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袭莹事件背后：时代红利最大获益者50后60后开始传承声望财富
近几天，协和医学院博士董袭莹的故事成为众所关注的热点。人们围观她的成长轨迹，发现其快速进步得益于家族资源的积累和托举。其背后的种种资源，使得董袭莹在壁垒森严的各大机构之间游走自如，跨越门槛如履平地，成就其“全才”和“通吃”的神话。
近年来，“二代现象”以及二代炫富事件，动辄引爆热点，刺痛社会心理，令人油然而生不公之感。一些年轻人自感奋斗无望，反倒就地躺平，使得躺平本身带有了抗争和正义色彩。
此外，“寒门难再出贵子”“阶层板结”等说法层出不穷，似乎底层社会遭遇了打压，社会不再公平。
但是如果我们反问一句：董袭莹的父母及其背后老一代人，是来自剥削阶层吗？是来自资本世家吗？是来自百年传承的世袭门第吗？
显然都不是！他们都来自普通百姓，而且都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普通人家。向上追溯三代，都是穷苦出身。他们所有的权力地位、家庭财富，几乎都是在改革开放中获得的，是中国发展的愿景和初心变为现实的结果。质疑他们的权力和财富，本身并没有合理性。
但是类似董袭莹事件的出现，却是需要考察和研究的现象。它具有一种必然性，或者说，是当下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
一、改革开放最大的获益者开始老去，由此产生传承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旧社会的剥削者被消灭了，就是说，大家经济上一穷二白，政治上也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人们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更在漫长的计划经济时代，大家都穷得纯粹、穷得平等。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启动，少数幸运者上了大学、获得文凭，成为稀缺人才、进入体制，收入稳定、步步高升，其中很多人在后来出现的股市和楼市财富爆发的历史机遇中，财富出现了滚雪球效应，个体命运和国运一起成长，个体实现了人生最大价值。国家成为最大的发展平台。当然，那些没有进入大学，或者因为各种历史因素没有进入体制的同时代人，虽然也获得了时代的红利，但是和进入体制的同时代人相比，差距变大了，并且在二代、三代身上，这种差距演变为阶层的分化。
如果我们进行代际的考察，会发现上述这些时代的幸运儿，主要是50后、60后、70后为主。
他们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有过贫穷的记忆，但是已经可以吃饱，更在他们成年之后，伟大的改革开放如同航船启程了。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了产业转移，而改革开放恰逢其时，中国打开了大门，承接了这一波产业转移潮，并终于发展成为制造业大国，而美国慢慢变得空心化，并终于选出了特朗普。这都是后话。但是无论如何，改革开放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历史机遇，打开国门和承接产业水到渠成，集中领导，政通人和，社会稳定，齐心协力，终于在2010年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放眼全世界，再也不会有这样一波影响历史、影响十亿人口、影响世界走向的时代机遇了。今天的越南发展，有点当年改革开放的样子，但是其国家人口体量如此之小，只是南海边涌起的一朵浪花而已。
50后、60后、70后获得了中国发展的原始股，是城市的首批合伙人。他们不光进入了体制内，也大多获得了楼市发展的红利，由此名利双收。他们无论是出于自觉还是自发，都一举站到了时代的潮头，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机遇蚊虫般扑面而来。80后则是“夹心层”，拿到船票有点晚，又受到90后的挤压。90后、00后可以躺平，因为他们的父辈，正是50后、60后、70后，获得的时代红利足够维持躺平的生活。
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时候，访谈了一位60后的单位负责人，他说当年只要有文凭，哪怕是中专、大专文凭，岗位随便挑。他的经历改变了我的很多认知，我们曾经认为改革开放筚路蓝缕，充满艰辛，但是当我们面对具体的历经者的时候，才发现国家崛起如同造山运动，个人高走不过是借势而起。
就是说，他们只要拿到文凭，就会彻底改变命运，人生步步高走，并且会带领整个后代迈出了正确且无比重要的第一步，由此每一步都踩到了发展的红利点上。第一步走对了，幸运者一直都在享受发展的红利，因为每一步都会踩对国家发展的脉搏，这种积累开始荫庇他们的后代，获得各种福利机会，二代、三代就出现了。
由此也出现了阶层的分化，出现了中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区别。“不患寡而患不均”揭示的社会原理开始应验了，收入拉开差距了，贫富差距出现了，社会心理出现了失衡。这种心理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成功，效率和优先问题，一直是个巨大的矛盾，背后是财富的分化，导致了阶层的分化。曾经穷得平等的社会变得起伏颠簸了。
在2020年前后，60后的人开始陆续退出职场和历史舞台。在他们的上一代，曾经出现过“59岁现象”，也就是面临退休之际，很多领导干部感觉权力过期作废，由此在退休前出现了贪腐现象。但是在60后退休前后，“59岁现象”减少了，但是出现了新的现象，那就是“接班人难题”。
体制外的老一代企业家需要接班人，但是他们的子女普遍出现了接班难题，不愿接班，或者接班失败。
体制内60后的领导干部开始退休的时候，也出现了接班难题。但是因为体制内没有世袭制度，由此出现的现象是，国内网络舆论场开始陆续曝出二代“卡位”现象，就是有背景的年轻人挤掉竞争者、快速走马上任的现象，这其实很多是老一代人为子女打通渠道，创造更好的上位条件。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也陆续出现很多二代、三代年轻人“炫富现象”，比如江西周公子、深圳“北极鲶鱼”、许可馨事件等，在社会撕裂的伤口上，又撒了几把盐。这些事件单个来说，似乎是个偶然事件，但是当他们批量出现的时候，他们的背后，必然是有一定的社会根源的，简而言之，这是个社会现象。
如果用这种眼光来看待今天的董袭莹事件，我们可以做如下几点总结：
中国的50后、60后、70后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群体；
董袭莹的父辈和祖父辈，都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合法合理成长起来的时代红利获益者，随着他们慢慢老去、退出历史舞台，他们的财富声望和社会地位，需要传承给70后、80后、90后等后代。
类似董袭莹这样的第二代、第三代人，恰恰正处于接受财富和地位传承的历史位置上。50后、60后、70后为了确保他们的后代在日益内卷的今天，能够获得竞争的优势，常常动用社会资源、金钱权力为后代铺路，由此出现各种潜规则现象。类似董袭莹这样受到背后雄厚资源托举的年轻人，常常引爆网络舆情。
因此，当我们愤慨抨击董袭莹现象的时候，更应该想到，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的一个意外后果。这种后果并非是发展的错，反倒提示社会这是进行制度优化、强化民主建设的契机。
二、50后60后70后的时代难题：声望财富传承涉及到公平正义
从世界范围看，上一代的声望财富向下传承，从来都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难题，甚至是个惊天动地的大事。原因很简单，后代合法获得巨额财富，一举超过同龄人，由此导致一种巨大的社会不公，出现公平问题和社会问题。
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制定了遗产法律，对于遗产收取高额遗产税，以确保传承尽可能不要妨碍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但是捐献则可以免税或者减税，由此还推进了慈善和捐献等事业的发展。
今年春节前后，某位经济学家在公开演讲中，说希望自己的儿子到日本某个女子学院去，然后做个上门女婿，去继承日本老一代的财富；
在国内，则有人单独拎出“江浙沪独生女”这个群体，因为作为中国最为富裕发达的区域之一，这里的独生子女的背后，有着巨大的声望财富，尤其是独生女群体，其婚恋意味着一个巨大的财富转移的机遇。任何一个寒门子弟只要获得这个机遇，中国古代“寒门状元娶到宰相女”的桥段，将再次上演。但是前提是，男生需要足够优秀才能获得这个机会。我们由此得到的启示是，贫富悬殊、阶层分化，本身构成了一个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吸引基层社会努力向上，推动了社会阶层的垂直流动。
中国的50后、60后、70后，已经面临或者逐步面临财富声望传承的问题、子女接班的问题，但在很多方面遭遇了难题。
财富传承问题不大，因为具有合理合法性，即便涉及公平正义的热点事件的舆情异常激烈，但是几乎无人质疑财产传承的问题。但是上述老一代人群，传承方面的苦恼有两个方面：
一是女子的婚恋问题。比如这位董袭莹，父母能力再大，也难以影响董小姐的情感世界，不光和肖飞医生产生不伦之恋，而且由此导致所有努力曝光于天下，父母努力面临功亏一篑的风险。
二是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的传承问题。财富可以直接传承，但是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的传承却复杂得多，需要优质高等教育及文凭作为进入体制和高层的敲门砖，需要一个关键岗位来固化权力和社会地位的承接。后代们有了权力、地位，则又可以彼此联姻，确保传承的保值增值。但是年轻人竞争越来越卷，老一代只好出手，为子女开辟道路，保驾护航，成为当下各种“董袭莹现象”的根源所在。
我在前文《肖飞医生事件：一个新的撕裂性舆情话题》中说过：数十年的发展，中国很多小镇做题家走上社会关键岗位，又通过婚姻等利益交换方式，双方强强联手，在一个崇尚奋斗的社会里，实现了多赢，夫妻获得重要资源，成为奋斗成功的实现“中国梦”的现实案例。但是在进入内卷社会之后，他们希望为自己的子女的奋斗进行加持，这就来到了一个关键的地方：动用关系，就涉嫌潜规则，就殃及社会公平正义，而这是自己成长的关键社会因素；如果不动用关系，又担心后代难以获得更好资源，不能继承自己的财富名望和社会地位。由此常常出现二代的故事，也是令人深思的故事。
我们看董袭莹的父母乃至上一辈人，在中国过去数十年波澜壮阔的发展浪潮中，走到了人生巅峰，由此给董袭莹带来巨大的竞争优势，或者更精确地说，为董袭莹消除了竞争性的环境因素，确保她的每一步都顺风顺水，顺利承接来自上一代的声望财富。
可以说，50后、60后、70后这三代人，基本处于中国各个关键行业的重要岗位上，有权有势力，不缺社会资源和社会影响力，还掌握着各种话语权，这意味着，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完全可以给子女提供足够而必要的助力。为此可能制造各种潜规则、黑箱操作，导致了各种不公平。这就如同两个年轻人在比拼的时候，作为武林高手的父辈悄然从背后传输雄厚内力，对手肯定瞬间被淘汰出局。
尤其在当下社会高度内卷的形势下，来自上一代的任何一点助力，都将给普通的小镇做题家出身的年轻人以严重的降维打击，导致严重的公平正义问题。
在这里，我想在“董袭莹现象”之外，再谈谈二代、三代的炫富现象，为何高度敏感，但是却接连出现？这也是一个涉及公平正义的问题。
比如，近年来闹得沸沸扬扬的江西周公子、“北极鲶鱼”事件等，无不引发网民的愤怒，并殃及他们的父母，网民呼吁地方严查他们的财富来源。
虽然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呼吁，那些家庭条件好的年轻人要保持低调，不要动辄炫耀，因为一旦引发舆情，就会引爆一个社会问题，背后一大批人都会被牵扯出来，一发不可收拾。但是类似事件依然接连发生。
我在此前文章中，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二代三代进行炫耀的现象，本质上是一种“代理消费”。就是老一代人虽然有权有钱，但是他们不能也不敢大张旗鼓地向外显露实力，党纪国法、道德伦理和群众监督提供了强大的外在监督，他们不得不保持低调。但是他们的后代却没有这种顾虑，他们可以将家族财富和权力向外进行展示，无意间就“霸气侧漏”，引发网民纷纷侧目，年轻人代表老一代人进行了财富或者权力的消费，成为“代理消费”。
代理消费是社会刚需。炫耀也是刚需。因为二代、三代已经很难做出上一代人那样的时代伟业了，能力也大为逊色，但是同一代人的竞争又高度内卷，他们需要借助家族势力为自己增加光环。丰厚的家底、极高的社会地位就是他们的外挂，决定了他们只要适当在朋友圈、社交圈炫耀一下，就能脱颖而出，起码面子、关系能够带来效益。
这使得一些年轻的富二代、官二代的炫耀现象屡屡出现。这是个社会现象，背后是一种社会规律。
如何改变社会风气，让中国的年轻人像日本等国外年轻人那样，以依赖上一代人的财富为耻，以炫耀为耻，这是一个社会风气的荣辱问题，也是一个舆论引导的问题。
三、警惕“潜规则”变规则，“二代”获得制度的不当庇护
在日前澎湃新闻针对肖飞医生和董袭莹的新闻报道中，有一个网友的留言获得了最高赞，留言说，“当前不应该以‘我来告诉你4+4的合理性’来教育公众，更不要拿美国写推荐信就读博来说事。问题的核心是，协和让一个很好的医生培养制度堕落为权贵直通车”。
就在网民深扒肖飞和董袭莹的事件中，协和医学院的4+4制度卷入风暴眼，成为公众舆论关注的焦点。协和院长的讲话也被大家关注，作为院士的院长正在接受公众质疑性的拷问和打量。这种来自公众和舆论的凝视，往往意味着风险后果。但是难怪公众出现不满，因为人们越来越感到，这个制度看起来高大上，但是实际上却可能相反，成为接收董袭莹这种二代子女的特设渠道，是个专门服务他们的“绿色通道”，甚至是“权贵直通车”。
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在董袭莹事件发生后，人们一边听着院士院长对于4+4制度创新之处的解读，一边对照着深扒这个制度背后的内幕，结果网络曝出不少可疑名单，网民进行了接力爆料，很多学生背景令人眼花缭乱，但是通过进入这个制度完成了镀金，获得了博士学位。协和医学院的博士是个金字招牌，但是谁料少数人的内幕如此经不起推敲。这个制度在公众心目中，正在快速沦为一个可疑的灰色存在，或许自此毕业获得博士学位的学子，未来都将接受公众的拷问。这使得4+4，像极了神圣殿堂和权力的结盟。
多年来，人们就关注到一个现象，那就是不少单位通过正规方式出台的规定和规则，成为一个特定的利益交换的机制。比如，一个行业的领导干部很容易通过设置“萝卜招聘”“定向招聘”“特定招标”等方式，进行利益的交换。通过特定条件的设定，你招收我的子弟，我招收你的子弟，以这种资源的互换，完成了权力的勾兑，从而光明正大地完成了对于二代的权力照顾。这实际是将一些“潜规则”变为正式的规则，从而洗白了一些灰色交易和暗箱操作。
此外，随着大学招生制度逐步透明化，很多人发现，很多招生政策越来越不利于普通考生，那些外籍移民人士、有资源背景的家庭，总能通过学校举办的各种夏令营、冬令营活动，或者其它一些特定项目获得加分优势，从而获得近水楼台优势。名牌大学的农村考生的录取比例越来越低，这当然有异常复杂的因素在内，但是也间接证明，高端优质资源正遭遇某种资源的侵蚀。只不过你难以找到规则的问题所在，因为一切都在阳光下，也都是白纸黑字的文件规定，一切都无可挑剔，但就是构成了一种苛刻的准入壁垒，普通人无从进入。
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在于，在民主制度之外，社会政策毋庸讳言更多是由高层人士参与制定的，他们难免会为自己留下更多可操作空间。此外，著名高校、咨询公司等各大机构也倾向于认为，具有资源的人士，其子女更可能为机构带来荣光和成就，这使得在录取和进入条件的设定上，具有优先保留位置的可能性。
实际上，在西方很多国家，都有这样那样的渠道或者制度，为确保声望财富的传承和再生产提供便利。这种渠道制度，并非是潜规则，而是光明正大的制度渠道。在舆论发达的社会里，潜规则会遭受公众舆论的强烈质疑和抨击，缺乏生存空间，但是如果通过各种合法合规的程序，将这种渠道规则化、制度化，反倒成为正大光明的存在，由此获得了合法合理性。
比如西方社会存在的推荐信制度，著名大学校友的推荐信，将会极大地提高录取的可能性，更遑论美国一些著名院校，其知名校友的子女更可能获得优先的顺序。一些推荐信对于博士生的录取也具有决定性。中国社会经常反思自己的关系社会的负面效应，但是其实在很多发达国家，关系也具有极端重要性。此外，著名高校的校董制度、捐钱制度、校友圈层等，都提供了“近水楼台”的便利性，为高阶层后代提供了制度性的照拂。比如，前房地产商潘石屹通过大手笔向美国高校捐钱，在相当程度上了为两个儿子进入著名高校提供了助力。
但是中国的特殊性在于，中国百姓不习惯阶层分化和阶层不平等，这源于新中国彻底消灭了阶级，人与人做到了真正的平等，所以当社会发展走到今天，出现了显著的阶层分化乃至贫富悬殊的时候，人们感受到了冲击，在心理上认为中国陷入了“变质”的危险境地，不会接受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而且阶层分化本身会产生足够的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所以，一旦出现类似热点事件，社会瞬间陷入撕裂，网络爆发出强烈的群体愤怒情绪，并施加舆情压力，试图改变这种不平等，重新回到人人平等的旧日美好世界。这种愤怒，是压力，更是信任，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不可能置之不理。
此外，中国社会依然处于一个高度活跃的发展阶段，社会的垂直流动一直在活跃地进行中，中国百姓对于勤劳致富、劳动致富、教育改变命运等观念依然抱有强烈的信念，如果在此时出现了潜规则变规则、为权贵阶层的二代三代明修栈道，提高绿色通道服务，会导致阶层严重板结，也会极大地伤害社会的发展活力和制度活力。
因此，在董袭莹事件发生后，相关部门应该持续抱以警惕并加强监督，防范此类现象的蔓延，或者出现变异制度。在当下来说，在高考制度之外，持续为中低收入群体点燃希望的亮光，创造并维持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确保社会各方免受不公平因素的伤害，尤其是不要受到二代、三代背后资源的干扰，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