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三位极具代表性的中国女性作家，带你走进女性主义的精神世界
女性主义文学不是女权主义者同情和关注妇女命运的文学，也非一般妇女题材的创作。女性主义文学是女性世界主体意识觉醒的产物，即现代女性观及其所规定的女性主体意识在文学中的体现。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具有主体意识的女性作家群体的形成，是女性主义文学产生的前提。中国现代女性主义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组成部分，与其总体同时产生，同步发展。它滥觞于近代而形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发展历史可以三个里程碑式作家依次划分为三个时代：冰心时代、丁玲时代和张爱玲时代。这三个时代分别代表着中国现代女性主义文学发展中三个相关联的时代主题：女性主义的理性启蒙、女性主义的艰难实践和女性主义的痛苦反思。
女性主义的思想内涵是女性主体意识，它在实践上一方面表现为对男性法权的叛逆与反抗，一方面则表现为对自立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的自觉追求与自我塑造。近代第一女英雄秋瑾（1875—1907）既是民主革命的先烈，又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先驱。她在日本留学时，积极从事妇女解放运动，重组妇女团体“共爱会”，“典质簪珥”创办《中国女报》，宣传妇女人格独立、个性解放、男女平权等观点。从名门闺秀到封建婚姻和男性法权的叛逆者，从毅然出国留学追求自立自尊自强的人格，到献身于伟大民主革命事业，她走的是女性主义从理性启蒙到社会实践的道路。作为一代女性精英，她的英雄主义精神与行为虽属政治范畴，但在其伟大人格里却包含着极其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她的英雄主义气质便是女性主体意识的人格体现。正是这主体意识，使她成为中国20世纪初妇女解放运动的先行者和一切进步妇女，特别是知识女性追求自由解放的人格榜样和精神力量。
秋瑾是近代杰出的女诗人。她豪情洋溢的诗词以深刻的女性主义内涵，开创了20世纪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先河，其中那些蕴涵着深切体验和女性主义启蒙思想的诗文（如诗词《勉女权歌》、《赠女弟子徐小淑和韵》、《赠语溪女士徐寄尘和原韵》、《戏寄尘再叠前韵》、《赠小淑三叠韵》、《柬徐寄尘》和散文《致湖南第一女学堂书》等），对当时和后来都具有强烈的激励作用和深刻的启蒙意义，是20世纪初中国妇女解放的檄文和女性主义宣言。从上述诗文中可以看到，近代女性主义的内涵主要由如下三个方面构成：
其一，男女平权的政治内涵。认为男女平权是天赋人权的理论在民主制度建设进程中的实践，其实质是实行包括妇女在内的公民权利与义务的平等。《勉女权歌》正表述了上述观点：
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愿奋然自拔，一洗从前耻辱垢。若安作同俦，恢复江山劳素手。旧习最堪羞，女子竟同牛马偶。曙光新放文明候，独立占头筹。……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
其二，自立自尊自强的人格内涵。这种人格在诗歌中表现为诗人顶天立地、气吞山河的英雄主义气概和个性自由、主宰乾坤的主人翁情怀：“漫云女子不英雄，万里乘风独向东。诗思一帆海空阔，梦魂三岛月玲珑。”（《日人石井君索和即用原韵》）“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对酒》）诗人自立自尊自强的人格，在这博大壮美的意境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其三，以教育途径获取经济独立的社会实践内涵。作者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在经济上对男性的依附，要真正取得人格独立和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就必须获得经济独立，而其途径则是通过受教育学得赖以生存的学问和技术。这一规律性认识是她人生实践的升华，体现在她的许多诗篇里，而在《致湖南第一女学堂书》和《精卫石》中则有直接表述，说妇女“欲脱男子之范围，非自立不可；欲自立，非求学艺不可”；“女子皆能自己学习学问手艺，有了生业，就可养活自己，不致再受这样的惨苦”。
上述三个方面，都体现着女性主体意识和妇女解放的理想与目标，但权利平等和人格自立偏重于观念范畴，是女性主义理性启蒙的内容；而经济独立则更具实践的性质，是女性主义理性启蒙通往社会实践的桥梁。若从社会法权角度看，政治权利（参政权）、人格自由（个性自由）的权利和经济权利（经济占有和支配的权利），恰恰是构成男性法权的三个主要支柱，而经济权则具有根本的意义。上述规律性认识既表现在秋瑾的诗文中，成为女性主义理性启蒙的内涵，又充分而生动地体现在她短暂而光辉的人生道路中，指示着女性主义实践的方向。
秋瑾既是中国20世纪初女性主义的伟大启蒙者和勇敢的实践者，又是女性主义文学的先驱者，她用生命铺下中国妇女解放之路的第一块基石，用热血写下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第一页。解读她的创作和人生实践，可以获得如下启示：女性主义的内涵是女性主体意识，它在观念上表现为男女平权、人格自由和经济自立等女性主体观念体系，而在实践上则体现为以教育为途径获得经济自立的妇女解放道路。女性主义启蒙时代的杰出女性和女性作家，都是于新思潮君临之际，在秋瑾的观念和实践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一
冰心时代是中国现代女性主义文学的启蒙时代，女性主义的理性启蒙是这个时代女性主义文学的主题。在这个主题下所形成的以冰心为代表的女性作家群体及其创作，奠定了这个时代的基础，鲜明地体现着女性主义理性启蒙特色。由冰心、庐隐、冯沅君、苏雪林、凌淑华、白薇、陈衡哲、袁昌英等组成的女性作家队伍，是在女性主义理性启蒙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学者型作家群体，其政治倾向虽不尽相同，但都是在中西文化交汇的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文化精英，受过系统的现代高等教育，有的还出国留学获硕士或博士学位。她们不仅具有现代人生观、价值观和新性道德观，而且具有现代女性主体意识和不同程度的反抗男性法权及其婚姻制度的叛逆精神，是继秋瑾之后出现的又一批现代女性主义的启蒙者。她们的实践领域虽与秋瑾有所不同（秋瑾主要是政治领域，而她们则是文学领域），而以教育为其途径获得经济自立、人格自由和权利平等的成长道路则与秋瑾一脉相承。在学校开放女禁的时代，她们大都是最先感受新思潮的名门闺秀，由于较早从女性主义的理性启蒙中获得自立自强的主体意识和自我发展的要求与动力，又有受教育所必需的家庭经济支柱，所以就成为男性中心社会中首先冲破男性法权，获得受教育权利的女性。现代教育潮流把她们冲出囹圄似的闺门，使之走上成才之路，又将她们送出国门，使之成为一代文化精英。
陈衡哲和袁昌英是这个群体中第一批留学生：陈于1914年至1920年留学美国，先后就读于瓦沙女子学院（Vassa College）和芝加哥大学，获硕士学位后回国任大学教授；袁于1916年至1921年留学英国，在爱丁堡大学获硕士学位，又于1926年赴巴黎大学继续深造，回国后任大学教授。冰心、苏雪林、白薇是第二批留学生：冰心于1923年至1926年留学美国，在威尔斯利学院（Vellesley College）获硕士学位；苏于1921年至1925年留学法国深造；白在1925年前曾就读于日本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第三批留学的是冯沅君、凌淑华：冯于1922年至1925年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工作七年后（1932年）又去巴黎大学文学院攻读博士学位（1935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凌成名于20年代，出国留学时间是1947年。庐隐、石评梅等不曾出国留学，但都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冰心时代女性主义文学的时代主题——女性主义理性启蒙——是由“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在“人的解放”成为一切精神界之战士自觉的历史使命的同时，妇女的解放和女性主义的理性启蒙，便因为思想界和代表先进文化的作家所倍加关注，成为整个文化思想启蒙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女性主义文学的时代主题。这个主题的理性启蒙特征是通过如下具有鲜明时代色彩的观念、题材和文体表现的：
其一，女性主义观念。男女平权、人格自由、经济自立等女性主体观念，都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并体现在作品中。这所谓新的时代内涵主要是指三种观念的注入：
首先，在男女平权的政治内涵中注入了平民主义观念，把妇女解放的目标提升到对平民社会中被压迫妇女的启蒙和解放。这种平民主义的权利平等观，在文学作品里体现为对平民女性命运的关注与同情，而在倡导妇女运动的文字中则有直接表述。如1919年由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和天津学生联合会合并组成的觉悟社，对妇女运动目标的如下阐述就最具代表性：
近年来世界各国的妇女运动颇形发展。一年来的中国，也有女子参政协进会及女权运动同盟会的组织。但我们所说的妇女运动，颇不愿同他们的相同。盖现在一般妇女所倡者为“男女平权”，女子也要求在宪法上及职业上得同等的地位，且要求有受教育的同等机会；我们认为伊们这种目标，在现在社会中，仅能为少数小姐、太太谋作官的机会罢了，其结果只能在议会中添几个女子的议席，无产阶级的女子与完全处在家庭奴婢地位的女子仍不能得丝毫权利。故我们所希望的妇女运动，在求能解放一般在家庭作奴婢的女子，并促醒无产阶级女子的觉悟，起来加入全民众的革命运动与阶级战争。
（《我们的五一节》，刊于1923年《新民意报》副刊《觉邮》第3、4期）
其次，在自立自尊自强的人格内涵中注入了斗争和群体观念。这一新观念在文学中的表现是把“大我”形象和叛逆性格塑造成作家对女性人格美的追求，而在妇女运动实践中则表现为倡导反抗家庭和婚姻制度的叛逆精神与互爱互助精神。女子工读互助团（成立于1919年）和觉悟社都是以解放和救助被迫害平民女性为己任的社团，在其宣言、章程和宣传文章中都极力鼓吹斗争精神和群体观念，如在为觉悟社女社员衫弃的死（被封建家庭和包办婚姻迫害而死）而发表的《宣言》中说：
现在中国的社会改造事业，正在开始预备时期。旧家庭中奋斗的妇女，多希望社会的援助。我们从此大胆的宣言：我们有起来负这种援助的责任！……婚姻为现今许多男女青年所切盼求得圆满解决的问题。因他们大半处在顽固家长压迫之下，缺乏奋斗的机会，以致终屈服于父母代办，往往发生极恶劣的结果者比比皆是。我们今特郑重宣言：我们很愿就我们的能力所及，给他们以相当援助。……亲爱的活泼的女青年啊！你们不要怕得罪了你们的父母，也不要怕得罪了你们的翁姑，更不要怕得罪了你们的丈夫及其他亲属！你们如觉到环境不适于生存，就应该勇敢些与彼分离。社会上有许多表同情于你们的人们，预备给你们一些援助。快来同他们携手啊！
（《新民意报》副刊《觉邮》第1期，1923年4月6日）
再次，在社会实践内涵中注入了社会改造观念，认为以教育为途径获得经济自立的知识女性必须肩负起改造社会的义务和使命：或做职业妇女直接从事社会改造事业，或为现代家庭建设者，通过家庭建设与改造间接改革社会。这一观念的理论基础是革命的妇女解放观，即认为体现和维护男性法权的社会制度，是女性丧失平等权利的根本原因，妇女解放的根本意义是社会的解放。这是当时妇女运动倡导者所普遍持有的理念，常常被表述在他们的宣言中，如广东女子工读互助团在其《简章》中就提出，妇女解放要以社会改造的实践目标达到社会解放的最终目标，他们“对社会一般人的宣言”是：“女子解放，就是男子解放，同时也是社会解放”（刊于1920年《解放画报》第2期“新闻”）。社会改造观念是这个时代女性作家的普遍观念，在创作中体现为女性主人公献身于社会改造或家庭建设的主体意识。
其二，创作题材。这个时期女性主义文学理性启蒙的时代主题，是以与妇女解放密不可分的典型性社会问题为题材表现的。这些题材主要包括“家庭问题”、“婚姻问题”、“妇女地位问题”和“女子教育问题”。这既是女性主义文学的前沿性题材，也是因体现新旧文明冲突而为整个新文学界所共同关注的最具现实性和启蒙意义的题材。如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就把“推广材料的领域”作为深化小说思想内涵的重要措施，并要求作家收集具有普遍性而又反映生活本质的材料构成小说题材，而这类题材在当时就是体现和反映“新旧文明相接触”时所发生的“家庭惨变”、“婚姻痛苦”、“女子之位置”、“教育之不适宜”等社会问题。从女性主义立场和角度来看，上述社会问题所反映的实质性内容，是觉醒了的女性主体意识与男性社会法权的尖锐而深刻的矛盾，而揭示这一矛盾则恰恰是女性主义理性启蒙的逻辑起点。女性主义文学的启蒙意义便是对上述矛盾现象作出女性主义的阐释，从而激发女性主体意识。
其三，文体创新。理性启蒙的要求在女性主义文学文体上的体现，便是如下文体的产生和被普遍运用：一是便于揭示男性社会法权的社会问题小说和问题戏剧；二是便于阐释女性主义哲学理念的哲理诗和哲理散文。其中具有创新意义和运用最广的是问题小说、哲理诗和哲理散文，而冰心的问题小说、哲理诗和哲理散文，因尝试最早而又最为成功故被称为“冰心体”，冰心也便以此获得女性主义文学文体家的称誉。
女性主义理性启蒙时代是指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的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的十余年间。上述女性作家的代表性作品都创作于这个时期，并且都以鲜明个性表现着同一的女性主义理性启蒙的时代主题，其中在女性文学史上具有奠基意义的创作是：（1）以女性主义为主题的社会问题小说和爱情小说。代表性作品如下：冰心的短篇小说集《超人》、《去国》、《往事》、《姑姑》、《冬儿姑娘》；庐隐的短篇小说集《海滨故人》、《曼丽》、《海灵潮汐》和长篇小说《象牙戒指》；冯沅君的《卷施》、《春痕》、《劫灰》；陈衡哲的《小雨点》；凌淑华的《酒后》等。（2）阐释女性主义的哲理诗、哲理散文和杂文。冰心的《繁星》、《春水》和《寄小读者》堪称此类文体中的杰作；此外还有庐隐的杂文，如《“女子成美会”希望于妇女》、《中国的妇女运动问题》、《今后妇女的出路》、《恋爱不是游戏》、《花瓶时代》、《男人和女人》等。（3）表现女性主体意识的社会问题剧和爱情剧。袁昌英的戏剧集《孔雀东南飞及其他独幕剧》、白薇的《打出幽灵塔》（三幕话剧）和庐隐的《牺牲》（四幕剧）、《冲突》（三幕剧）可为代表。
就作家而论，冰心是这个时代的杰出代表者。这是因为她的创作不仅在艺术上最具独创性和时代特色，而且具有深邃的思想哲学内涵。她是第一个把女性主义启蒙思想提到哲学高度的中国女性作家，她的作品不再仅仅是对男性法权在政治和道德层面上的批判，而是致力于女性主体意识及其理想人格的表现和对以母性主义女性观为其内涵的现代女性主义的哲学阐释，在她的作品中女性主义的哲学理想与诗的审美理想达到了完美统一。因此，她既代表这个时代女性主义文学的艺术顶峰，又以崭新的现代女性观及其女性主义哲学理想，代表着这个时代妇女运动的方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称这一时代为“冰心时代”。但就作品主题而论，冰心所表现的只是女性主义的一个方面——母性主义，而作为另一方面的性爱主义，则表现在庐隐的创作中。因此，庐隐便作为冰心时代性爱主义的代表而显得格外重要。正是她和冰心的作品共同构成女性主义理性启蒙时代主题的交响曲。
二
丁玲时代是女性主义艰难实践的时代。女性主义实践与革命实践的结合是这个时代的特征。它决定和促成女性主义文学时代主题和创作队伍意识与角色的转换：一方面，时代主题由女性主义理性启蒙向女性主义艰难实践的转换，使女性主义文学由边缘化时代进入主流化时代，成为以变革现实的伟大革命实践为背景审视和展现女性主义艰难实践历程的主流文学；另一方面，作家队伍由个性主义向群体主义的意识转换和由学者型理性启蒙者向平民型社会实践者的角色转换，使女性主义文学创作队伍也由边缘化时代进入主流化时代，成为以文学事业推进革命实践和女性主义实践的职业化、革命化群体。
丁玲时代的作家，都是在女性主义理性启蒙思想影响下走上叛逆道路，又经五四运动落潮后一段痛苦挣扎与反思而趋于自觉和成熟的；她们继承了“五四”叛逆女性反抗男性法权的精神，又走出了个性主义反抗的囹圄，把投身社会实践视为实现女性主义理想和自身价值的根本途径。但由于她们所处具体环境（特别是政治和文化环境）和政治思想倾向不同，实践的方向和道路也存有明显差异，因此形成如下相反相成的两个作家群：
（一）共产党员作家
包括丁玲、陈学昭、关露、葛琴、草明、白朗、安娥和杨刚等。她们都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积极追求者和实践者，大都经历了从个性主义反抗到自觉革命实践的思想发展历程。她们所恪守的是以革命为本位的女性主义实践观，认定投身变革现实的革命实践，是妇女摆脱男性法权统治、获得社会主体地位和实现理想人格塑造的根本途径；注重在革命实践中实行革命化女性理想人格的自我塑造是她们的目标。从她们艰难曲折的成长历史中可以看到，对党、人民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忠诚和由此而来的无私无畏、甘于牺牲奉献的革命精神，正是她们热切憧憬和追求的人格境界，也是她们从政治或爱情失败与挫折中不断胜出、毅然前行的力量源泉。
丁玲是这类作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一个。她不仅创作成就最高、社会影响最大，而且接受革命思想影响最早，投身革命实践和经受斗争考验的时间最长。她的实践体现着女性主义与革命相结合的时代方向，可分为开端、发展和深化三个相连续的阶段：
1.实践开端阶段（1923—1930年）
这时丁玲还是一个在黑暗中以飞蛾扑火的精神寻求光明、与绝望抗争的个性主义者。但她在寻求和抗争中直接或间接地接受了来自革命者的影响。首先是来自女革命家向警予的影响。向警予是丁玲母亲的同学和挚友，也是丁玲童年时期的匡护者。她那无私无畏、同情幼弱者和被压迫者的崇高人格曾对童年丁玲的心灵和性格产生过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对丁玲政治思想影响最大的则是她的牺牲。她是在大革命失败后被反动派残酷杀害的，这使正处苦闷彷徨境地的丁玲在认清反革命派本质的同时，从她的英雄行为和伟大精神中看到了革命的希望。
其次是来自早期共产党人瞿秋白的影响。丁玲和她的挚友王剑虹从上海平民女校回到南京自修文学时，结识了正在上海大学主持社会学系的瞿秋白，并在他的劝导下重回上海，到上海大学中文系读书。那时瞿秋白已是学识渊博、阅历丰富、视野高远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那酷爱文学、崇尚审美的气质和疾恶如仇、匡护善良的“韦陀精神”，对丁玲人生道路选择和人格自我塑造都具有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他是最早鼓励和引导丁玲走向革命实践的导师。
再次是来自胡也频和冯雪峰的影响。1924年暑假后，丁玲为寻求自身发展道路从上海到了北京。在北京的三年是丁玲人生历程中极其关键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她不仅实现了“爬文坛”的梦，成为蜚声文坛的青年女作家，而且获得了她理想的爱情，在她的感情世界里先后嵌入胡也频和冯雪峰两个永远抹不掉的诗人的名字。她对他们的爱虽不能都结晶为白头偕老的夫妻，但却都升华为矢志不移、终生恪守的革命信仰。这正是丁玲很快接受马克思主义并积极投入左翼文艺运动的感情上的原因。
总之，开端阶段是丁玲在革命思想影响下，开始由个性主义反抗向革命实践转换的时期，其转换的标志便是1930年5月她和胡也频同时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以及其在创作思想上的明显转变。
2.实践发展阶段（1931—1936年）
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对“左联”及其所领导的左翼文化进行残酷“围剿”的白色恐怖时期，也是青年革命者丁玲经受革命斗争残酷考验的时期。在这五年间，涉世未深、年仅27岁的丁玲竟同革命一起受难，连续经受了三次严峻考验。
（1）胡也频牺牲。1931年1月17日，刚刚做了父亲的胡也频在参加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会议时，因叛徒告密被捕，2月7日夜在龙华警备司令部惨遭杀害。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虽使丁玲目睹和经受了有生以来最大的残忍和悲痛，但爱情和信仰的力量却使她毅然走出悲痛，踏着死者血迹奋然前行。胡也频是在准备奔赴苏区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前被杀害的，而丁玲也要求组织派她到胡也频想要去的地方。她说：“他用他的笔，他的血，替我们铺下了到光明去的路，我们将沿着他的血迹前进。”“让我到江西去，到苏区去，到原来胡也频打算去的地方去。”（见《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回忆潘汉年同志》，均收入《丁玲文集》第5卷）
（2）肩重任于危难之时。由于“左联”领导工作的需要，丁玲去苏区的要求并没有获得批准，而中央决定要她在革命危难之时肩负“左联”领导工作的重任：除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外，还先后担任“左联”组织部长、工农文学会负责人和“左联”党团书记。这对年轻而尚无斗争和领导经验的丁玲，无疑是严峻考验。但她凭着对党和革命信仰的忠诚，殚精竭虑，充分利用自己与鲁迅、瞿秋白、冯雪峰和茅盾等革命师友的关系，在他们帮助指导下出色地完成了发展和深化左翼文学运动的任务。其中最突出的贡献有二：一是以《北斗》为阵地和园地，团结和培养以左翼为核心包括新老进步作家的阵容广大的作家队伍，并且特别注意女性主义文学及其创作队伍的培植与发展。《北斗》除发表冰心、陈衡哲、凌淑华、白薇和林徽因等老一代女作家的新作外，还发表和介绍葛琴、杨之华等青年女作家的处女作。同时还以组织之力，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参加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途径，培养女性主义文学创作骨干，如葛琴、草明、关露等女性革命作家就是这时成长起来的。二是以创作主题的转换实践女性主义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时代方向，使女性主义文学从边缘时代进入主流时代，成为以人民革命实践为题材，反映时代精神、讴歌推动历史前进的方生力量的主流文学。体现这个转换的是《水》（中篇小说）、《母亲》（长篇小说）和《田家冲》（短篇小说）等作品。
（3）被秘密绑架和软禁。丁玲在“左联”出色而卓有成效的工作，引起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恐惧和注意，1933年5月14日她便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秘密绑架，从而开始了长达三年多的软禁生活。丁玲被绑架和软禁，是中国30年代政治思想斗争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重大事件。围绕这事件所展开的斗争实质上是“围剿”与反“围剿”斗争的继续和深入，而作为事件轴心人物的丁玲则在经受种种非常磨难与考验后，终于实现了革命化女性主义理想人格的自我塑造。因此对于丁玲来说，这三年多的非常性斗争具有女性主义实践和革命实践的双重意义，是女性主义实践和革命实践在更深层面上的结合：人格理想内涵的结合。从丁玲人格发展历史看，这个结合实际上是作为女性主义理想人格内涵的女性主体意识（自立自尊自强）在革命实践中升华为革命信仰的过程；这过程从她参加革命实践时已经开始，但经这三年多的非常磨难与考验后才得以最后完成。其完成的标志是以革命为本位的生死观、爱情观和女性主义实践观的形成。
第一，革命的生死观。丁玲被绑架和幽禁一度成为“围剿”与反“围剿”斗争的焦点，在社会上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一方面，在反“围剿”斗争的旗帜下，《申报》（1933年6月21日）发表了蔡元培领衔38位著名人士署名的《请释丁玲联名电》，左翼文学家及进步文化界组成“营救丁潘委员会”，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当丁玲“被秘密杀害”的消息盛传时，左联又发起悼念丁玲的活动：《文学杂志》（北方“左联”机关刊物）出版悼念丁玲专号，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和现代书局分别出版丁玲的长篇小说《母亲》和短篇小说集《夜会》，鲁迅也写下《悼丁玲》诗，抒发在“如磐夜气压重楼”的白色恐怖中，遽然失去这位左翼文坛最优秀女作家所产生的深沉的悲哀。
另一方面，反革命“围剿”则以丁玲为突破点，运用非常手段更加疯狂地进行。他们在派出一些高级特务和叛徒运用心理战术企图诱骗丁玲“自首”的同时，还在报刊上以谣言惑众：说丁玲被绑架后不但“自首”了，而且和抓捕她的特务马绍武同居……士可杀不可辱！当青年丁玲看到报刊上（《大公报》、《社会新闻》和《商报》等）此类文字后，正在绝望中抗争的灵魂遭到崩溃性打击。一切期望和幻想都已消失，只有一种意念指使了她的行动：“用鲜血来洗刷泼在我身上的污水，用死向人民和亲人宣布：‘丁玲，是清白的，是忠于自己的信仰的！’”但她上吊自缢后却被冯达救活。“不知生，焉知死。”自杀未死的丁玲，最大的变化是在生与死的体验和反省中，使自己的生死价值观真正升华为以革命为本位的生死观，即深切感悟到为革命而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才是革命者人格的理想境界；而她为洗刷污水证明自己人格清白所自设的“死刑”，虽不失为勇毅之举，但其动机中仍包含着重视个人荣辱的个人主义意识，其后果将意味着一个正为革命和人民承受苦难而与绝望抗争的战士，因不堪人格诬陷而放弃斗争和责任。
后来她回忆这段感悟时说：
我真就这样死了，我对得起生我养我的寡母吗？对得起死去的烈士和他留下来唯一的幼儿吗？对得起一切对我友好，对我怀有希望的同志和战友吗？我丁玲在敌人的魔掌中就这样认输了吗？我决不甘心。这时我对一切充满着仇恨，无法解除的仇恨。我苦苦思索：我究竟该怎样才能脱离这魔掌与苦海，才能有一丝希望？我怎样冲破黑暗，在黑暗中找到一条缝隙，从这条缝隙中能重见天日，那怕只是一缕阳光？
（《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刊于《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1期）
革命生死观的确立，使青年丁玲的人格升华到无私无畏的境界，这是她此后屡屡从常人难以承受的屈辱和苦难中胜出的人格力量。
第二，革命的爱情观。丁玲和同时代知识女性一样，是在个性主义爱情观念影响下开始女性主义实践的，对理想爱情的执意追求贯穿于她的整个实践过程中。由个性主义向革命群体主义的转换并非是她爱情理想追求的终结，而是其爱情价值观念在革命实践中的发展与转换：由个人本位的爱情价值观向革命本位的爱情价值观的发展与转换。其转换标志是爱情对革命信仰的皈依，它完美地体现在这个时期丁玲与冯雪峰由爱情和信仰结晶而成的感情世界里。
丁玲与冯雪峰的爱情始于1927年二人在北京期间。那时大革命失败的阴影正笼罩着中国大地，丁玲处于苦闷彷徨之中，胡也频的朋友便引荐冯雪峰教丁玲学日语。他在讲述俄罗斯十月革命后勃起的革命文学时，以诗人超群的才华和为革命信仰而奋斗的崇高人格，深深撼动了丁玲的心灵世界，从而由对革命信仰及其人格美的皈依而产生了崇高的爱情。这是丁玲爱情观转换的开端。她在回忆中曾坦诚而深情地讲述了那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我从未和胡也频结婚，虽然我们住在一起。一天，有一个朋友的朋友来到我们家里，他也是诗人。他生得很丑，甚至比胡也频还要穷。他是一个乡下人的典型，但在我们许多朋友之中我认为这个人特别有文学天才，我们一同谈了许多话。在我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看上的人。这人本来打算到上海去的，但他现在决定留在北京。我不同意这个，而要他离开，于是他离开了。两星期后我追了去——胡也频也追了来。……这在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虽然我是深深地爱着另外那个人，但我和胡也频同居了许多时候，我们彼此有一种坚固的感情的联系。如果我离开他，他会自杀的。我决定我不能和我可爱的人在一起，对他说：虽然我们不能共同生活，我们的心是分不开的；又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我所爱的，无论他会离开多么远，这个事实可永远不会改变。所以我们的爱只得是“柏拉图式”的了。这决定使他非常悲哀，所以我终于不得不拒绝和他见面，把关系完全切断。我仍然和以前一样爱他，但把这个连他都保守了秘密，退回了他全部的信。
（尼姆·威尔士：《续西行漫记·丁玲——她的武器是艺术》，1939年4月
上海复社中文版，转引自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丁玲研究在国外》）
此后历史证明，这所谓“柏拉图式”爱情的实质是爱的升华，是心灵对信仰的皈依；它使生命的自然爱欲在信仰净化下提升为对崇高人格美的无限追求，并且在追求中不断生发出战胜险恶和苦难的精神力量。
丁玲与冯雪峰的感情世界是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深化和发展的，从胡也频牺牲至丁玲被软禁的6年间，严酷的斗争，生死的际遇，使他们爱的情感迸发出灿烂的火花，也使丁玲的革命爱情观得以确立。她在此期间撰写并发表的爱情诗《给我爱的》（刊于1931年《北斗》创刊号）和书信体散文《不算情书》（刊于1933年9月1日《文学》杂志第1卷第3期）便是她革命爱情观的情感化诠释。这是作者爱的心灵最炽烈最坦诚的表白，痴情中饱含着鲜明而坚定的理念：爱对信仰的皈依。在散文里爱因信仰而净化为人间最为纯正无私的感情，炽烈而永恒，执着而坦诚：
我知道有许多人背地里把我作谈话的资料……他们一定总以为我丁玲是一个浪漫的人……好用感情的人，是一个把男女关系看做有趣和随便的人；然而我自己知道，从我的心上，在过去的历史中，我真真的只追过一个男人，只有这个男人燃烧过我的心，使我起过一些狂炽的欲念……我用梦幻做过安慰，梦幻也使我的血沸腾……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了，这个男人是你……
（《不算情书》）
在诗中爱的对象因信仰而升华为革命者理想的人格美和信仰的化身：
你是平静，/你是真诚，/你是勤恳，/只有一种信仰，固定着你的心。/只有一种信仰，固定着你的心，/所有的时间和心神，你都分配在一个目标里的各种事上了。/所以你从不管我的眼睛，或是我的心，/因为你是不会介意着这个的。/我们不是诗人，/我们不会讲到月亮，也不讲夜莺，/还和那些所谓爱情；我们只讲一种信仰，它固定着我们的心。
（《给我爱的》）
可见，上述两部作品不仅是作者爱情心灵的表白，也是她爱情观的形象化阐释，即在作者看来爱情对信仰的皈依是革命爱情观的本质内涵，其外在表现是由爱情与信仰结晶而成的两种崇高美的境界：纯正无私的情感境界和作为信仰化身的理想人格境界。情感境界的崇高是作品给人最直观的审美感受，《不算情书》便因此被称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史上“一篇轰动文坛的文章”。香港著名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在所著《中国新文学史》（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12月初版）中说：
她在收获期的散文作品不多，但她留下了一篇轰动文坛的文章，那便是1933年春天在《文学》月刊上发表的《不算情书》。这可能是中国女性最赤裸的表白了。但没有一点肉麻和卑污的感觉，被她那洁热的虔诚的情思所牵引，随着她遍历那哀欢交织、凄艳卓绝的精神历程。……这已不是文字，是疯狂的一团火。这是任何人都有过，都可能有的感情，可是只有丁玲把它用文学表达出来。
（《中国新文学史》中卷第21章：“散文的泥淖与花朵”）
至于理想人格境界的内涵则体现在《给我爱的》这首诗的形象里，这正是对冯雪峰人格中崇高精神品格的诗化。作者晚年所撰写的《悼雪峰》（1979年4月写于北京，收入短篇集《作家的怀念》，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初版）对冯雪峰的人格境界作出更精辟更具体的阐述，可视为对《给我爱的》此诗形象所作出的补充诠释。她说：
我同雪峰相识近五十年。五十年来，我们来往可数。但人之相知，贵在知心，雪峰的为人，总是长期刻在我的脑中。我对他的言行从来都是深信不疑的。在延安曾有人问我：你最怀念什么人？我回答：我最纪念的是也频，而最怀念的是雪峰。……雪峰给我的最深的印象、并永远使我怀念的是他的兴致盎然的一些谈话，在我们短暂相聚时的那些谈话。在1931年、1932年的时候，他最乐于谈的便是鲁迅先生以及他和鲁迅先生的往来。……我从他这里得到的印象是，鲁迅先生是一位极其天真纯朴、幽默而极富情趣的斗士。……这些谈话使我更加热爱鲁迅先生，同时觉得雪峰是一个完全为党工作而毫无私心的人。……鲁迅在雪峰的精神世界里是一尊庄严的生之向往的塑像。他们的关系远远超过了一般同志、师生的关系。
又说：
在雪峰精神上的另一尊塑像便是毛主席。我在湖南念中学的时候，就听人说毛润之是一个奇人。我的同学杨开慧、许文煊等都同我谈到过他。后来在上海大学，又从一些共产党人如瞿秋白、施存统等口中听到过他。但我真正听到关于毛主席的英明伟大的业绩是在一九三六年我到上海时从雪峰口中听到的。那时我们离别了好几年，各自经历了不同的遭遇，但他最迫不及待，津津乐道的便是同我谈毛主席，谈毛主席如何正确伟大，如何同王明路线、张国焘路线作斗争，挽救了革命，胜利地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他谈毛主席的思想、为人，谈他的风格、他的诗文。他在我本来就坚定不移要求去陕北的决心中增添了许多幻想的美丽的花朵。雪峰啊！你是那么热爱这两位巨人，你是那么兢兢业业，一生为这两位巨人而勤奋工作。
显然，雪峰在作者心中是一座精神丰碑，他皈依革命信仰，虔诚地敬仰思想巨人的崇高人格和精神，并在其感召下毕生“勤奋工作”，他自己也就因此而成为作者所信服、挚爱和敬仰的信仰的化身。
第三，革命的女性主义实践观。丁玲在被软禁的三年中得到宋庆龄和史沫特莱为代表的中国及世界妇女界进步人士和女性主义者由衷的关怀、支持和救助。这不仅深深感动了她，而且使她感受到个体生命与女性群体在斗争中相融合而产生的强大物质和精神力量，进而感悟到在男性法权与专制政治结合严密、旧势力极其强大的中国社会，女性主义理想只有通过变革社会的革命实践才能实现，在革命与反革命两种政治力量生死搏斗的时代，女性主义实践只能是与革命相结合的政治斗争实践。把女性主义实践的内涵由自发的个人反抗斗争上升为革命政党领导下的女性社会群体的政治斗争，正是丁玲这个时期女性主义实践的特征和革命女性主义实践观形成的标志。从她的实践和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到构成其革命女性主义实践观的如下理念：
其一，与革命政治斗争相结合是女性主义实践的时代方向。这个方向已为那个时代平民知识女性的实践道路所证实，而丁玲的实践道路则因其意识的高度自觉而尤具典型性。丁玲在这个时期所完成的从个性主义向革命群体主义的意识转变，在实践上表现为实践道路的转换：从个性主义反抗转向革命政治斗争实践，而在观念上的集中反映则是她革命女性主义实践观的形成。这些都自觉而鲜明地体现在她1930年后的小说（如《韦护》、《一九三〇年春上海》、《田家冲》、《母亲》和《莎菲女士的日记第二部》等）创作中。这些小说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通过平民知识女性对实践道路的选择，表现和弘扬一种新的女性主义实践选择意识和价值观，这便是革命政治斗争意识和革命女性主义实践观。
其二，政治斗争可以造就“伟大的女性”。她认为宋庆龄堪称这类伟大女性的杰出代表者。她是革命女性和一切被压迫妇女的匡护者和无私无畏的救助者。丁玲被绑架后她便以她的独特身份及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与鲁迅、蔡元培等发起抗议和救助活动；当囹圄中的丁玲难以承受谣言造成的人格屈辱时，她又请冯雪峰转交丁玲350元钱，以表信任和安慰。她的伟大人格深深撼动和感染了正为革命受难的丁玲，给她以勇气和力量，使她终生难以忘怀。她在回忆中说：
她是一位伟大的爱国的先行者，是我一向尊敬的伟大女性。她和鲁迅、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等在我被绑架后从事的抗议运动和营救活动，在我被囚禁中，曾多么增加我对敌人斗争的勇气，给了我多么巨大的精神力量，他们为我，为一切革命者所做出的支持和牺牲，我是永远不能忘怀的。现在面对着这三百五十元钱，我的心感到灼热，感到温暖。三年多来，敌人对我制造了许多无耻下流的谣言，用软刀子杀我。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受了谣言的影响，也曾用怀疑的眼光审视我。这时孙夫人赠我的三百五十元所代表的对我政治上的信任，却比泰山还重，是千万两黄金难买的无价之宝，怎能不引起我由衷的感激之情呢？
又说：
我马上就要去西北了，那里是充满希望的革命圣地，我将用自己的行动，回答孙夫人以及一切对我怀着信任，抱有希望的同志们和朋友们。我把这三百五十元全部都寄给了在湖南乡下的老母和我的一双儿女。我现在安心等待，我将无所牵挂地奔向苏区，参加红军。在党中央的直接指挥下，为革命的胜利而奋斗献身。
（《魍魉世界·三十——起飞》）
显然，激发丁玲的决不仅是作为国母宋庆龄的救助和信任，而更是作为女性主义理想人格实践者和完美体现者的宋庆龄伟大人格及其实践的感召力。因为在她看来，宋庆龄正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始终代表女性主义实践方向，在革命时代风云中坚贞不屈、与时俱进，自觉实现革命女性主义理想人格塑造的伟大女性；她不但以崇高而完美的人格在亿万中国妇女心灵中树立起一尊神圣的精神偶像，而且以自己成功的人格实践证明：革命时代的政治斗争实践是培育伟大女性的途径。上述认识已成为丁玲革命女性主义实践观的重要理念，表现在其晚年诗作《诗人应该歌颂您——献给病中的宋庆龄同志》（写于1981年5月16日，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丁玲文集》第3卷）中。作者在诗中既颂扬了宋庆龄人格的斗争美，说：“您的力量，可以摧毁魔窟”、“力敌千军”，“声音虽是吴侬细语，但锋利如剑，响彻环宇”；还特别强调其人格形成的途径是革命斗争实践，说：“您刚刚走出校门，就站在中国伟大的先驱者的身边，您是真正的革命的三民主义者。孙中山先生逝世了，您继承他的事业，保护他的旗帜，战斗不歇。开国以来……您随着人民的战鼓，走进共产主义者的行列。”
其三，只有在革命政治斗争旗帜下，女性主义者才能真正联合起来，形成推进社会前进和相互同情救助的革命力量。这是丁玲在三年受难中深切感悟的结晶。丁玲被绑架后，在妇女界引起的反应是女性主义者发自深心的同志般的同情和救助。使她难以忘怀的除宋庆龄和冰心（她随丈夫赴日本路过南京时到苜蓿园看望过丁玲）外，还有方令孺、王会悟、谭惕吾、蒋毅仁、郑育之和张天翼的外甥女等女士。
方令孺是现代女诗人、散文家和文学教授。1897年出生于安徽桐城县一个古老的封建家庭里，祖父方宗诚是著名的宋学家，父亲方存之曾两次东渡日本，是富有爱国热忱的旧知识分子。少年方令孺虽从父亲那里接受了女子要自强的进步意识，但性格软弱的父亲却无力匡护她摆脱封建包办婚姻枷锁，从而使她陷入无爱的家庭和婚姻生活的痛苦中无以自拔。女性主义理性启蒙唤起她的女性主体意识和为实现理想人生价值而斗争的勇气，于是她便以出国留学为途径摆脱封建家庭统治而获得经济和人格的独立。
1930年方令孺留学归国后先在青岛大学任文学教授（她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攻读的是中外文学艺术专业），并开始发表诗与散文；两年后她积郁成疾（患严重甲状腺亢进），只得回到南京婆家养病。这时她与丈夫陈平甫已分居多年，但在陈家阻挠下始终未能与他正式离婚，而陈却另收别室住在上海，她则带着三个孩子住在南京的娃娃桥（恰与丁玲住处在同一条街上）。1934年10月，她怀着对自己心仪已久却陷入囹圄的女作家的真诚同情，贸然去看望和安慰丁玲。丁玲开始曾对她怀有警惕，但她的真情却屡次打动了丁玲的心，从而与其结成终生友谊。丁玲后来在回忆中对这位在她处于绝望和孤寂时给以感情支持的朋友，表现了深深的怀念，并以无比崇敬的心情赞颂她“诚实大方”的人格和“非常美丽”的灵魂。她说：
十月底的一天，方令孺女士作为不速之客忽然降临了。她那时不到四十岁，长得很好看。……她谦虚地自我介绍道：“我叫方令孺，是特别来看你的。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我非常同情你的遭遇，我很喜欢你的小说。我想你在这里一定太寂寞，我能为你分点忧愁吗？有什么事我能帮助你吗？”……我不免用怀疑的眼光望着她，心里在想，是否又是国民党派来的？……她看见我很冷淡，便不多说；只对我的母亲表示一点尊敬，说了几句恭维话，又对我的子女称赞了几句。然后便文静地告辞了。……此后，她每过一个月，或两个月便来我这里一次。她从不同我谈政治，也不问我的生活情况，只是点点滴滴同我谈她的心曲，如读书后的感想……后来她便谈她的家庭生活，她的不幸的爱情。谈这些她也不动感情，只是放在心底，仍然像在讲一部写得非常细腻动人的小说。我真同情她。好像中国的老老少少的妇女，都能引起我的同情，特别是像她这样有着一颗美丽的心灵的知识分子。后来我也到她的家里去。……她家里非常安静，很少客来。我慢慢认识到，我和她来往，是无害的，便逐渐放宽了心。后来，一九三六年我和党取得联系，就曾把她的家做为党与我联系的地点。
女性人格美的感应和心灵情感的共鸣与沟通，凝成她们永恒的友情。在丁玲的心目中，方令孺永远都是她真诚的同情者和精神上的支持者。抗战初期，丁玲在延安，曾经向她要过一部《昭明文选》（是为毛主席要的），她知道是为谁要的，就特地买了寄给丁玲；建国后，丁玲在北京，她到北京时总是去看丁玲，还在丁玲家住过，她仪态依旧，总是很文静地对丁玲谈一点她新的感受；1957年后，丁玲被错划为右派，连续遭受批判、劳改和囚禁达22年，她仍然是受难丁玲的最诚挚的同情者。丁玲说：
一九五七年……在全国妇联召开的一次批判我的大会上，我望见她了。我为她很不安了一阵。我深切了解她，她一定为我非常非常的难过，可是这时她无法对我表示同情，也无法安慰我，分担我的忧愁了。二十二年后，一九七九年，我回到北京，打听到她已经逝世，我不免凄然欲泣。我常想念她的一生，她的为人，想到她曾为我分担苦痛。她是一个普通人，是一个有非常美丽灵魂的人，是一个好人，我一定要写她，将来有时间，我一定要任情呼唤你，方令孺同志！
（《魍魉世界·十九——方令孺的友情》）
王会悟是早期共产党人李达的妻子，丁玲的挚友。她青年时期就热心于革命和妇女运动：曾在上海办过妇女刊物；李达是中国共产党建党时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最后一天移在浙江嘉兴南湖举行，便是王会悟联系布置的；1922年共产党创办上海平民女校，李达主持平民学校工作，丁玲便是王会悟介绍到该校读书的。丁玲与李达的革命师生情意，使丁玲与王会悟的友情更加深厚而持久。
1928年以后，丁玲在上海，与他们夫妇过从甚密，当丁玲遭遇危难时，总是得到他们的关怀和救助。1931年胡也频被捕遇害，丁玲曾避居在他们家里；1933年丁玲被绑架后，王会悟从上海写了好多封信到湖南安慰丁玲的母亲，说丁玲平安无事，有许多人在营救她，担心其母亲不相信而难过，写信时换用许多朋友和同事的名字，她还受“左联”委托拟以沈从文的名义，把丁玲的母亲从湖南接到上海来，出面同国民党打官司要人（但因故未能成功）；1936年丁玲到北京寻找党组织，第一个帮助者就是王会悟，她不但请丁玲住在她家里，而且帮她与在中国大学任教的曹靖华先生取得见面机会，并由曹介绍通过鲁迅找到了在上海的党组织。这次在王会悟帮助下与曹靖华先生的会见，打开了陷入囹圄中的丁玲的希望之门，在她政治生命史上写下难忘的一页。
丁玲与王会悟的友情是政治斗争实践的结晶，终生不泯。1979年经过22年政治磨难的丁玲，刚刚复出便去看望久别的挚友王会悟，并在1月16日的日记中记录了挚友垂老相逢时悲喜交集的情景：“上午去看王会悟，满头白发，左眼已瞎，记忆尚可，见到我去看她，兴奋极了，一个人不住嘴的讲，语无伦次。我倒休息了，光听她。很可怜她。本来要回来的，却被她几次挽留，无法，吃了一顿饭。”（丁玲日记《从山西到北京》，刊于《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3期）
谭惕吾是丁玲1924年初到北京时结识的朋友，那时她叫谭慕愚，是北京大学三年级学生。丁玲曾回忆那时她们之间友情的纯真和谭惕吾在思想感情上对自己坦诚而热心的帮助，说：“我的感情很激动，为了剑虹的爱情，为了剑虹的死，为了我失去了剑虹，为了我同剑虹的友谊，我对秋白不免有许多怨气。我把我全部的感情告诉了谭惕吾，她用冷静的态度回答我，告诉我这不值得难受，她要我把这一切都抛向东洋大海，抛向昆仑山的那边。她讲得很有道理，她对世情真透彻，我听了她的，但我却连她也一同疏远了。”然而她对丁玲的友情却没有因世事隔绝而淡漠。当她知道丁玲被绑架时，便立即去看望丁玲。这次虽是以国民党员的面貌来看望的（她当年是国民党员），但她却仍然保持着1924年对丁玲的爱护与关心。友情与同情使她不顾个人安危，告诉丁玲她从政界得到的消息，说她曾四处打听消息，听说国民党对丁玲是不会宽容的，曾想杀人灭口，只是因为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世界名人的援救，才没有敢动手。当时丁玲正按党的布置，想借一个编辑刊物的工作公开到上海去，为此，谭惕吾曾找过南京的朋友顾颉刚帮忙，后丁玲由党组织安排秘密逃往上海，在离开南京前夕，为安全和方便就住在谭惕吾家里。
丁玲于1936年从南京潜回上海的组织工作是在冯雪峰领导下进行的。其中包括两次秘密接应丁玲的极为险要的工作，而先后承担这工作的是同情和崇敬丁玲的两个青年女性：张天翼的外甥女和郑育之。张天翼的外甥女是张天翼安排掩护和带领丁玲秘密到上海与冯雪峰接头的人，她给丁玲留下了勇毅而机敏的印象。丁玲回忆说：
那天下午，信步走出我住的那间茅草屋，一个人在小院里，在屋门口好像无事地散了一会步，然后就急速地悄然奔向车站；在车站，张天翼的外甥女已在那里等我，我会心地跟着她上了一节三等车厢。车厢里人很挤，全是贫苦的市民和农民。我穿着一件蓝布短衫，挤在人群中，一声不响，装出一副土里土气的样子。张天翼的外甥女坐得离我稍远，她像是一个走亲戚的普通少女。我们一同到了上海，我跟着她在车站外边坐上一部云飞汽车公司的出租车。她指挥司机把车开到泥城桥一带一条马路边上，叫司机停车，我跟着她下了车。马路旁边另有一部汽车停在那里。车门打开了，她把我推上车。车子里已经有一个人等在那里。他伸出手来，紧紧地握着，又向司机说了一句什么，车子开动了。我借助街灯望着那张微微带笑的脸……这不就是张光人，是胡风吗？
（《魍魉世界·二十八——回到上海》）
郑育之是丁玲1936年9月18日第二次秘密从南京逃往上海（然后由地下党派人护送至延安）时到上海车站接应的人。她是丁玲的崇拜者和追随者，在中学时就酷爱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等描写叛逆知识女性、表现女性主义自觉意识的小说，还听过丁玲关于写作的讲课（题目是《如何作文》）。后来她更为丁玲在丈夫牺牲后毅然踏着荆棘和血迹前行的伟大人格所感动，并以其为榜样投身于左翼文学运动。1932年9月至1933年5月丁玲任“左联”党团书记，郑育之已是“左联”党团骨干，任共青团闸北区妇女委员会委员，又是“左联”机要干部，受丁玲直接领导。丁玲被绑架后，她一直在焦虑和悲痛中奋力从事救助工作，当敌人在报刊上大肆以谣言中伤、陷害丁玲时，她却“深信丁玲同志是清白的，对党忠诚的一片赤心”。她知道丁玲在湖南家乡的孤儿寡母生活十分困难，正等待着丁玲寄养家费时，便接受“左联”领导指示，商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文艺编辑负责人赵家璧先生预支《母亲》一书的版税，直接寄给湖南的老人。
蒋毅仁是丁玲母亲的同乡和挚友。她的丈夫是地主，但她在家是受歧视和排挤的，因此长期独住在常德。共同的反抗男性法权的女性主义意识是她和丁玲母亲之间友谊的基础。1936年4月丁玲母亲将丁玲的一对儿女带回湖南常德，艰难地担起家庭苦难和抚育孩子的重担。这时蒋毅仁毅然分担了她的艰难和痛苦：将自己用平日积蓄买来为养老送终做准备的房子让给他们住，他们不但可以不付房租，而且可以把租出去的另外几间的租金，每月挪作家用。为解除丁玲后顾之忧，母亲把这件事告诉了丁玲，从而使这位伟大母性的人格永远铭记在她的心里。丁玲后来回忆这位老人说：“母亲告诉我这些，是让我知道，在困难中，在战乱的年月，蒋毅仁对她、对我的子女都有一份很重的情谊。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我把母亲接到北京；毅仁不愿离开故土，我便按月寄十五元生活费给她，直到她离开这个人世。”（《魍魉世界·二十三——春暖待花开》）
总之，上述女性无私无畏的同情和救助，不仅使陷入囹圄中的丁玲获得了战胜敌人和环境的精神力量，而且使她从切身体验中认识到在革命时代，女性主义实践只能是革命政治斗争实践，女性主义者唯有在政治斗争旗帜下方能联合起来，形成强大的社会群体力量。而且随着政治斗争的国际化，女性主义者的联合也将超越国界而成为国际主义联合，她与史沫特莱、尼姆·威尔士等外国朋友的友谊便是国际主义联合的产物。
尼姆·威尔士是埃德加·斯诺原夫人，1936年斯诺编译介绍中国现代作家的《活的中国》一书时，她在该书附录《现代中国文学运动》中介绍并高度评价了丁玲的思想和创作，对胡也频和丁玲等左翼作家先后惨遭国民党杀害和绑架深表愤恨与同情。此后她在《续西行漫记》中又以《丁玲——她的武器是艺术》为题较系统地把丁玲介绍给世界读者。史沫特莱更是丁玲所钦佩的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杰出女性，所以丁玲从南京逃往延安途中在西安与史沫特莱再次不期而遇时，亲密无间的崇高友情竟使她们无比感动和兴奋地拥抱在一起。她说：“史沫特莱还是从前那样精神抖擞。她是记者。……她的工作和政治贴得紧紧地，她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人，她的政治触角很敏感，而我只感觉到她的革命的热情，她不只是一个政治记者，她更是一个文学作家，她写的《大地的女儿》写得多好啊！”（《魍魉世界·三十一——在西安》）
革命的生死观、爱情观和女性主义实践观的形成，标志着丁玲革命女性主义理想人格塑造在实践上的成功。但这决不是人格理想境界的完成和终结，事实证明，女性主义人格内涵是随时代和革命实践内容而不断发展和深化的，丁玲的上述成功则正是她到延安革命圣地后在新的实践中深化人格理念和创造更高思想精神境界的基础。
3.实践深化阶段（1937—1947年）
这是丁玲一生中最辉煌的十年，也是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女性主义实践，在实践中实现更高境界女性主义人格自我塑造的时期。女性主义实践的深化首先表现为女性主义实践方向观的深化。这便是确认女性主义实践方向和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实践方向的一致性和同一性；认定与工农民众相结合既是时代所规定的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唯一正确的实践方向，也是革命知识女性唯一正确的实践方向。经过城市革命政治斗争考验的丁玲，到延安后的革命实践便正是在这一新的实践方向观的指导下开始的。在这十年中，她几乎参加了解放区共产党所领导的所有以工农民众为主体的武装斗争和民主改革运动，始终恪守着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方向，做与工农民众心灵相通、利害攸关的民族革命战争和工农革命运动的宣传者、组织者和文化启蒙者。其中在中国女性主义实践史和她自身人格发展史上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是参加革命民族战争、延安文艺整风运动和土地改革运动等伟大实践。历史证明，正是这些改变和决定中华民族命运与前途的伟大实践，造就了丁玲伟大女性的崇高人格，使她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女性主义实践史和女性主义文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首先，民族革命战争的伟大实践深化了丁玲的女性主体意识。从“文小姐”到“武将军”的角色转换，实质上是女性主义者丁玲社会地位和角色由社会压迫的抗争者向社会改造的领导者的转换。它反映在观念上便是女性主体意识的深化：由以自立、自尊、自强为其内涵的抗争精神，深化为以我与万众一体的革命群体观念为其内涵的革命英雄主义和母性主义。这种英雄主义与母性主义相结合的女性主体意识在实践中一方面表现为敢于承担和领导伟大事业的胆略，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以爱心团结同志、匡护民众和感化友军的伟大母性的博爱情怀。
从女性主义角度同情和关注妇女命运，是丁玲一贯的思想和情感倾向。这个倾向在她到延安以前，主要是从一个女性作家角度表现在创作中，到延安后她则不仅是文艺工作和政治工作的领导者，而且已成为中国现代女性主义文学及女性主义实践发展进程中具有重大而广泛影响的革命女作家，上述倾向同时体现在实际工作和创作中。
在实际工作中的体现主要是：（1）通过“西战团”组织和动员知识妇女参加伟大民族革命战争实践；（2）在《解放日报》副刊发表杂文《“三八节”有感》，揭露男性法权及其男性中心道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表现和对革命知识女性主体意识与社会主体地位的侵害，促进了延安时期女性主体意识和女性主义实践的深化。而在创作上的体现则是形成战时妇女题材小说的两大主题：一是表现侵略战争给劳动妇女带来的深重苦难；二是描写知识女性在战乱和贫困环境中艰难成长的痛苦历程。这两大主题的形成使丁玲这个时期的小说创作成为真实反映抗战时期妇女命运和表现民族革命战争典型环境中中国妇女典型性格的史诗，也从而使这个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因丁玲而真正成为抗战主流文学。
其次，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农村土地改革运动深化了丁玲的女性主义实践主体观。这是丁玲人格和思想实践史上最辉煌的也是最具标志性的一页。作为人格和思想趋向辉煌的标志则是她女性主义实践主体观的转变。即认为：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史无前例的土地改革运动，在使农民成为土地主人的同时，也赋予农村劳动妇女以政治民主权利，因此，土地改革运动也是农村劳动妇女的解放运动，它宣告中国广大农村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实践的开始和由此而来的女性主义实践主体由城市知识妇女向农村劳动妇女的转换。
以农村劳动妇女为主体的实践观的确立，使丁玲真正成为最广大的中国劳动妇女的最忠实的匡护者和代言人。她积极参加以劳动妇女为主体的妇女运动，曾在延安“三八”国际妇女节庆祝大会上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又曾当选为延安妇女界宪政促进会理事和边区模范妇女代表；1948年11月，出席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召开的世界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并被选为理事会执行委员。她热心支持为劳动妇女代言的刊物，撰文庆祝《时代妇女》发刊，呼吁为全中国劳动妇女的权利而团结奋斗，说：“《时代妇女》是我们自卫战线上的一支大军。我们要围绕在这支大军周围，为提高我们妇女的文化，为保卫我们既得的利益，为鼓励、声援国民党地区妇女求得解放而团结奋斗！”丁玲以劳动妇女为主体的女性主义实践主体观在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得以深刻体现：作者不仅满怀同情地写出劳动妇女在封建制度和男性法权双重压迫下沦为双重奴隶（“人的奴隶”和“牲畜的奴隶”）的“辛酸”历史和在土改运动中的阶级觉悟与斗争精神，为她们获得政治民主权利而欢呼，而且通过男性法权及男性中心道德在家庭、婚姻问题中的延续，预示伴随民主改革而开始的农村女性主义实践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但她坚信参加变革农村社会的民主建设和生产建设实践，在实践中获得主体意识和社会主体地位，仍然是劳动妇女摆脱男性法权统治、获得人格自由健康发展和实现人生价值理想的根本途径，只要她们坚持走在实践斗争中成长的道路，前途就充满光明。
其他共产党员作家的实践道路，虽因具体环境和条件不同而呈现个性差异，但在方向上都是与丁玲相一致的。其中以陈学昭和草明最具典型性。
（二）具有民主思想的进步作家
包括萧红、谢冰莹、罗淑、赵清阁、沉樱和陆晶清等。她们也都是在“五四”女性主义理性启蒙运动后，怀着女性主义人格理想和社会理想，勇敢地投身于社会实践，具有鲜明主体意识和抗争精神的女性主义实践者。她们虽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左翼文学和无产阶级运动中实践的主体，但却是五四运动后女性主义实践和女性主义文学建设中的有生力量，在女性主义实践时代以自己的艰难实践和具有时代影响力的创作，显示着崇高的人格美和合理的人生价值观。她们的经历和遭遇不同，但却有着共同的思想倾向，这便是在自由主义政治观念指导下，其实践和创作都不同程度地具有疏远政治的倾向。萧红和谢冰莹是这类作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代表。
萧红（1911—1942）出生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与压迫最残酷的中国东北地区。她的女性主义实践是从反抗家庭包办婚姻开始的，并且仿效娜拉离家出走的方式，但当只身走上社会后她所面对的就是双重压迫：民族压迫和男性法权压迫。因此，追求爱情幸福而向男性法权抗争和维护民族尊严而反抗民族压迫，便成为她女性主义实践与民族解放斗争实践相结合的两个内容，贯穿于她的人生历程中。历史证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国平民知识女性反抗上述双重压迫、求得解放的必由之路，是投身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群体中去，使自己由个人奋斗的自由主义者而成为具有自觉党性、在组织领导匡护下的革命政治群体中的一员。萧红与白朗是同属“东北作家群”的女作家，都经历了从参加东北左翼文学活动到加入上海左翼文学运动的实践。当进入民族灾难深重的抗日救亡时期，却一个在党的指示和帮助下奔赴延安，一个则从走向延安的途中折回武汉，而后流亡香港，孤独地病死于日军的炮火中。她们命运不同的原因固然包括多种因素，但根本因素是政治思想观念的不同。关于这一点，丁玲和茅盾在回忆和研究萧红的文章中早已指出。
远离政治的倾向同样鲜明地体现在萧红的创作思想及创作实践中。在文艺思想上她崇尚和恪守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启蒙主义传统，认为：“现在或是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座谈会记录》，收入《萧红全集》下卷《集外集》）正是在这一观点指导下，她的主要作品（《生死场》、《呼兰河传》和《马伯乐》）都采取文化批判角度，把批判矛头“对着人类的愚昧”。她的作品深刻地描写了中国妇女的人生悲剧，揭露了封建主义与男性法权相结合的文化专制戕害妇女的罪恶，但却把悲剧根源归咎于“人类的愚昧”。在她看来“人类的愚昧”具体表现为国民精神的病态，而中国国民精神病态尤为严重。
她曾将中日两国的国民精神作了对比研究，认为愚昧的实质是灵魂对权力的屈从：在中国是灵魂屈从于封建族权、夫权和神权，被套上精神奴役的枷锁；在日本则是灵魂屈从于具有支配权的金钱，被扭曲为没有精神生活的工作机器。她说：“中国人的灵魂在全世界中说来，就是病态的灵魂，到了日本，日本比我们更病态……他们人民的生活一点自由也没有，一天到晚，连一点声音也听不到，所有的住宅都像空着，而且没有住人的样子。一天到晚歌声是没有的，哭笑声也都没有。夜里从窗子往外看去，家屋就都黑了，灯光也都被关在板窗里面。日本人民的生活，真是可怜，只有工作，工作得和鬼一样，所以他们的生活完全是阴森的。”（《致萧军·第三十二信》，1932年12月15日，收入《萧红全集》下卷）上述分析未必精当，但由此可见她对国民精神的关注。
萧红虽创作生涯很短，但其创作成就和影响却是女性主义实践时代仅次于丁玲的女性作家。《生死场》作为“奴隶丛书”之三出版时，鲁迅为之写序，胡风为之写读后记。在序中鲁迅怀着深广的民族忧愤，对这位来自日本侵占地哈尔滨的女性作家的作品作出精辟而肯定的批评，说：
这本稿子到了我的桌上，已是今年的春天，我早重回闸北，周围又复熙熙攘攘的时候了，但却看见了五年以前，以及更早的哈尔滨。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
胡风在《读后记》中则从女性主义文学角度充分肯定了该书在文体风格上的创新，说：
使人兴奋的是，这本书不但写出了愚夫愚妇底悲欢苦恼，而且写出了蓝空下的血迹模糊的大地和流在那模糊的血土上的铁一样重的战斗意志的书，却是出自一个青年女性底手笔。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女性的纤细的感觉也看到了非女性的雄迈的胸境。前者充满了全篇，只就后者举两个例子……这是用钢戟向晴空一挥似的笔触，发着颤响，飘着光带，在女性作家里面不能不说是创见了。
这确是一部颇具时代影响力的女性主义文学史上的力作，问世后第一年（1932年12月至1933年11月）就再版6次，1939年和1946年先后列入“大众战斗图画丛书”（之一）和“东北文艺丛书”（之二）出版发行，1947年哈尔滨鲁迅文化出版社和东北书店同时新版发行，1953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再次新版。
《呼兰河传》是她另一部力作。该书创作始于1938年秋，定稿于1940年12月。作者生前（1940年）曾在《星岛日报》上连载，死后第二年（1943年）由桂林河山出版社出版。1947年上海环星书店新版时，以茅盾于1946年《文艺生活》12月号上发表的评论《论萧红的〈呼兰河传〉》为序。茅盾的批评饱含着对离世五年的作者深沉的怀念与哀痛，联系作者寂寞而多舛的人生对作品作出了精确的解读。他说：
呼兰河这小城的生活是寂寞的。萧红的童年生活就是在这样的寂寞环境中过去的。这在她心灵上留的烙印有多深，自然不言自喻。无意识地违背了“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的老胡家的小团圆媳妇终于死了，有意识地反抗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的萧红则以含泪的微笑回忆这寂寞的小城，怀着寂寞的心情，在悲壮的斗争的大时代。
又说：
也许有人觉得《呼兰河传》不是一部小说。他们也许会这样说，没有贯穿全书的线索，故事和人物都是零零碎碎，都是片段的，不是整个的有机体。也许又有人觉得《呼兰河传》好像是自传，却又不完全像自传。但是我却觉得正因其不完全像自传，所以更好，更有意义。而且我们也可以说：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于它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部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有讽刺，也有幽默。开始读时有轻松之感，然而愈读下去心头就会一点一点沉重起来。可是，仍然有美，即使这美有点病态，也仍然不能不使你炫惑。
除上述中长篇小说外，作者还出版有：小说散文集《跋涉》（与三郎合集）、《桥》，散文集《商市街》、《萧红散文》，短篇小说集《牛车上》、《旷野的呼唤》等。
谢冰莹是中国女性主义实践时代具有轰动性的女作家。她1906年出生于湖南省新化县一个封建家庭。新旧矛盾斗争激烈的家庭环境形成她鲜明而突出的主体意识和刚强而超常的传奇性格，为获得受教育和自由恋爱的权利，她与家庭和社会作了决绝的斗争。特别在婚姻爱情方面的斗争（她曾为反抗包办婚姻出逃过四次，后来在自由恋爱中先后与三个男朋友同居后因性格不合而分离），表现了她新的解放的性爱观念与世俗的男性中心道德的尖锐矛盾与对立。她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给她定亲了。但因未婚夫愚笨而低能，她拒不接受父母之命。她说：
那个时候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很痛苦啊，因为我的父亲是个举人……他心里想，我有这么个女儿怎么办？我的母亲把刀拿出来说：“告诉你，你不嫁给那个人，你就杀了我，你要不杀我的话，你就自杀。”我说怎么能杀妈妈呢？那我就自杀好了，我立刻把刀拿过来，摆到我这里。后来我还是嫁过去了。……我跟那个未婚夫谈，我说我愿意给你娶个好太太，但我是绝对不跟你结婚的，我绝对不会。他说没有关系，我绝对不伤害你，他不跟我发生关系。
后来她虽挣脱了包办婚姻枷锁，有了恋爱自由的权利，但她开放而自由的性爱观及其实践仍不能为世俗所容。她认为：构成幸福婚姻的基础是爱情和性格和谐；恋爱和婚姻构成两性间相互自由选择过程的两个阶段，婚姻是恋爱的结果却非自由选择的终结，而是在拂去感情面纱和性格伪饰后更真实更理智的选择。因此，在她看来同居或结婚后的离异、分手，也正是自由选择的继续，不应受到指责。她说：“两个人一定要有爱情，要合得来，这个就好了，要合不来的呢，不要勉强，就离婚，分开。我的思想是很新的。有人说你这个思想不行，我说为什么，假如我跟他两个人感情不和睦，一定要勉强，非要同居在一起，非要做夫妻，那太痛苦了。”她以自己的婚恋体验为例说明上述解放的性爱观在实践中与男性社会法权的矛盾。她说：
比方说人家知道我，跟某一个男孩子讲恋爱了，都知道了。这个男孩子非要我跟他两个人发生关系不可，可是等到我跟他发生关系以后，我知道他好多好多自私啊，好多的缺点啊，都发现了。开始是优点。跟我讲恋爱的时候只看到他的好处，他对我也把他的优点发挥出来，但同居以后，唉，他的缺点都出来了。这个糟糕了！这使我大失所望了，我说我不跟你恋爱了，所以后来很多很有名的人都骂我说谢冰莹是浪漫主义，吹了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都吹了，真是浪漫得不得了。
（孟华玲：《谢冰莹访问记》，刊于《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4期）
谢冰莹的主体意识更突出地表现在革命实践和女性主义文学建设实践中。1926年，在哥哥的鼓励下，她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后从军北伐，并将自己的体验加以升华和创造，写下轰动中外文坛的《从军日记》（散文）：1927年发表在孙伏园和林语堂主编的《中央日报》副刊上，1928年由上海春潮书局出版单行本，后被译成英、法、德、俄、日等文字。这是她女性主义实践历程中辉煌的开端，她的名字和《从军日记》竟一度成为舆论界、妇女界和文学界关注的焦点。这传奇性的一页，是她永远铭记并引为自豪的。她在回忆中说：
民国十五年（1926），我去当兵，那个时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招女兵。……考女兵考第一名，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了。后来我一进军校，他们就找我编刊物……那个学校叫黄埔军校，这个黄埔军校出了一个刊物，找我写。我在初中二年级，第一篇文章都能够发表。现在我怕什么呢？我就去了。……我就写了《从军日记》。《从军日记》一出版以后咧，林语堂翻成英文。后来看到，哎，女孩子当兵啊，好了，翻译日文，德文，俄文，韩文。好几个国家翻译了……
1936年作者又在《从军日记》的基础上创作了代表作《一个女兵的自传》（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年出版），作者对该书出版后的影响更感自豪，说：“《女兵自传》有法文，德文，俄文，还翻译世界语，日文。法国的罗曼·罗兰还给我写过信，他说你的法文本我看到了，哎呀，你真是一个伟大的女兵啊！”（以上引文见孟华玲：《谢冰莹访问记》）
30年代后，她的实践进入艰难时期：边读书，边写作，边教书，生活拮据艰苦；曾两次留学日本，第一次被日本警察驱逐出境，第二次则被怀疑为共产党，关押了三个星期。抗战爆发后，她又以女兵姿态投入战斗：先是组织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带领妇女加入抗日行列；而后主编《黄河》月刊。1948年她去台湾省立师范大学任教，仍然坚持写作。她的主要作品除以上两部外，还有《前路》（短篇小说集，上海光明书局1930年出版）、《姊姊》（短篇小说集，西安建国出版社1942年出版）、《红豆》（长篇小说，虹桥出版社1954年出版）和《爱晚亭》（散文集，三民书局1969年出版）。
谢冰莹是一个富有爱国主义精神的女性主义者。她从男性中心道德的勇敢叛逆者，成长为投身于反抗封建军阀战争的女兵，这不仅标志着她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而且预示着她的思想将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而深化和升华。但遗憾的是，自由主义的政治观念限制了她，使她远离政治，因此也就远离了革命实践。她回忆说：
我那个时候……在厦门，厦门中学教国文，教国文教得很好。就那个时候，有共产党啊，一直想要我加入他们的党。我不加入。我说我教我的书。我对于什么党什么派都不高兴。……我爱我的国家，爱我的中华民族。我不爱什么党的，什么派我都不愿意搞，什么党开会，我说我最讨厌的。
又说：
那个时候有个蔡廷锴，很有名的，在十九路军里头，他们说我是共产党……所以他们要抓我，要关起来。……后来我就更加对这个党派很讨厌了。不管他是共产党国民党，什么党，搞政治的人我都不大喜欢。……所以后来他们要我加入国民党，我说，哎呀，不要加入了。我说，反正我不反对你们。随便你们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随便你们做什么……反正我不管。
她上述观念也表现在对女性主义文学作家作品的评价上。她晚年在被采访中，对冰心、陈衡哲、白薇、苏雪林、黄庐隐和丁玲等女性主义文学作家及其创作都作了评价，其中关于语言文体方面的意见较为适当，但对作家政治思想倾向的批评却极其鲜明地表现了她的自由主义文艺观点。特别是在对丁玲的批评中，清晰地显示了自由主义文艺观与丁玲所实践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对立。她说：
丁玲这个人大胆，写起东西来，非常之天不怕地不怕的。她的革命性非常强，可是她的结果非常惨的呀，共产党整她。她的文章写“性”这一方面，她比我胆子大多了。我是不敢写的。这个人当然有她的好处，也有她的缺点。……她思想，左得很厉害。
又说：
比如说，看过她几篇文章，都是这一套了。标语呀，口号。什么劳动大众啊，什么东西呀，都是这一套了，反正是，思想所谓左倾，思想是向共产党那方面倾向。……我……还是喜欢看纯艺术的，那个纯粹的艺术的。与其看她的，不如看谢冰心的，谢冰心的《寄小读者》什么的。所以这种凡是要替哪种主义宣传的，我都不喜欢。你看，我就没有替国民党三民主义写过什么东西，我不写的。带政治色彩的，完全不写，不管是左也好右也好，我觉得那样的作品都没有什么价值。因为一个作家，至少你是完全站在真理的立场，不要什么左啦或右啦，替那个党那个派说话，这个没有意思。与其这样，不如纯艺术，为艺术而艺术，当然也可以为人生而艺术，可是你不要为政治而艺术，这就没意思了。
（孟华玲：《谢冰莹访问记》）
总之，女性主义艰难实践时代，是女性主义实践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时代。这一时代特点反映在女性主义文学创作队伍上，便形成两个鲜明特征：其一，作家的平民化。她们不再是女性主义理性启蒙时代，依靠家庭经济支柱走留学成才之路的大家闺秀，而往往是在失掉家庭经济支持的困境中投身于社会，靠个人奋斗和时代机遇在艰难实践中成长的平民女性。其二，实践方向的一致性和具体道路的差异性。前者是由女性主义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时代必然性所决定，后者则是她们政治观念的差异性在实践上的表现。这些特征反映在创作中，便使该时期女性主义文学的主题、人物和文体等发生了深刻变化。
首先，表现女性主义实践与革命实践的结合，是该时期女性主义文学的时代性主题。它在作品中是通过知识女性实践道路的艰难曲折表现的。较典型的作品是丁玲的小说。从《莎菲女士的日记》到《韦护》再到《田家冲》和《在医院中》，所描写的正是一代觉醒的女性主义实践者从个性主义反抗走上革命实践的路，它既反映了时代的必然性，又蕴涵着作者和那时革命知识女性深切的人生体验；未完的长篇小说《母亲》，从作者的完整构思可以看到，其主题也同样是想通过母亲奋斗不息的一生，表现女性主义实践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必然进程。表现这一主题的其他作家的作品可以谢冰莹的《从军日记》和《一个女兵的自传》为代表。特别是后者，以家庭和时代为背景，生动而真实地写出一个女兵艰难痛苦的成长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女性主义实践的时代方向。
其次，在充满压迫与反抗、交织着苦难与希望的大时代背景下，多角度多层次地描写和展现平民女性的命运与人格，从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的系列对比中揭示出女性主义内涵的丰富性和实践道路的曲折性与多样性。冰心时代的女性主义文学虽在观念上鲜明地反映着五四运动的时代精神，但其创作大都以家庭与学校为背景。丁玲时代的女性主义文学则大都以社会为背景，描写各类妇女在男性社会法权和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下的苦难、挣扎、觉醒和抗争，在她们艰难曲折的人生际遇和社会实践中折射着时代的苦难与希望。由于作者政治和审美倾向不同，就使这些处于同一时代背景下的女性形象，因表现上的多角度和多层次而呈现出命运和人格内涵的多元性。从总体上看，作者表现和审视这些女性命运与人格的角度主要分为如下三种：
一是性道德角度。这类作品大都以爱情婚姻为题材，旨在揭露新旧两种性道德的对立，表现男性中心道德统治下妇女心灵的痛苦、挣扎与反抗。丁玲的第一个小说集《在黑暗中》所取的便是这一角度，其中《莎菲女士的日记》则是这类小说的经典著作。
二是政治角度。这类作品大都以革命实践为题材（其中包括部分描写革命加恋爱的作品），旨在通过妇女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实践中，随着政治上的解放和主体意识的觉醒，逐步获得社会主体地位和人格自由健康发展的事实，揭示革命实践在妇女解放中的决定性意义。丁玲1930年后的作品大都属于这一角度。这些作品以人物形象系列的不同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写革命女性在斗争中艰难成长的作品，可以《在医院中》为代表；另一类是写劳动妇女在斗争中走出苦难获得政治解放和人格自由健康发展的作品，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暴风骤雨》和散文《杜晚香》是这类作品中的杰作。
三是文化角度。这类作品以愚昧专制的封建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所造成的妇女悲剧为题材，旨在揭示妇女悲剧命运的文化根源。萧红的小说多属这一角度，《生死场》和《呼兰河传》最为典型。这些作品多角度地表现人物意识和人格内涵的多层次性。就女性主义意识而言，其构成就包括自立自尊自强的主体意识、反抗男性法权的斗争意识和自觉参加革命实践的政治意识等层次；就人格内涵而言，则既包括背负时代苦难忍辱负重的苦难美，又包括为实现理想人格自我塑造而自觉向环境挑战的斗争美，还包括忠诚于信仰、为信仰而献身的崇高美。
再次，精于人物性格刻画，心理描写大胆泼辣和语言大众化，是这个时期女性主义文学的文体特征。精于人物性格刻画是现实主义深化的表现，它使这个时期女性形象系列中出现了莎菲、曼贞、陆萍、贞贞和黑妮等个性鲜明、时代蕴涵深厚的典型性性格。心理描写大胆泼辣是女性思想意识和道德心理进一步解放的结果，这种大胆描写特别是性心理的描写，充分而真实地表现了女性主义实践时代新女性的心理与行为特征。语言大众化则由女性主义实践主体和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主体的平民化所决定（也与三四十年代文学大众化、民族化的倡导有关），它使该时期女性主义文学语言与冰心为代表的文学语言形成鲜明对照。
谢冰莹是这方面的代表，她曾以自己的语言与前辈女作家冰心、庐隐、苏雪林等作过比较。她在与冰心比较时说：“我的文章跟她的完全不一样。她是一个所谓闺秀作家，是小姐派的。我可以说她的文章比我写得好。……她是专门研究这个修辞啊，写得很美啊，写得很好。可是她那个革命性是不太强的。她不会说跑到前方去，替军队服务，像我一样。……冰心她们这一批女作家，这个经验啊，她们没有，我有。……我不是喜欢唯情主义的，我喜欢把感情放到社会上，大众的身上。它不是唯美主义，不是冰心写的这个句子怎么美呀，修辞怎么美呀，与社会脱离关系，与这个人群脱离关系，这样的作品，过去了。”在与苏雪林比较中说：“她有些地方是太罗嗦。……形容词用得太多了。有些书，比如要是初中女孩子看，就看不懂。太深奥了。她读的古书太多，所以她写起来不是那么简洁流利。她讲了什么典故啦，用的字啦，是一般初中生看不懂的，而要高中啦，大学才看懂。倒是我那文章写得要不得，不好，还是通俗。人看得多。”（以上引文见孟华玲：《谢冰莹访问记》）与庐隐的对比也得出同样结论。
三
20世纪40年代后，女性主义文学进入张爱玲时代：女性主义痛苦反思时代。反思的时代主题是在城市文化背景下，以历史宏观视野揭示和批判在文明、自由掩饰下的城市现代两性关系及其恋爱、婚姻、家庭制度的商品化、市场化本质而实现的。在张爱玲等女性主义反思者看来，随着中国城市殖民化日益加深，不仅民族传统文明面临消亡危机，而且二三十年代人们所心仪、渴望，并作为其人生理想奋力追求的现代城市文明也为金钱社会所扭曲，显露出反人性反人道的残酷本质。最能反映这一文化本质的是现代都市中建立在赤裸裸金钱关系基础上的两性关系及恋爱、婚姻、家庭制度和作为其补充的娼妓、姘居制度。因此，将两性关系上升为现代城市文化制度加以审视、批判和反思，便成为张爱玲时代女性主义文学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最深刻的思想内涵。它既是该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时代主题转换（由女性主义艰难实践转入女性主义痛苦反思）的内在标志，又规定着该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新的思想艺术倾向。张爱玲把这种倾向发展到极致。她不仅在创作中深刻体现了反思时代主题的内涵，而且在历史反思基础上创造了不同于冰心时代和丁玲时代的女性主义文学的新理念，从而使她以时代主题的转换和文学理念的更新与深化，在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史上划出一个新时代。
上述反思的时代主题与文学理念的结合，形成张爱玲时代女性主义文学的鲜明特征。这一特征集中体现在张爱玲和苏青等女性主义反思者的思想和创作中，但以张爱玲的思想与创作最为典型。尤其是文学理念的更新与深化，在张爱玲前期创作中表现得尤其突出，新的文学理念不仅以艺术创新精神和鲜明审美倾向体现在她的创作中，而且在她的文论中有精辟而独到的理论阐释。
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其开端的中国现代文学，是在现代思想启蒙运动与社会革命实践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与发展的；在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思想主导下揭露变革中的巨大社会矛盾，表现与讴歌代表历史方向的社会力量及其斗争，已成为主流文学的时代特征。这一特征同样体现在冰心时代和丁玲时代的女性主义文学中，如冰心的问题小说虽以家庭为题材，其主题却在揭露新旧社会矛盾，而丁玲的小说则直接描写女性在革命斗争中觉醒与成长的艰难历程。这一特征在文学理念上的表现，便是在迎合主流化趋势下忽略和抹杀了女性主义文学的女性主义特定内涵，而使其男性化。这种倾向在创作实践上所产生的不良影响，在冰心和丁玲的后期作品中都有较明显表现。但在张爱玲时代，由于政治环境的改变和城市文化背景的独特性，这些女性主义反思者就对上述传统观念影响下的女性主义文学产生了质疑和深刻反思。反思的主题是女性主义文学理念的更新与深化，它首先体现在张爱玲这个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并由此引起来自主流文学的批评。最具代表性而又使作者深受触动的批评文章便是迅雨（傅雷）的《论张爱玲的小说》（1944年《万象》第3卷第11期）。
《论张爱玲的小说》是一篇理论性较强的文学批评，但批评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都鲜明地体现了主流文学的思想体系和传统模式。因此，其批评的客观效果，便是以主流文学的传统观点否定体现在张爱玲小说创作中的女性主义文学的新理念。这些传统观点主要包括：（1）斗争的题材观。文章提出“第二斗争”的观点，认为“斗争是我们最感兴趣的题材”，因为“人生一切都是斗争”，但“斗争的范围，过去没有包括全部人生”，“作家的对象，多半是外界的敌人”；所以还应表现“第二斗争”的题材：“个人在情欲主宰之下所招致的灾祸”。文章特别强调斗争与情欲的关系，说：“人的活动脱不了情欲的因素；斗争是活动的尖端，其更是情欲的舞台。”文章以此观点审视张爱玲的小说，认为除《金锁记》可称得上“完满之作”外，其他均与此标准不符。（2）悲剧的文体观。文章以传统悲剧观念及其形式为依据审视张爱玲的小说文体，对她所创造的传奇文体作出否定性批评（以《倾城之恋》为例）：“因为是传奇……没有悲剧的严肃、崇高，和宿命性；光暗的对照也不强烈。因为是传奇，情欲没有惊心动魄的表现。……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上述两个观点是立论的基础，实际上涉及整个文学理念系统，反映了批评家与小说家张爱玲在文学理念上的分歧。于是便引出张爱玲以《自己的文章》（《苦竹》第二期，1944年12月）为题的关于女性主义文学理念的精彩答辩，她针对批评者的观点，将自己的创作实践升华为以下四种理念：
其一，题材理念。认为人生有飞扬的一面和安稳的一面，而反思的女性主义文学所描写的应是安稳的一面，她称此为文学的“妇人性”。她说：
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视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
又说：
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
这新理念在她创作中的体现便是专注于恋爱、婚姻和家庭制度的描写。她说：
一般所说“时代的里程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我甚至只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朴素，也更放恣的。战争与革命，由于事件本身的性质，往往要求才智比要求感情的支持更迫切。而描写战争与革命的作品也往往失败在技术的成分大于艺术的成分。和恋爱的放恣相比，战争状态是被驱使的，而革命则有时候多少有点强迫自己。真的革命与革命战争，在情调上我想应当和恋爱是近亲，和恋爱一样是放恣的渗透于人生的全面，而对于自己是和谐。
这个理念的核心意义是以题材的女性化（即“妇人性”）表现了女性主义文学自觉意识的提高与深化，所产生的影响已不仅仅是促使女性主义文学题材的转换，而是开拓了女性主义文学建设的新领域：女性人生领域。对这一领域的开拓与研究，将使女性作家的创作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文学——既具有女性主义思想内涵，又具有女性主义文学所关注和描写的永恒领域。
其二，价值理念。认为女性主义文学作品的社会价值，不在于以力的飞扬给人以兴奋，而在于以力与美的参差对照给人以启示。她说：“斗争是动人的，因为它是强大的，而同时是酸楚的。斗争失去人生的和谐，寻求着新的和谐。倘是为斗争而斗争，便缺少回味，写出来也不能成为好的作品。”又说：“力是快乐的，美却是悲哀的，两者不能独立存在。……我以为用参差对照的手法是比较合适的。我们用这种手法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而以此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这一理念的提出同样表现了作者女性主义文学自觉意识的深化：使女性主义文学的价值取向由单一的对现实和男性法权的抗争，而深化为对女性人生的终极关怀。这终极关怀一方面表现为渴望和谐与美的感情倾向，一方面则表现为以永恒启示性引人反思的创作倾向。正是这一倾向使她的创作成为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意识新颖、充满睿智、蕴涵丰富的女性主义反思文学。
其三，情感理念。以苍凉为情感美的理想境界，认为女性主义反思文学的情感基调是苍凉的美。她说：“我不喜欢壮烈。我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剧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角，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这情感理念包含着深刻的时代内涵：面临文明消失的危机感。她以此对自己作品中的情感基调作出如下诠释：
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常用的字是“苍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
（《传奇·再版自序》）
情感理念的提出也是作者女性主义文学自觉意识深化的标志：它使女性主义文学情感内涵由一般政治、道德范畴深化为美的范畴，从而增强了作品情感的审美价值和艺术魅力。
其四，文体理念。她把自己的小说称为“传奇”。“传奇”在这里是文体概念，其内涵包括两个相互关联的基点：（1）注重故事自身蕴涵的发掘与展现，力避主题先入和作者直接表述思想感情的主观性倾向。她说：“写小说应该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许多留到现在的伟大作品，原来的主题往往不再为读者注意。因为时过境迁之后，原来的主题早已不使我们感觉兴趣，倒是随时从故事本身发现了新的启示，使那作品成为永生的。”又说：“现代文学作品和过去不同的地方，似乎就在这一点上，不再那么强调主题，却是让故事自身给它所能给的，而让读者取得他所能取得的。”后来她在另一篇文章里又把主题先入和离开故事本身内涵直接夸张地表述思想感情的倾向，称为郁达夫所谓的“三底门答尔”（sentimental），说：“现代西方态度严肃的文艺，至少在宗旨上力避‘三底门答尔’。近来的新新闻学（new journalism）或新报道文学，提倡主观，倾向主义热，也被评为‘三底门答尔’。”又说：“心理描写在过去较天真的时代只是‘三底门答尔’的表白。此后大都是从作者的观点交代动机或思想背景，有时候流为讲演或发议论，因为经过整理，成为对外的，说服别人的，已经不是内心的本来面目。‘意识流’正针对这种倾向，但是……想模仿乔埃斯的神来之笔，往往套用些心理分析的皮毛。”（《谈看书》，刊于1974年台湾《中国时报》副刊《人间》）她认为她的“传奇”文体恰与“三底门答尔”成反调。（2）运用参差对照的方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她说：“美的东西不一定伟大，但伟大的东西总是美的，只是我不把虚伪与真实写成强烈的对照，却用参差的对照的方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朴素。”又说：“我用的是参差的对照的写法，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传奇文体理念的提出与实践，表现了作者文体意识的自觉和文体理论及其创造性实践已进入成熟阶段，它标志着继冰心文体和丁玲文体之后，又出现了第三种女性主义文学的崭新文体：张爱玲文体。
上述女性主义文学反思的时代主题及其艺术倾向，是由40年代中国城市文化特定环境所决定的。所谓城市文化特定环境主要是就抗战时期沦陷长达八年之久的上海而言。这特定环境具有殖民地文化的鲜明特征，显露了殖民地城市文化反文明的本质。张爱玲和苏青便正是在这个特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典型女性作家。
张爱玲（1920—1995）是清末豪门巨族的后裔。祖父张佩纶是同治年间进士，光绪初年清流党核心人物和年青新锐官吏改革运动的领袖，曾以屡屡上书指陈军国大计和弹劾腐化无能官吏震动朝野，成为晚清风云人物。但内忧外患、民族灾难深重的悲剧时代却注定了这位才俊超群的英雄命运多舛的苍凉人生。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起，海军失利，他临危受命，被任为福建会办大臣兼船政大臣去福建会办海疆事宜，结果马江一役全军覆没，便从此坠入仕途末路，先是谪放塞外，而后与家人偕隐南京，在忧愤、失意与惨淡中死去。他留给爱玲的记忆是历史沧桑中家运败落的苍凉。祖母李菊耦是李鸿章的爱女，生于同治四年（1865年），卒于民国五年（1916年），比张佩纶小17岁，去世比他晚13年。她23岁（1888年）奉父命与张佩纶结婚，正是张佩纶被朝廷革职流放察哈尔三年后获释归来的时候。结婚于她就意味着承担和忍受仕途坎坷和家庭没落所带来的物质艰难与精神痛苦。特别在丈夫去世后，她成为唯一的家庭支柱，从衣食住行到教养读书，都由她一手承担。她在爱玲的记忆里所留下的是乱世中大家闺秀也无力避免的女性人生的苍凉。
祖辈家族的兴衰在张爱玲出世时虽已成历史烟云，但那乱世人生的苍凉却深深嵌入她的灵魂，成为她永恒的记忆，并由此形成她深刻的时代危机感和渴望安稳与和谐的平实朴素的人生观，而这正是她以历史的视野和时代危机意识，对城市文化和女性主义实践进行深刻反思的家庭背景。
对张爱玲人生和命运具有直接影响的是她出生后的家。然而，这是一个随时势变幻和家庭矛盾发展而迁徙与分化着的破碎的家。在这里没落与新兴两种思想的对立集中表现为激烈而不可调和的两性道德冲突，其结果是父母离异，母亲出走，使失去亲情呵护的爱玲饱受后母虐待之苦，但也使她从痛苦体验中获得如下规律性认识：（1）“家”是社会盛衰的标志，盛世的人安居乐业，大都有一个完整的家，而“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2）“家”又是两性关系和谐与否的标志，男性法权下的多妻主义是破坏家庭安稳与和谐的社会因素，因此处于乱世和多妻主义时代的女性人生总以丧失与渴望家的安稳和谐而显示其惨淡与苍凉。上述规律性认识已作为女性主义反思意识表现在她的创作实践中，这便是通过家庭中男性法权对妇女的奴役与扭曲及其所导致的不可缓解的家庭矛盾，揭示现代女性人生的苍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