一文报道了陕西省白水县农税干部与村民发生冲突一事，文中引用县农税局副局长站在农民儿子的立场及国家的立场上对冲突做出了不同的认定，“我很矛盾，因为中国这个事情吧，法与情从来就是矛盾的。”

可见，新闻判断由多个层面建构。受众无法接触整个事件，那些“看不到的外界环境，主要是通过言词报道给我们的”，而记者的新闻判断则是受众了解世界的途径，它呈现为暗含记者立场的信息。马克思指出“报纸是作为舆论纸币流通的”。新闻媒介不仅具有作为社会艺术形态部分的“政治属性”，而且具有特定的“经济属性”。新闻媒介的这种双重属性影响着新闻的价值判断，使其具有明显的倾向性，所以新闻的价值判断必须要有参照系，这个参照系涉及了“政治影响、社会效益、生态效果、文化意义”等方方面面，而非历史价值一家独大。

另一方面，历史判断不同于新闻判断。首先，历史研究者和新闻记者是两个不同的主体，有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史学的思维序列是从历史理解→历史判断→文本表达的递进发展，“历史思维能力与结果即贯穿在这一过程中”，“被记载”的事件若要转化成历史事件，历史研究者的考订、判断与推论不可或缺。而新闻判断是从新闻价值→新闻的价值→媒体的价值取向的循序渐进过程，即从受众兴趣到社会影响，再到编辑方针的一种综合考量，在日常报道中，这种新闻判断往往错综复杂，需要新闻记者编辑具有明确的信息意识和准确的传播决策，按照一定的标准，对传播的信息进行把关、处理、反馈，“使其指向一定的目标而实现一定的意图”。其次，二者的判断标准不同。构成新闻的判断是“由今日的新闻价值观所择取的社会新近发生的事实”决定的；构成历史的判断是由对历史关联性的理解所择取的史料证据决定的，它是史实与意义的结合，无关乎个别事实的客观报道。正如狄尔泰用“客观之心”（即人在历史中形成的规范、习俗）来衡量历史，从而“保证人关于自身历史的知识不陷于个人的主观臆测之中”。可见，新闻判断的标准是新闻价值，它包括重要性、接近性、显著性、趣味性；历史判断的标准是“客观之心”，它不受历史经验和个人情感的局限，而受同一文化背景下的共同规范、共同生活经验以及集体记忆“公心”的制约，二者截然不同。

四、史学传统与新闻专业主义和而不同

西周以后，“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史官从最初位高权重的“天官”落到了从事史料汇编整理工作的“档案管理员”，其工作类似于现代的新闻编辑，被视为“史家办报”媒介素养之由来。赵光怀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对新闻的认识与理解首先是从新闻与史学的契合开始的，产生了新闻与历史同一说。”早期的新闻人大多来自士大夫阶层，有相当一部分正是史官出身，刘知己称史书者“皆记即日当时之事”，侧面说明史官是古代新闻记者的原型。职业上的继承直接导致了文本形式和作者风格的相似。例如，“不为尊者讳，不为贤者讳成为史家之铁律，这一点与记者报道的原则是完全一致的”，新闻专业主义秉持的全面、客观、公正与史学“秉笔直书”的精神高度契合。

不可否认，中国的新闻事业相较于西方“形而下的现实操作”，更注重文化价值观和人文精神，并深受中国史学的影响。英国著名学者、汉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中国的科学之王既不是神学，也不是物理，而是历史”。中国史学传统“既有忠于事实的现实意义，更有忠于理想的文化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这与“以真实、公正、客观为核心立场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不谋而合。但推而广之，“中国发达的史学传统”也影响着社会文化艺术各个领域，“书史写实”“不尚空文”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基因，他们“摄取历史这一他山之石，创作了许多立意高远、见解独到、情文并茂的美篇佳酿。”所以，史学的影响并非单一指向新闻，而是对社会文化艺术的多指向。文史不分家、经史不分家都说明了中国史学传统的根基之深。

有人说，历史是中国人的准宗教（李勇）；有人甚至说，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张贤亮）。这是因为中国人把能进入历史作为人生价值的终极体现。历史的“正统”序列构成了传统中国社会／政治秩序的智识基础，为统治者统治的正当性提供依据。在中国人的思维中，历史“正统”具有绝对的秩序性和权威性，凡事一旦成为史，仿佛就一锤定音，成了一个难以轻易撼动的既定事实。所谓“青山青史各千年”，历史的这种秩序性和权威性在文学、艺术、社会学等领域多有体现，直到现在，权威的作者、权威的版本、权威的机构仍然被高度强调。这种由中国千年的良史和信史所建构和维护的秩序，正是各种文化在面对基本观念和主体意识的问题时所依据的原初性系统。中国发达的史学传统影响了史学本身、哲学、文学、艺术、理学、自然科学等众多学科，不仅仅是新闻，其他学科对自身的认识与理解也从与史学的契合开始，将史学传统看作新闻独有的思想，使二者“同一”，有偷换概念之嫌。更进一步，对二者“同一”的精神基础———“秉笔直书”提出质疑，虽然“秉笔直书”的“实录”原则是中国史学的重要理念，但是一个有高尚“史德”的人所“实录”的历史，能否自我验证其真实性？如何证明他的价值判断是正确的？事实上，“历史学从来不是脱离历史进程而独立存在的纯学问，历史学家也从来不是脱离历史时代而独立的局外人。爱德华·卡尔说，时代决定我们研究什么和如何进行研究。”因此，“实录”本身就存在着主观判断与客观事实间离的问题。“秉笔直书”强化了历史写作的道德化，使得对“史德”的叙述最后转化成对历史写作的真实性的肯定。“几乎每个从事历史写作的人，都认为自己是在立此存照，如实地书写历史。”这种“史德”塑造，往往缺少怀疑、证伪的精神，也可能造成对历史文本的盲目崇拜。

更重要的是，虽然新闻学继承了史家精神的衣钵，但是在新闻体制层面，依旧有其特定的规范和要求。马克思说：“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必须承认它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为人们通常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些规律是它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任意摆脱的。”不仅仅是报纸，每一种新闻媒介甚至整个新闻行业在实现自身功能作用、意义价值的过程中，都有自己的内在规律。在现实社会中，新闻自由是有限度的自由，新闻业是文化事业，新闻媒体属于重要的舆论机构。从中国现实来看，占据主导地位的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杨保军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观念是：“党性原则观念”、“人民中心观念”、“新闻规律观念”、“正确舆论观念”；陈建云略有不同，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理念包括：“党性原则”、“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以人民为中心”、“责任先于自由”；还有一些学者具体列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观点：“坚持新闻工作党性原则”、“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坚持微观真实与宏观真实相统一”、“坚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自觉承担媒体社会责任”。这些理念和观点揭示了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内容，也体现了带有政治色彩的新闻观念有别于历史真实的价值观。在体制层面，我国新闻事业实行社会主义新闻体制。在理论上主要受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在实践上受苏联新闻实践和20世纪30-40年代共产党报刊实践的双重影响。目前中国的传媒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承担政治宣传职能的党报党刊及其网络载体，二是大多数以商业经营为目标的市场化传媒及互联网传媒，三是各种组织和个人借由微博、微信等平台形成的“自媒体”。总的来说，国家对不同类型传媒的规制虽同中有异，但都强调了媒体的导向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闻舆论工作在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各级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要讲导向，都市类报刊、新媒体也要讲导向；新闻报道要讲导向，副刊、专题节目、广告宣传也要讲导向；时政新闻要讲导向，娱乐类、社会类新闻也要讲导向；国内新闻报道要讲导向，国际新闻报道也要讲导向。”可见，新闻体制强调舆论导向。相形之下，历史更多地是一种记述和研究，并没有明显的舆论导向要求。

五、新媒介对新闻与历史关系的颠覆

(一) 由大众书写的新闻与由史家书写的历史相去甚远

在传统媒介中，新闻媒体一直以组织的形式存在；而新媒介的用户则是私人化的，“脱离了对新闻媒体设定的组织化、职业化的框架”。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描绘了一幅个性化、流动性、所处感知的新媒体形态，他认为，“大众传媒正演变为个人化的双向交流”，媒介不单是承载意义的信息，也是意义本身。依托新媒介，“新意见阶层”和公民记者大量出现，“人人都有麦克风”，个人就可以成为一个“媒体”。这些自媒体受关注度巨大，甚至拥有千万级“粉丝”———而这已经远远超过绝大多数传统媒体的受众量。相应的，对新媒介的传播控制也超出了拉斯韦尔“5W传播模式”的呈现，传播者与受众角色的高比率重合，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网络传播的高度融合，导致一些稀松平常的小事或一句不经意的话“经过网络的裂变式传播、催化和放大，很容易演变成大的社会事件甚至政治性问题”。

在这样的数字化时代，人们更倾向于从网上获取信息。因为网络包含数十亿的网页，其中不乏“乌合之众”书写的新闻，这些新闻的客观、公正常常难以保证，更无法进入历史的视野。个人或团体的观点可能不会在报纸上刊登、在广播电视上播放，但他们有可能创建一个极具吸引力的网络社区并发布信息，通常这些信息在发布之前没有权威部门检查网页，这一事实意味着网上信息的质量参差不齐。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哲学教授詹姆斯·摩尔在《机器伦理的本质、重要性与困难》中提出，虽然机器不可能有情感，但在当今的技术世界，我们不能也不应该避免对机器伦理的考虑。迈克尔·Ｊ·奎因提出了“互联网伦理”，即互联网所融合的现实，虚拟社会的契约精神。这种技术伦理的提出回答了既然互联网给了我们每个人成为古阿斯（即可以隐形行事而不被责罚）的机会，那为何我们还要寻求公正的问题。互联网伦理凸显了新媒介语境下新闻所面临的挑战：一方面，传统媒体采取各种机制和管理来提高新闻质量，但受众日益萎缩；另一方面，网页可以未经任何复查发布，网络新闻质量参差不齐，但流量高居不下。当新闻业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当大众进入新闻书写，“今日新闻是明日的历史”一说已然失去了专业作者的根基，海量新闻却无法承载正史之重。

(二) 网络媒介的特点改变了空间、传者和文化精神

网络媒介传播即时性、无界性、互动性、碎片化、用户生产、超级链接、参与分享、形式即内容的特征，彻底颠覆了“今日新闻是明日的历史”的依据———新闻文本趋向生活化、娱乐化，小群体、边缘群体被更多地关注；记者群体呈现多样化、表演化的特点；文化精神扩大到全球范围，民族性与世界性碰撞、交融。由漫画、短视频、图片、声音、文字等多样的数字化文本构成“赛博空间”，与现实空间并列，投射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于是人们通过传媒之“窗”展示的“媒介环境”来把握现实。比如，自媒体发布的内容不再仅限于社会性的公共议题，个人化的生活话题逐渐增多，民生新闻、网友评论类消息成为自媒体的首推新闻。同时，反转新闻、假新闻在网络上层出不穷。甚至有的时候，媒体能够制造一个与客观事实相去甚远的虚拟的“媒介事实”，误导公众的认识，使其产生错误的判断和决策。另一方面，大多数生活话题很难进入正史的视野。中国史学始终强调“正统”，只有正史才能真正代表秩序，才能承担“了却君王天下事”的功能，而“新闻只能为历史提供素材，而不能自成为历史”，尤其社交媒体中的“马甲”新闻、朋友圈新闻难以匹敌传统新闻的权威性，更无法进入正史。罗斯科指出，当一则报道不再是新闻时，它并不能成为“历史”，而是成为“档案”。帕克认为，新闻“一般而言，仅止于处理一些独立事件，并未试图建立起其间的关联性……历史则不仅描述事件的发生，还更进一步为事件寻找恰当的历史定位。”可见，新闻是对独立事件的判断，历史则是对事件与历史定位之间关联度的判断，比如对战争的记录，新闻报道的是战时新闻，而历史记叙的可能是发现战争的外衣下隐藏的内在冲突。也就是说，作为报道的新闻与作为记录的历史具有本质的差别。

如果说媒介是人的延伸，那么媒介素养就是人文素养的延伸。质疑“今日新闻是明日的历史”并非否认史家精神对新闻职业道德的影响，而是要认清：一个具有全面媒介素养的人，不仅“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合理地选择和利用媒介信息，在接受信息时能够理解信息的内容和传播者的意图”，而且“对媒介信息有深入的认识和主动分析以及辨别等”。这是新媒介赋予新闻人的新要求。技术是双刃剑，媒介亦然。当人们追求新媒介带来的愉悦和价值感知的时候，建立一种更具道德感，更被尊重隐私权、产权、选择权的数字化生存规则迫在眉睫。

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尽管传递信息的技术是世界性的，信息有时也是世界性的，但受众从来就不是世界性的。在新媒介时代，传播的主力已经不再是大众媒体，而是每一个普通用户，新闻传播不再是辐射传播，而是网状传播。因而，了解当下用户的心理、环境、需求、情绪，互动方式变得尤为重要。“由于历史和文化差异，来自中国的观念和主张很难通过‘讲道理’的方式为西方受众所接受。”这种观念上的差异体现在新闻与历史的关系上，是新闻叙事比历史叙事在跨文化语境中更容易获得受众的支持。当传播遇到全球化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并不一致，新闻与历史在文化精神上的一致性未必说得通。比如贸易战新闻，多方利益集团都利用新闻为自己服务，这时的新闻水分很大。对于历史书写而言，显然不能仅仅根据当时的新闻报道来描述这段历史。如果按照帕克的思路，对贸易战中的所有事件“建立一种关联性”，从中“寻找恰当的历史定位”来做历史记录，那么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这种历史的定位是否客观，能否得到全球受众的理解与认可？中国新闻人曾经倚靠的史家传统，面对国际传播时，或许该做出策略性调整。

六、结语

新闻与历史关系的讨论建立在二者都是“实学”的基础之上。由于事实的亲缘关系，二者常被联系在一起，甚至有不少新闻从业者觉得，自己不仅在报道新闻，更是在书写历史，新闻是为历史打底稿的。“今日新闻是明日的历史”似乎表明“不需要经过人工环节，仅靠时间老人之手，就可以把新闻推向历史”。然而，这是一个伪命题。

首先，新闻不是历史，二者属于不同的学科，有各自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新闻学是研究新闻事业和新闻工作规律的科学，以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新闻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历史学是通过史料研究历史发展过程本身的学科，以客观历史现象及其过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其次，研究对象的不同直接导致了二者在价值判断上的差异。新闻判断的标准包括了重要性、接近性、显著性、趣味性在内的新闻价值；历史判断的依据则是“客观之心”，历史研究者通过诸种可感的对象，发现内在的逻辑和价值预期。再次，正是因为不同的价值判断，造成了二者对事实的不同理解和取舍。新闻叙事的事实是即时信息，用于满足受众知晓新近发生的事实的需求；历史叙事的事实是经过时间检验的历时信息，用于揭示历史事件背后的规律，新闻只是众多史料来源之一。更进一步，尽管新闻和历史在文本形式和内容上有相似性，但这属于叙述上的巧合，并不能说明新闻报道和历史书写在写作规范和要求上是一致的。事实上，新闻报道的书写规范是动态的、多样的，其变化依据来自媒介，而非信息。最后，尽管新闻人对真实性的永恒追求与史家的“秉笔直书”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史家精神的影响力远不止新闻一处。历史不是单个的事件，而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它构建了人类的社会秩序，形成了保护和促进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普遍规则，即“法则”或“法度”。中国历史这种近乎神圣的秩序性，强势影响了文学、哲学、艺术、科学的“法则”，史家精神放之四海而皆准，新闻亦在其中。然而，新闻学除了继承史家传统的衣钵之外，在具体的新闻体制和新闻观念层面依旧有其特殊的原则和规范，还要考虑具体的政治影响、经济效益、生态效果、文化意义等情况。可见，“今日新闻是明日的历史”一说有失偏颇。

在互联网大行其道的今天，把新闻与历史简单牵扯在一起，大而化之地讨论二者的关系，并不能发现问题。具体地说，新闻和历史对事实的理解和使用并不一致。新闻重在报道，历史重在记录，它们各自演化着自己的话语逻辑，形成不同的知识体系，在各自的圈子里从事信息的生产与再生产。“今日新闻是明日的历史”的问题在于忽视了二者的学科差异，用线性思维看待二者关系，直奔“新闻历史同一论”观点而去。

对“今日新闻是明日的历史”的质疑也可能给新闻从业者以启迪：新闻作为事件的即时记录者，先历史而行，具有书写、定义事件的优先权，有对历史进行“议程设置”的优势。那么，新闻如何对历史负责呢？这或将为新闻学发展提供更多的以中国新闻实践为背景的理论研究。

（本文原刊于2021年第5期，已略去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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