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者》作者畀愚谈谍战：“故事往往发生在考验这两个字上”
谍战剧《叛逆者》（2021）中，代号“邮差”的中共情报人员顾慎言（右，王志文饰）与代号“渔夫”的同志纪中原（左，李强饰）接头，顾慎言牺牲后，男主角林楠笙接替成为新“邮差”。 （资料图/图）
在高铁站的人潮中，作家畀愚一眼认出了戴着口罩、素未谋面的南方周末记者。他挥挥手，让人想起民国特工接头的场景——那是2021年热播谍战剧《叛逆者》的经典场景，而畀愚是《叛逆者》原著小说的作者。
剧版《叛逆者》豆瓣评分8.3，在国产谍战剧史上高居前十名。《叛逆者》成为现象级作品以来，不时有访客到嘉兴拜访作家畀愚。畀愚生长在嘉兴，除了大学时到上海求学，其余时间他都安守在家乡。2012年，他在这里创作了4万字的中篇小说《叛逆者》，获得《人民文学》奖。2021年，经导演周游和七名编剧改编、扩展，拍成43集谍战剧。
剧版《叛逆者》延续了原著中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历史背景、军统上海站的叙事主体，以及军统特工林楠笙顾慎言、中共情报人员朱怡贞、上海歌舞厅头牌舞女蓝心洁等主要角色。同时，剧版新增了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区站长陈默群、副站长王世安等角色和相关支线剧情。
畀愚没有参与剧版《叛逆者》的创作，电视剧首播结束后，他花了三天时间一口气刷完这部剧。“我看到对导演的一个采访，才知道在他们创作之初，创作团队就达成共识，要让原著小说的气质与精髓最大程度地保留，包括小说中的经典桥段与台词。他们做到了。”
从电影《悬崖之上》到电视剧《叛逆者》，谍战在2021年依然是影视剧热门题材。它是经历了一番进化才走到今天的。早期的谍战电影剧情简单，正面人物一般都胆识过人、智勇双全，反派人物则相貌猥琐、不堪一击，“手撕”敌军的戏码经常上演。1981年，第一部国产谍战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问世，从此，谍战题材从银幕扩展到荧屏，并逐渐摆脱了角色的脸谱化。谍战剧高速发展是2000年以后，《暗算》《潜伏》相继问世，成为谍战剧经典之作，《潜伏》更是深入描摹了特工余则成的感情线，将情感作为人物投身革命的重要驱动力，让原本抽象的特工人物变得有血有肉。2010年以后，以《悬崖》《伪装者》等为代表的谍战剧，在优秀的故事之上，起用偶像派演员担纲主演，吸引了更多年轻观众的关注。这期间，由柳云龙执导并主演的《风筝》堪称另类谍战剧，该剧站在更高的维度，通过共产党情报员“风筝”坎坷的人生经历，对历史进行了反思，对人性与信仰的关系进行了深度探索。
2021年上映的《叛逆者》，是新十年谍战剧的开门红。该剧融合了此前二十年优秀谍战剧的精华桥段，还加入了很多与当下社会共情的元素。比如，主角林楠笙初入军统上海站时就是一个职场菜鸟，他面对职场老炮不知所措，硬着头皮应对种种职场危机，让很多年轻观众感同身受。而副站长王世安缺乏核心业务能力，在单位混日子，被观众戏称“摸鱼王”。
从《悬崖》《伪装者》开始，国产谍战剧起用偶像派演员担纲主演，《叛逆者》延续了这种方式。图为《叛逆者》男主角林楠笙（朱一龙饰）。 （资料图/图）
2021年7月，在畀愚的家乡嘉兴，南方周末记者专访了他。他一再说，自己“写的不是谍战小说”。以下为访谈内容。
“历史车轮碾过的瞬间”
南方周末：小说为什么取名“叛逆者”，而不是“革命者”或者其他？
畀愚：叛逆应该是存在于每个人血液里的，是与生俱来的，我们不是常把青春期叫做叛逆期吗？在这个小说里，所谓的叛逆更多的是种选择。所谓的叛逆者，也是指在不同的人生与信仰之间有勇气去作出选择的人。林楠笙作出自己的选择，逐光而行。蓝小姐、顾慎言也是，对自己过去的人生经历作出了切割。
南方周末：你的新作《江河东流》的故事同样发生在民国，民国历史对你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
畀愚：这可能跟一个人的阅读经历有关。我是个写小说的，但平时更喜欢阅读一些史料、传记之类的，我坚信生活远比小说精彩。就拿民国来说吧，它其实是皇权社会朝现代社会的一个过渡期，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两相挤压，同时国家分裂、战乱四起，社会极度混乱，但文化璀璨，人才辈出，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回忆录、传记、日记、信札。通过那些文献，那个时代的风尚、风化与风气可见一斑，它们都为创作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至于我所写到的民国，只是把我要表达与要塑造的放进了那段时期。“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有时候，去了解历史、研读历史，是便于更清醒地去思考我们所要面对的。
南方周末：关于民国历史，有哪些被大家忽略了的细节给了你灵感？
畀愚：有时候，阅读历史得到的并不是什么创作的灵感，而是一些思考与看待事物的眼光与眼界。那些被岁月吹过的风尘自有迷人之处。
南方周末：你的小说把虚构的人物细密地编织到真实的历史事件中，为什么选择这种写法？
畀愚：这是我那段时期的写作偏好。马尔克斯说过，小说就是一个真实的谎言。而我们作为小说家要做的就是让虚构变得更加真实。这应该算在写作技巧范畴里的吧——让每个人都信以为真，告诉他们在历史的某个瞬间有这样一些人，是以这种方式生活与生存着的。我深信，历史车轮碾过的瞬间，往往也是最能改变一个人全部人生的瞬间。那些小草般的个体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书写他们、让他们被记住就是我写作的意义。
南方周末：《叛逆者》里，为什么会将故事的主体放到军统上海站？
畀愚：因为我熟悉上海，不管从语言、饮食与生活习惯上，几乎可以与这座城市无缝对接。我出生在浙江的西塘，现在走高速十来分钟就进上海地界了。从小我就经常去上海，那时交通不便，每次都是坐晚上九点的轮船，到了上海十六浦码头大概是早上四点来钟，首班公交车还没开，就在那边的一个菜场等。菜场也没到开张的时间，里面空空荡荡的，但那是我在那个年纪见过的最整洁与最大的一个菜市场。大概六点钟，第一班公交车来了，就坐着它进所谓的“上只角”。我那时的活动区域是在新闸路与西藏路一带。当时是七八十年代，上海最高的建筑应该是国际饭店，那些里弄与里弄里的生活与三四十年代是相近的。所以，每次写到那个年代的上海时，我眼前总会出现童年时在新闸路上的画面，当时我住的楼下是家酱油店，从楼板的缝隙里就能看到他们的工作场景……
“我更喜欢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
南方周末：近年来谍战剧、谍战小说很热门，但是其中的主角大多是中共情报人员，《叛逆者》很特别，主角林楠笙是嫡系的军统特工，后来投诚转变为中共情报人员，你是怎么想到写这种设定的？
畀愚：作为一名小说作者，我并不是太关注当下电视剧的走向，从未想过要朝谍战的方向去靠。我写的不是谍战小说，只是谍战者的一段人生，它们可以出现在任何一个时代里的任何一个人身上，因为人类的情感是相通的。
《叛逆者》写于2012年，在它之前我刚刚完成了《邮递员》，受到了一些影视公司的青睐，也开始明确了那个阶段的写作方向。在我看来，林楠笙是《邮递员》里徐仲良这个人物的某种延伸。《邮递员》是讲一个少年的成长，在国破家亡后怎么走上革命道路的。林楠笙也是一样，他在茫茫的暗夜里寻着那点光，同样是唯有家国与爱情不可辜负。在那个年代里，这是要以生命与名誉为代价的，而这也是小说所要表达的——所有的江河终将流向大海，不管经历了百折千回惊涛拍岸。
南方周末：林楠笙最终投奔了共产党，你怎样让这个人信仰的转变有说服力？
畀愚：诚恳地告诉人们他所经历与承受的，相信读者自有判断。
南方周末：电视剧《叛逆者》林楠笙被一些年轻观众视为偶像，你怎么看，觉得他是英雄吗？
畀愚：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都是普通人，但也正是有了成千上万个林楠笙，才有了我们的今天。从本质上说，我更喜欢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那意味着更多的和平与安全——这不就是我们孜孜以求的吗？
在创作林楠笙这个人物前，有位前辈告诉我，他出身革命家庭，他的革命信仰是从小建立的，我不否认，但我更相信，革命的信仰是在寻求革命的过程中建立的，是经过了血与火的考验的，是有一个从发现到认识、到至死不渝地追求与追随的过程的。小说要告诉人们的是什么？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于是就有了林楠笙这个人物，这个用生命追寻光明的年轻人。他能成为现在的一个偶像式的人物，我想也是一种必然。因为每个时代都在呼唤这样的人物，他是由时代造就的，能够激发起每个人心里的英雄梦。
南方周末：《叛逆者》中的人物有原型吗？
畀愚：唯一的一个原型，就是顾慎言的原型，他叫余乐醒，是有名的老军统特工。但我只是截取了原型人生中的部分，在小说里没有正面去表达，仅仅是作了人物的履历而已。
南方周末：《叛逆者》里的顾慎言、舞女蓝小姐同样备受关注，你塑造他们的时候有哪些考量？
畀愚：作为创作者，我特别偏爱这两个人物，因为他们命运中的真实性与悲剧性。
我小说里的顾慎言与电视剧里王志文饰演的顾慎言区别很大，后者真正的身份是潜伏在军统里的我党情报人员，但是在我的小说里，顾慎言自始至终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军统特工。他是这种叛逆者类型，一个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喜欢京剧，喜欢下围棋，同时又有留洋的经历。他的青年时期，跟那个时代的许多有识之士一样，热血而激进，曾经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来在革命的过程中，他加入了国民政府的阵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民国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身上新旧与中西思想相互挤压，是个复杂的矛盾体。当他发现那个政府的黑暗与腐朽时，可惜已经没有勇气作第二次选择了。所以，他的自杀是一种必然，也是维护自己最后的尊严。
蓝小姐是另一种类型的叛逆者。作为一名女性，她背负更多的是她那个破碎的家庭，阵亡的丈夫，被误杀的儿子，还有对林楠笙两难的情感。而她曾经效忠的那个政府对她的压迫，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所以，她的死也是一种必然。我们常说，士为知己者死。她的知己就是林楠笙，一个让她看见了一线光明的人。曾有读者问我，蓝小姐与林楠笙之间有没有爱情。应该说，他们的情感是在生死与共中建立起来的特殊感情，他们相识于一场暗杀，而蓝小姐的生命终结在另一场暗杀里。他们之间的感情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爱情、友情与亲情，这也是人类感情的复杂之处。
“当我们老到哪也去不了”
南方周末：你的家乡嘉兴是有名的红色旅游城市，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游船上宣告诞生。在你的成长和写作过程中，有没有受到这些红色因子的影响？
畀愚：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有一种影响是很深刻的——我们这代人的成长（编者注：畀愚生于1970年）恰逢一个时代结束，另一个时代开启，我们这代人最热衷的梦想，是将来成为一名科学家或是解放军战士，这也是教育的一种成果。可是很遗憾，那两种我最终都没能成为，而是成了一名作家。应该说，写作者只能提出问题或是发现问题，但绝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我想，能够发现问题并有勇气提出来，已经是很难能可贵了，那需要的不光是勇气。
就我而言，我从没觉得自己的写作有过什么转变。因为一个人内心的那些情怀不变，那他对世界的看法就不会有太大变化。刚开始的时候，我写那些困顿的人生，那些现实世界里的小人物。他们麻木而善良，他们真切得让人感到心疼、惆怅，甚至是悲愤。十年过去后，我开始写以民国为背景的小说，还是大时代下的小人物，那些我们触目可及的芸芸众生。改变的只是小说里人物所处的空间与时间，但有一点不会变，那就是我深信他们都曾真实地存在过。
南方周末：你接受的文学熏陶是怎样的？
畀愚：很惭愧，我是属于那种没能经历系统写作学习的人。就像我们当年那些革命者在斗争中学会了斗争，我也是在写作中学会了写作。我生活在一个小镇上，仅仅比当时的同龄人多了点小爱好，就是看书与画画。小镇上有个工会图书馆，每周三、六的晚上开放。我记得那里的文学期刊也就四种：《收获》《当代》《十月》与《花城》，看了一段时候，我觉得这样的小说自己也可以写，就开始尝试写作。当时我给自己定了个两年的期限，在这个时间段里不能写出点名堂来就放弃，好在老天厚爱，第二年就开始发表，《上海文学》连着给我发了五个中短篇，我的责编是金宇澄。当时基本上都是靠通信。我记得有次他在信里让我写个中篇试试，我就写了《六月的阳光》。这也是我发表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由此，我就从小镇青年成了青年作家。
南方周末：《叛逆者》的一些风貌不同于以往的谍战小说，这种更具有当下性、更人性化的写作方式是怎么形成的？
畀愚：作为一个小说家，我更关注的是人物的成长与成长的这个过程。每个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应该都是与他所处的环境息息相关的吧？有时候我也奇怪，在一些作品里好人是一如既往的好，坏人是一如既往的坏。这是很可笑的，写人最不可忽视的就是人与人性的复杂性，要相信人与人性都是经不起考验的。我们所谓的故事往往也就发生在考验这两个字上。
在创作《叛逆者》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老到哪也去不了，只能躺在太阳底下望着天空的时候，脑袋里还剩下什么？我想，可能不太会是经历过的那些惊心动魄的往事，那些荣耀与委屈，而是曾经有过的一段爱情或者某个人。
南方周末记者 李邑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