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老兵口述历史是在做一件抢救性的工作
作者：赵川
寻找历史的碎片
在中国现代史上，台湾老兵是一个极其特殊的群体。其实不只在中国，即使在世界历史上，台湾老兵在不同时期所扮演的角色和遭遇也当属独一无二。
以人们所熟知的概念，“台湾老兵”显然是特指那些在1949年前后到台湾的国民党军人，但以实际情形看，这个群体也包括那些在金门炮战以及朝鲜战争中被俘的解放军士兵。
这个群体究竟有多少人，我们今所知的公开数据只是粗略估计，但高峰期至少有六十万之多。
中国历史上经常发生大规模人口迁徙。无论是战争还是天灾所致，当事人的命运都因此而发生剧烈变化，有时候甚至连整个民族的命运也随之改变。上世纪中叶国民党军队溃败而渡海登台，在时间上距离我们最近，在规模上可谓浩大。它不仅改变了当事人的命运，改变了国家的命运，而且其残存的影响在今天依然可以感觉到。人类创造了历史，但往往也被历史的潮流所裹挟，台湾老兵就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们自愿或不自愿地塑造了一个历史的片段，然却被始料未及的历史进程无情地扶持。
因此，“台湾老兵”是一个十分不幸的群体。所谓不幸，其内涵不只是背负着失败者的身份而背井离乡，或妻离子散，或家破人亡，或终身无所依托，而且更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各种外在的政治因素往往使他们身份变得模糊，角色显得错乱，心无所属，情无所依。历史和现实原因使人们对这批老兵的看法和定义，也就自然地说不清楚、道不明白。他们究竟是台湾人，还是大陆人？他们究竟是台湾老兵，还是中国老兵？由于两岸的中国人尚未走出历史的羁绊，诸如此类问题也就无从深究。
但是，若抛开历史恩怨纠葛不谈，我们还是可以对台湾老兵的身份和角色，做出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
其一，如今台海两岸的良性互动关系，应该追溯到1987年春天，这批老兵为争取回乡探亲权利而进行请愿抗争，最终促使台湾当局决定为民间接触子以政策松绑。此后几十年，台海两岸逐步调整各自的政策，两岸从民间接触发展到政治接触，都肇始于当年老兵回乡探亲之举。
其二，在台湾内部政治生活中，这批老兵是坚定支持国家统一，反对“台独”的力量。虽然年老体衰，人数在凋零，并且身处政治舞台的边缘，但在历次政治选举中，他们都挺身而出，喊出正义的声音，发挥剩余的能量，这些老兵也许依然背负着历史恩怨的包袱，但同样也始终肩负着作为中国人的责任和使命
对于台湾老兵的故事，大陆民众一直非常关注，关注之甚明显超过台湾本身。因此之故，大陆媒体若有相关报道。每每都会吸引众多眼球，可惜只是偶尔散见于各种媒体，且大多是重复转载，有些资料也没有经过第一手核实。
而赵川的这本著作很不相同，它详细而完整地记录了总共十一名老兵的人生故事，全部内容都经与老兵本人或其家属面对面采访所得，既真实准确，又生动亲切，不仅对一般读者来说极具可读性，而且对历史，政治和人文的学术研究也很有参考价值
台湾老兵是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如同历史的活化石，其本身就是一段历史的载体。但是，这个群体正在快速地萎缩，人数将越来越少。这难免令人感到无奈，随之也会产生紧追惑，正是受到紧迫感的驱使。
台湾街头寻觅“凋零群落”
他们，每个人都是一部历史。
当年，难以计数的国民党残余部队由大陆至台湾，在炮大连天的战争环境中，他们有着怎样惊心动魄的经历？来台后，他们又怎样度过了这漫长的一个甲子？当有幸成为首批派赴台湾“驻点采访”的记者时，我很想零距离接触这些风烛残年，“日渐凋零”的国民党老兵，亲耳听听他们的讲述。
寻访国民党老兵，是来台湾之前就有的一个“非分之想”，也是来台后的一个重要计划，在台北驻点满月，基本站稳了脚跟，我便开始寻我采访对象，始料未及的是，好不容易获得的线索被一一扯断，连番折令人灰心丧气。徘徊在台北街头，数次欲放弃自寻烦恼般的采访计划，可又心有不甘。幸运的是最终能柳暗花明赢得转机，经验和坚持令我自己也有一点小感动。
仿佛每一个台湾人都同大陆有着天然的牵连，乍一问，找到老兵一点不难。周围似乎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可实际上，短期内找到一个有“故事”，耳聪目明，且愿意接受大陆记者采访的国民党老兵，非常困难！
有台湾朋友出主意说，到荣民总医院啊，那里老兵满营，也有的说，直接到眷村去找，那里原本就是“老兵之家”：还有朋友告知，“退辅会”是台湾行政机关下设的专门负责退役官兵事务的官方机构，所有老兵的花名册由他们掌管。
首期驻点时限是3个月，我的时间极其宝贵，时间要以分秒计算，只能走弓弦直线，否则这将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台北的夜晚，窗外流光溢彩……躺在床上，心里盘算：到荣民医院？
电话联系过，悉知程序烦琐，况且老兵多已80余高龄，那里必是老弱病残者，采访他们并不现实。
到眷村作田野调查？尝试了一下，很难行得通，这不是在大陆，可以找街道办居委会之类。那是私人宅院，贸然前往恐怕连门都难进，况且眷村已所剩无几，原住客更是廖若晨星。
最终决定还是从“官方”下手。于是，经电话预约后，在一个闷热的下午我来到位于台北忠孝东路的“退辅会”，寻求帮助。希望有所突破，
实践证明。此举算是牵住了牛鼻子。
二
负责接待的公务员丁先生很热情，提供了他们公开出版的书籍资料，并作了说明。因为是“政府机构”，按规定不能轻易提供他人信息。
不过，丁先生指点说，大陆各省市，县在台湾基本都有同乡会，他还从网上下载了几份同乡会名单给我。
丁先生寥寥数语，真令我受益匪浅。他说，在台北西门町一带曾有许多“红包场”——送歌手红包点唱歌曲的老式歌厅。那里历来是老兵聚会，娱乐场所，不过，只是听人说，自己也没去过，而且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还在世的老兵越来越少了，红包场还有没有，不好说，拜访丁先生虽没有具体收获。但提供了线索和思路，非常受用。
回到住处，翻看丁先生提供的资料，其中有两广（广东。广西)和安徽等地的同乡会名录。很显然，下载的资料早已过时，并且没几个人留下有效联系方式，试了几个，均告失败，仅打了广东台湾乡友会的电话，电话那头的一位先生满腹狐疑，要求发传真等等。再试安徽同乡会的电话，好几个都无人接听，因为这是很久前的资料，他们是否还健在都是个问号。
我决定先来一次夜探红包场。
三
红包场这种娱乐形式，兴起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当时是应台湾老兵军官及眷属所需，模仿上海歌厅形式而设立。早期红包场演唱的曲目多为二十至五十年代上海的流行歌曲，例如《天涯歌女》、《苏州夜曲》，《秋水伊人》等，从歌名就知道，是一些抒发缠绵悱恻小情调的曲子。
随着时代的演进和听众兴趣的转变，曲目也从旧上海时期的老歌转为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港台流行歌曲。歌手的舞台肢体动作也较以往活泼生动。
一个周末的晚上，我经一路打听，顺着街巷内的霓虹灯指引，最终找到台北西门町附近一家位于老旧楼房内的名叫“金世代”的红包场。
迈出老旧电梯，即可看到一纸海报。随着乐曲声的引领，向右一拐，推开一扇门，就进入了场内，透过昏暗的光线，可见舞台上有一位打扮妖冶的中年女子在扭动肢体演唱老歌。
细一看，她手里果真大咧咧地捏着一个红包。
舞台前。是几圈老式沙发。沙发内有人在窃窃私语，沙发前的茶几上还摆放着茶点和啤酒之类，在后排，隔了一个过道，是一排半月形的雅间，大抵是为讲究的客人准备的，但也没满座。
看来，这里生意十分清淡。
我靠近收银台。与一位中年服务员攀谈。他说，现在老兵已经很少光顾了，白天偶尔有，晚上基本见不到。因为他们都上了年纪，夜间出门不方便。
在红包场内走动的待者，也都是涂脂抹粉的半老徐娘。她们说，送红包只是个形式，里面一般也就100元新台币（相当于20来元人民币)，当然你也可以多给。红包让服务员直接递到台上，由点歌者报出歌名即可。
从伴奏到歌手，从灯光到装潢，都属于不上档次的那一类。显然，“红包场”只是一个大众消费，熟客为主，拾遗补缺性质的老式娱乐场所，同现代卡拉OK厅不在一个层次上，与大陆沿海城市灯红酒绿的娱乐场所更不在一个档次。
探访红包场，没有发现老兵的踪迹，但进一步激发了我对台湾老兵群体的好奇心，也坚定了寻访下去的决心。
四
其实，在此前后，我还尝试了至少七八条途径，结果大部分均以失败告终。但恰恰因有那少部分的偶然成功，遂成全了本书。
原本在台湾有两位远亲（均是老兵），现已过世了一位，还剩下一位，当我专赴台中市登门寻找时，先是发现地址有误，白跑了冤枉路，后联系上了，依然未能如愿见面。
由此，我知道台湾老兵后代同上一辈差别很大，也体验了台湾“寻人”之不易。
委托台湾朋友，希望提供寻找老兵的线索。开始都说“不难、不难”，可最后都没了下文，最多说声“抱歉，老人家已经瘫在床，不能说话了”等等。我知道，台湾老兵群体早已淡出公众视野，他们是告别历史舞台的一辈，被称为“凋零的群落”。
我手里其实还有一份大陆某地政府部门提供的当地籍台湾老兵地址。按图索骥，直接登门拜访。接连找了四五个，牺牲宝贵休息时间，东颠西跑，汗流夹背，沿途打听，结果发现大部分地址都已不存在了。曾勉强找到位于台北市北投区民族街一处的门牌号。结果却空无人在。见邻居满脸狐疑相向，只能败兴而归。还有那个“台北市敦化北路223号”，绕来绕去，几进几出，从东街到西街，发现前后号码都有，恰好就是断了这个门牌号，问谁谁都说不清，今不得其解……
不过，大海捞针也有一点收获——找到了一位宪兵出身的刘志衷。竟是按照错误的地址，打正着得来（详见有关章节）
刘志衷，遂成为我寻访到的第一位台湾老兵。
五
去“外省台湾人协会（外台会）”，是退辅会一名官员支的招，他还帮忙牵了线。因为是公益组织，此处书籍资料不能买卖，只能通过“捐款”形式，变相获得了一些材料。
借助外台会，又有了两位老兵的线索，一位是姜思章，一位是陈书言，
外台会有人建议，你直接去各地眷村作田野调查吧，一定有新的收获，可我哪有那个时间呢，你以为我生活在台湾吗？
直接到街头寻访！急迫中灵机一动。还真的大有收获，在台北中华路的荣民福利站内的荣民配镜点，就随机找到了老兵鲍大贤。
谁说道听途说没价值？在我从业新闻工作的20年里，许多新闻线索都是从朋友聚会或同陌生人闲聊中得来，特别是在一些没有“线”的部门，这一招更管用。这是记者的生存之道，也是可授后学的一个“绝招”。在台湾，这一招依旧派上了用场。
在经常光顾的台北市万华区贵阳路“开开看江浙菜馆”，通过与店老板潘先生闲聊，不仅知道他的媳妇是一位“大陆新娘”，还发现他父亲潘银堂是一名抗战远征军老兵。老人爱写日记，厚厚一大本“传家宝”，将自己的身世讲得淋漓尽致。
当然。还曾到不同的餐馆询问，甚至到马路边的下棋摊打听，虽收获寥寥，但总能得到一鳞半爪的有用信息。
能成此书。最终还是要感谢“退辅会”的间接相助。依靠他们提供的“同乡会思路”借助网络力量，先后又找到了仲路玉，李银生，廖潜生和洪金棠四位各具姿采的老兵。
当然了，出门靠朋友，这是古训也是真言。
在驻点期间，台湾朋友帮了很多忙，“幸运少将”丁治民先生就是台湾朋友熊先生直接介绍认识的。
本书共口述实录了11位各具情态的国民党老兵的人生故事，其中，9位均为亲口讲述，1位由女儿代述，唯一已不在人世，而借助遗孀及后人口述的，是“多面老兵”于西聚。那也是一次朋友聚会。无意中听得的一个“奇闻”。
六
在人海烟尘中找到一位老兵，就多一份欣喜。或有人问，短短三个月，怎么找到了这么多个不同时期不同背景的老兵呢？
细节难以详述，这些老兵对我来说，都是随机觅得，因为不是由人刻意推荐。更使其具有天然的“标本”意义。
那段时间，我仿佛随老人们的讲述走进了历史，时常被老兵们的人生遭际所震撼和激荡。譬如老兵姜思章冒死为老兵权益奋争，其艰辛的“回家”之路，让我漤然泪下，以至夜不成寐……
从这些经历九死一生，顽强存活至今的老兵身上，我能触摸到人性最坚韧及最脆的部分。不得不承认，通过这些面对面的采访交流，极大地丰富了自己对国人所谓“民族性”和“国民性”的认识，也填补了人文视野中的一个盲区，
台湾老兵多能领取“退辅会”下发的“终身俸”，因此，他们出言谨慎，交谈时颇多顾忌，老人们担心“政府部门”借故刁难。加上几十年的思想禁锢，他们对大陆记者依然戒心重重，采访时，曾多有误会。
近20年的专业历练，帮助自己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迅速判明方向，找到了克服困难的“抓手”和“钥匙”。
七
总体说，台湾老兵们内心渴望表达。他们时刻心系大陆，关心两岸发展，衷心希望台海永久和乎，在我看来，老兵群体。他们根在大陆，是台湾社会坚定反对“台独”，秉持一个中国理念的最忠实力量之一，实际上。也正是他们奠下两岸融冰交流的第一块基石。退一万步说，即便在国共兵戎相见的年代，冲杀一线的底层老兵，他们也仅是一介“武夫”而已。或被“拉壮丁”而入伍，或为“填饱肚子”而从戎，或受他人蛊惑而卖命，或迫于最基本的生物本能而苟话——他们绝大多数是寒门子弟，草根阶层。
因此，需要提请读者注意，这11位老兵都是普通人，或许同你的某位台湾老亲戚一样，他们曾经被视为“离经叛道”，乃至“很不光彩”。请从人性的角度予以关照，请将他们都看成是战争的幸存者吧！是时代赋予他们武夫的角色，其实，他们只是大时代的浩渺烟波里随风飘散的一粒粒微尘……
八
在台湾“驻点”的时间极其有限，所幸，经过一番努力，这些宝贵的材料已经收集完毕，接下来，便是回到大陆后再下工夫整理了，实际上，写作的过程并不比当初采访来得容易，除逐一核对手头电子资料（录音、视频，照片）外，还要将采访记录以及拷贝的日记、原始材料、手稿、图册等等加以归纳整理。
每写一个人，都要借助相应的史料对参考，包括人名，地名，时间，背景等等都需要详加核对。
感恩这个风平浪静的时代，感恩供职的单位。需要感谢的人很多，没有那些陌生却纯真，良善的人们，在人生地不熟的台湾断难行走自如，他们的身影时常在我眼前浮动，回忆那些紧迫却自在的日子，温馨和感动充盈我心……
必须指出，由于老兵们年事已高，加上时间久远，他们的记忆难免有误，或基于多种考虑，表达未必精准，甚至有些观点和表述也值得推敲。
我的工作，就是在历史洪荒的戈壁滩上捡拾那些即将消失的残片遗存，并尽量保留其原生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在做一件抢救性的工作，若能得到读者诸君的认同，我心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