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靴搔痒的意义发掘

·无限杂思·

隔靴搔痒的

意义发掘

刘洪波/文

中国古代没有全社会的周期性作息，星期是外来的概念。

没有星期概念，这一传统影响至今，中国人即使移民西方，开店也大多周末不休、全时营业。中国人的星期，只是基于运用的需要，而没有“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这种宗教上安息的内涵。

没有星期概念，不等于古代人只劳作，不休整。杨联升说，古代官员，汉代五天休沐，唐代以后旬休，明清时废止。中国古人还根据岁时节令来休整，以年为长度周期。岁时来自历法，节令融合了农事、生活与习俗。节日有仪式性的过法，重要节日形成全民的娱乐和休息。上元、元宵、清明、端午、中秋、重阳、除夕等等，就是休息时间。天时就是农时，半年辛苦半年闲，忙时必须连日累夜，农闲则可连续休息。农业社会，数日一休的固定节奏既不必需，也不可能。

还应当说明，星期对作息进行数日一次的循环安排，但不是循环性的时间观念。西方主要是线性时间观，认为时间不断向前。这一观念与“进步”的历史观、抗争性的人生观有内在关系。星期不是时间的循环，而是连续时间的一个个分段，是用时间片段安排行为。星期是连续流逝的，而不是死而复生的。

东方主要是循环时间观，认为时间周而复始。日月周行，死生不已。“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说的虽是时间宝贵，却是基于人寿几何，时间本身是循环往复。日、月、季、年，都是去而复来。更长的时间循环是生肖和甲子，最后还有六道轮回，投胎转世。花开花落、春去春回，顺应天时、望天收获，东方人生观也不乏宿命论或顺生论特征。

“星期”概念传入中国，最早或与传教、通商相伴。皈依的信徒接受“圣日”，买办也得习惯星期天不工作。造词法上说，星期是星的当值期，礼拜是宗教仪式。很长时间，中国人将星期与礼拜混用，可以表明星期概念与基督教传入之间的关系。但人们对星期的认识，一开始就是非基督教的。早期维新派人士薛福成认为六日之后休息一天，能“养其精神”，此中“确有至理”。先后出使多国的刘锡鸿至为保守，也承认星期天“官不治事，民不力作，马不效驾，牛不负犁”，可致“气又一振，力必倍劲”。旅日的黄遵宪则欣然描述自己“只记看花携酒去，明朝日曜得闲时”的心情。

洋务派创办的一些工厂和学堂采行星期制，如1880年上海机器织布局就规定每天工作十小时，“逢礼拜停工”。维新派视星期为文明通例，谭嗣同创办的浏阳算学馆规定七日一休，认为合乎张弛之道，“特与西人之礼拜同期”，是要预备各人办理中外交涉时不再有迁就更张的麻烦，而可“出门合辙”。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甚至认为，星期日使人有“方新之气”，没有倦疲，这便是同样开店，西人只须一二人而华人需数人或十数人的原因，他还认为没有休息是“中国人所以不能有高尚之目的”的一个缘由。一些人以“古已有之”论说星期非西方特有：“其在《易》曰七日来复……在佛教则有七日之安禅，在道教则有七日之还舟，而耶稣则为七日之礼拜”。

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的中等、高等学堂章程，规定中等、高等学堂一律星期日休息。从此，星期制在国家制度层面登堂入室。随后政府中的一些新设部门，如学部、农工商部、外务部等实行了星期制，最后，政府中最旧式的部门吏部和礼部也在1911年夏天星期天休息。社会上，新式公共场所如公园、图书馆等都以星期安排日程，上海等都市的星期天比平时热闹。新学堂的女学生都在歌唱“天生精力原有限，六日茫茫一日闲”。1922年萧子昇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时间经济法》，痛陈“吾国社会尚无‘星期’文明”，因而做事与不做事，分不清楚，萎靡苟且，不见精神。

星期制高度适应工商业对时间安排的需要。工商业不依农时、天时安排作息，而且必须周期性释放高强度作业带来的身心压力。随着工商业在中国展开，星期制的注入有内在需要。不过，在引入星期制的过程中，这一点未被揭示。关于引进星期的各种说法，莫不带有力求“高大上”但又多少有些隔靴搔痒的特征。“洋人强大”已经成了共识，星期制也就作为洋务之一种，如同机器、学问和各种建制一样被观察，被以敬事之心去领悟，去虔心接轨。这首先是后发现代化的趋步过程，然后慢慢变成内化的习惯。

星期作为一种时间制度在中国完全确立，人们进入社会，就在星期节奏之中。即使一个农民，农作仍然靠天，因为他上学就已被植入了星期程序，而且他要与外部发生联系，就要协调自己的时间节奏，他也得有星期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