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竹君27 大家都认为杨虎、杜月笙是我的后台靠山

五、局票、胡琴

锦江两店的顾客惹事生非的事，频繁地发生，例如：有一次，有几个交通大学的顾客，饭后一定要用局票叫堂差和拉胡琴。先是工作人员态度温和地给他们解释再三，说这是违犯店章的。但他们不听，我只好亲自出去委婉地向他们一再解释，请他们原谅。但他们仍然不接受，还大家起而轰我。

当时，我想锦江是初生婴儿，经不起风吹雨打，长期下去将不堪设想。焦急之下，不得已我就转变态度，并打算最多明天关门停业。

他们问：“你的规则在哪里？”

“我是这店中的主人，我口里说出的就是这店的规则。”说完转身就走。我就这样严词加以拒绝了。

这批人临走时，拍桌蹬脚，边下楼边说：“走！找杜月笙去！这家馆子老板这么厉害。”

结果却是无事，过一阵子仍然是锦江的座上客。

接着，杨虎在锦江二楼吃饭，他的几个保镖和上海流氓头子黄金荣的几个徒弟在店堂吃饭，蛮横无理，不尊重店章，为所欲为。

有两次，服务员礼貌地上前劝止无效，我火了心想这还了得，但细想上海是很复杂的社会，对顾客应当谦恭，对有权势的顾客更该小心。但是，在这帮人面前老是忍辱退让，委曲求全，他们反而会得寸进尺，气焰嚣张，结果将是引狼入室，危害锦江的前途。索性反抗，管他是谁的走狗、保镖，这些不像人的走狗们，有些反而吃硬不吃软。

于是我上前去，疾言厉色地把他们痛责一顿（在我思想上又准备明天关门），杨虎在二楼闻声下楼出面指责他的保镖，并当场向我道歉。事后，并未发生什么祸事。

从此，没有人再到锦江为非作歹、惹事生非了。也许那次杨虎指责保镖一事，起了作用。我也再三吩咐店堂负责人，切勿因胜而骄；今后凡是三教九流的小喽啰来店，仍然对他们以礼相待；有时候，也请他们喝酒招待、招待；处上海社会，必须注意心理战术来对待一切人与事。

人们晓得杜月笙帮我租房子和解决天桥问题，又知杨虎和我是儿女亲家关系，因此，可能引起外界的议论，误认为杨、杜是我的后台靠山。事实上“锦江”名誉与日俱增，是依靠“锦江”自己的努力，在上海社会逐渐有了地位的。

大概是因我的经历和读过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这些书籍，对我分析事物、处理问题帮助颇多，因而对上海各阶层人士的心理、情势比较胸中有数，遇事尚能应付自如。

在这里插一句：我始终认为马列主义，不仅仅是举枪上前线干革命，而是对一切事物的分析、处理的最好的科学方法。当然上海是光怪陆离的社会，也不能说与杨、杜毫无影响。

总之，此后，就少有人随便嫁祸于我和“锦江”了。这对我和锦江当时的处境来说，是很有利的，我暗自庆幸。

当时，我常想在这样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下，自己若是一名男子就比较好办事，有人合作、支持，就可做更多、更大的企业来协助革命工作，而偏偏是个女子，又是被人称为美丽的女子。因无靠山，凡人力、物力、财力必须自己绞尽脑汁创造条件才能办成。唉！

我为了想知道顾客中有无反动言行及维护店内正气，每当营业时间，总是板着脸上下巡察，已成习惯。

在这里谈几句趣话。1992年有次在学习组上，曾一度是“锦江”的座上贵客沈醉委员在场，当众笑说：“董大姐是上海‘锦江饭店’创始人、老板。她在解放前的锦江营业的时间，总是板着脸上下巡逻，过去，我们一直想抓她，但见国民党要人也和她接近。我们不怕共产党，对国民党要人还是有顾虑的，故未下手。后来，知道她的儿女也是革命的。现在我们做了好朋友（意思，都在政协了）。哈、哈、哈！”我也笑了。

六、红人郑毓秀

郑毓秀，广东人，留法学生。身材在女人当中是魁梧的，皮肤粗黑，脸型凶怪，穿着旗袍，带副眼镜，说话声音宏亮，举止有些像男人。性格急躁，动辄就怒。从她的态度表情间一看就知道是位个性很强，而有才干，有魄力，有政治野心的女性。可是她的政治活动是危害国家和人民的。

抗战前，她任上海法政学院院长、上海法院院长、立法委员。郑毓秀是当时南京政府的红人之一。她红得透顶，据闻仅次于宋美龄、宋蔼龄。她人住南京，却要喝上海租界的自来水，面包要吃上海“老大昌”的，每天火车送一次。后来，甚至用飞机送，生活挥霍、腐化竟至于此！

郑毓秀有一天上午10时左右，忽然来锦江看我，开口就说：“久仰了！我经常来锦江吃饭，总听说你很忙，在营业时间不便打扰你。听说你有肠胃病，我也有这病。我每天去广慈医院推拿按摩、电疗，医治得很见效，你不妨也试试看，明天车子来接你一道去。”

这真出乎我意料之外！她是当代红人之一，闻其名并没见过人，为什么她想接近我？

当时，在她势力范围内，哪能拒绝？只要在政治上自己好好提高警惕，和她来往来往，对掩护革命活动和我个人与锦江也会有利的。因此我就答应了她的邀请。

次日上午9时左右，果真开了汽车来接我。等我整理好店务后，已近11点。下楼出门走近车一看，不但不是空车，她竟在里面等着我哪！

自此，她每天都随车来接我就医，而且经常要在门口等上一个多钟头，如此者达两星期之久，还代付了全部医药费用。就此相识，我们就成了朋友。

她好几次接我上她海格路“范园”家中吃饭，总是暗示要我加入国民党里她们的派系。我早见她另有用意，在表面上我便装做对于政治不太懂，也不感兴趣，更不想从事任何政治活动，只想做做生意赚点钱，把孩子养大成人，受到一定程度的文化教育之外，就不再有什么想法了。

以后，便推说店务忙，难以经常分身外出，不露声色地逐渐和她冷淡了。使她感觉到，我只是对政治不感兴趣。

这类人是非常难弄的，我真怕她借故和锦江捣乱来整我，所以我在和她交往的过程中，尽量不得罪她，还表示跟她很亲热。关心她的病痛，关心她的衣食起居，时常送些鲜花、菜点给她，把她哄得甜滋滋的，免得她达不到目的时对我下毒手。当然，这些也不过是对付她的权宜方法而已。如果与她有了利害冲突的话，她能不害我？碰到这种人，怎能不担心呢？

后来，我对这位所谓有名的女政治家慢慢地疏远了。

七、可气、可笑的诬蔑

当时社会上，不论是受过西方教育或者纯粹东方文化的人士，都认为妇女在任何方面的能力总比男子差得多，管理企业更不如男子，尤其是东方女子更不在话下。我对这种论调很反感，但亦鼓励自己绝不灰心，一定要办好锦江，为我们妇女争口气。锦江开张红、继续红的情况，证明了他们这些论点是完全错误的。

后来，锦江地位巩固，社会舆论改变了，承认妇女是有才能、有智慧，能办事业、企业的。当时，到过锦江的顾客无不称赞，尤其是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先生，在背后对我不离口地佩服敬重，但这引起了如下一场可笑的诬蔑。

1938年4月7日，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通过《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这是个咨询机关。7日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汉口召开，参加者大部分是国民党人。也有共产党员、第三党（就是后来的农工民主党）、青年党、在野党以及无党派爱国人士。刘湛恩先生的夫人刘王立明亦出席这会。

有天下午我正在锦江茶室，忽然收到刘王立明一封信。

信的内容：“我要去出席参政会议，我负责的职业学校想请你担任董事，如同意请于今晚到会商谈。”大意如此。

当时，我觉得虽闻其名未见过其人，这信来得突然。不过她是妇女界进步人土，要前往参政，为此，我有协助此校的义务。

遂立刻作复如下：“我愿意担任董事协助，你放心去吧，因我感冒发烧，今晚的会恕不参加。”

次日参加这会的几位姐妹们（记得有蒋逸宵等）来家告我说：“昨晚刘王立明拿着你的回信在会上说：‘我知道董竹君是不会来参加会议的，她和日本人有关系。’

大家看信后说：‘信上说得很清楚，她因病不来。董竹君这人我们是知道的，你若无真凭实据，不能随便讲。’事后她依然到处传播。”

后来，我在菲律宾马尼拉时，适郑毓秀亦在那里。

有天，上海跑马厅总经理谭雅声的夫人甘金钗特来告诉我说：“郑毓秀知你来了，她说董竹君是有才能的女性，她和丈夫思想不一致，离婚了，她热爱办企业，对政治不感兴趣，不愿加入国民党，真可惜。听说她为日本人做事，我不相信。”

当时，汉口、重庆、香港友人都来信安慰。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的诬蔑人，到底原因何在？我异常生气。

友人劝说：“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刘校长非常称赞你，她嫉妒、怀疑，就造谣打击你嘛。”

我想也许如此。可是，我和刘湛恩校长从未见过面，素无往来。无缘无故晴天一雷。

八、房东敲竹杠

抗战开始，上海情势大变，人们趁机钻空子，想发财。抗战第二年，上海成为孤岛，市面也出现畸形繁荣景象，许多房东和律师、法官勾结起来，明说要房客迁居，其实就是想敲竹杠。

“新雅”、“天发池”、“老大房”等，都被敲去几万。锦江房东孙梅堂对锦江也不放松，法租界律师许午芳代房东出面，我则托刘良律师对付他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刘良对他们说：“你们想搞她（指我）很好，你们不妨与她较量，较量！法租界法院推事陈大器、张民生都要称她伯母的。文就文，武就武，你们不知她的‘道行’，不要弄得自己吃苦头，到那时就晚了。”

这番连吓带唬的话，就此把他们吓退了，当时我们都暗自好笑。对付这帮人只能如此，他们就吃这一套，我很感谢刘良。

九、忆刘良律师

谈谈刘良。他和我家有着非平常的友谊。

刘良身材中等、五官端正，皮肤白里带灰，额宽、唇薄、两颊少肉，眼睛有神，举止有些像上海白相人。一看便知他是南方人。性格刚直、豪放，对人处事有时手段颇辣，但心地善良、有情义、有正义感、有智慧，胆大心细，是个办事认真负责的人。

他能说善道，话匣子一开便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有时，说些风趣幽默话，让人笑痛肚子。他动辄嘲笑人，有时连我也要损几句，我认为他是有才智能干事的人，总是容忍一笑。久之，他看出我是在容忍，他懊悔不已，向我道歉！

刘良是江苏苏北人，在家庭里是长子，故特别受宠。父亲、伯父经营山东线织台布、花边和茶叶，属富商家庭。因而刘良能进大学。后来因客观局势不断变化，家境渐次衰落，未能再深造。大学毕业后，在上海设立律师事务所为业。

刘良和夏之时的儿媳的姐夫刘光美在上海中国公学同学时，他从刘光美处听到有关我和夏之时离婚事，同情我，慕名特来美华里访问我们母女。首次见面就很礼貌地称我伯母。日久彼此了解，和我们的来往也就多了。

因为他的职业是律师，处上海光怪陆离复杂的社会，不得不结交些流氓朋友。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流氓行话。他很尊敬我，爱护小妹妹们。有时他来我家，刚进门，女儿们齐声叫喊：“流氓来了，流氓来了……”他总是笑笑。

思想方面，他开始对共产主义有些模糊，经常和他聊天，逐渐偏左，求进步了。1935年锦江开门后，他担任两店常年法律顾问。他曾冒险协助过我的地下工作。

解放后他求进步的心情炽热，我通过陈同生同志关系，介绍他去苏州革大（革命大学）学习。当时，他在上海市文史馆工作。生活上由文史馆及上海市统战部支给。不幸于1963年夏在上海患胃癌辞世。

1963年夏，当我和国瑛女去沪，我俩分别去探望过他的病情。当时，我见他开刀后出院自己注射西药B12，还自己动手炖鸡汤，满开心。不料在我回京后不久，他竟因病复发离开人间了。

事后，得他胞弟告知：刘良在临终前，手拿一寸大的照片说：“我一世结交朋友不少，但以董伯母和她全家是值得尊敬留恋的，你把这张照片送给董伯母作个纪念吧！”惜此照片与我多年家藏的照片共同命运，在“文化大革命”中一起失去了。

回忆刘良和我们多年诚挚的友谊，他极力帮助锦江解决难题，他是曾与我共同冒过极大危险的进步人士，能不令人由衷地怀念！

十、艰苦挣持

由于自己是个女子，在当时社会情况下，人们对我居然敢开锦江是又敬又疑的，因而在经济上很难取得上海金融界的有力支持；加上自己又不是一个愿意走邪道来迎合有权势者的欢心而使锦江仰其鼻息的人，唯一的出路只有刻苦经营，自力更生。

所以，每次逐步扩充，都是放胆先行打出限期空头支票，待装修完毕，扩大营业增加收入后再来兑现。这种做法，引起店内工作人员和朋友们的担心，惟恐装修扩充后，生意不好，岂不要亏本，退票就要失信关门。大家在这问题上，总是缺乏信心，我则不言语。

原来只有大小共四间，扩充到二三十间，还增设了能容顾客三百余人的“锦江茶室”。扩充后，因生意照样日益兴旺，终于得到银行的信用支持，故打出的支票从未退过。

当时社会封建思想意识浓厚，重男轻女。在男子中心社会中，女子经营事业，到处受束缚。我常常为此痛心疾首。至于前述中外人士愿意投资开设分店，那是锦江已经闻名特来锦上添花而已。不过话要说回来，任何事情都是要首先依靠自己努力争取，才能有所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