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声传译教授为你还原一个真实的翻译官
口述/戴惠萍 整理/郭鑫雨
作为国内首部讲述翻译圈生态的电视剧，《翻译官》创下了湖南卫视近八个月的收视记录，全网播放总量突破20亿，让原本并不受人关注的翻译行业走进了大众的视野。《翻译官》为大众提供了了解翻译职业的窗口，但其中也不乏误解，例如，如杨幂的法语口型不对、法语专业学生不该用《走遍法国》之类的浅显教材，法语交换生不该去德语区的苏黎世进修法语；以及为什么现实社会中没有“翻译官”这个职位，只有助理翻译、中级翻译、高级翻译、译审等职称等等。
作为已有30多年的国际会议同声传译经历的从业者，我想说说我的看法。
翻译不是官
先谈它的名字，“翻译官”，这其实是对翻译这个专业的一个很根本的误解。
但是，用“翻译官”这个名字也是有一定背景的。你要是看新中国的历史上翻译这个专业，的确，第一辈的一些很出色的翻译到后来都当官了。我们最熟悉的例子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的翻译、外交部的乔冠华先生，他后来自己也当了外交部长。所以把翻译跟官联起来好像是一个不可躲避的必然，但这恰恰说明了人们对翻译这个专业的误解。
其实翻译本身是个专业，它不直接跟仕途相关联。除了乔冠华先生，还有后来的杨洁篪部长，他也是外交部的口译；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联合国第一大使刘结一先生，也是第一批联合国同声传译培训班的毕业生。有一批出色的外交官的确是口译出身，但这并不是说翻译到了一定的时候一定要去当官。同样有一大批跟他们有差不多资质、背景的专业人才，他们选择了一辈子做翻译。
其实就是因为这种“官本位”，好像当翻译就应该是仕途的第一步，才造成中国的专业口译员队伍相对其它语种比较薄弱。我为什么这么说？我回国培养年轻的翻译已经十几年了，同时我自己也是专业的口译员。比如说，我跟欧盟的代表团一起合作时，欧盟的议员代表很多都是刚刚从欧盟地方上选出来的，都很年轻，可是为他们服务的专业口译员经常是老头、老太，跟我的年纪比较相近。可是中国相反，代表中国方面出来的领导，他们身边的口译员都非常年轻。在视频上，形象方面可能中国的口译员比较年轻漂亮，是一个不错的视频效果。但是口译员工作的目的是什么？他是两种文化和语言沟通的桥梁，是一个专业的服务人员，从这个角度考虑的话，其实中国代表团在有些方面是亏的。因为替西方、替欧盟做翻译的是有一辈子口译经验的专业人员，他们的智力、履历、经历，他们对人类知识、对双方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的课题的了解不会比议员差到哪里去，有的甚至更好，当议员要表达有些想法的时候，他们可以非常全面、细微，把一些非常微妙的语气、语态都可以说得栩栩如生。可是中方相反，当领导说一些事先准备好的要点的时候，中方的年轻口译员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可以马上翻译过来。
但是到了第二轮、第三轮，问题讨论更深入的时候，当议员问的问题涉及到中方领导平时不太涉及的专业领域和范围的时候，有中方的领导人在回答的时候可以入木三分，可以谈的比较深刻，可是那时候，我们年轻的口译员就有点抓瞎，他要么不一定马上领会自己领导人的意思，要么说出来的英文就开始非常机械、僵硬，只是在语言的层面上处理了一下，翻过来以后欧盟的议员经常不太明白中国领导说的是什么意思，在沟通上就造成了欠缺。
现在国内的媒体对这个问题比较感兴趣，最典型的例子是大家经常说起来的两会的口译员，大家比较注重口译员的形象，媒体经常把口译员誉为“女神”等等，其实这样做对我们这个专业是没有好处的。因为口译员这项工作本身的确是非常难的。不管你水平多高，你的知识面多广，你修养有多深，你毕竟是在把另外一个人的思想、语言用另外一种语言传递给听众，除非这两个人是从头到尾非常了解，想到一起，而且背景、经历都差不多，否则口译员在理解上肯定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我们的中央领导，由于很注重把意思准确地传递给全世界，口译员事先会得到较多的资料和材料，做非常充分的准备，从而不仅可以翻得非常准确，而且翻得也比较有风格。但是多数的口译员没有这样的条件，有时候他服务的这位主角在上场之前他从来都没见过，这是大多数专业译员经常碰到的情况。因此，在突然去完成某一个翻译任务时，在不了解发言人的情况下，要在第一时间把讲话人的思想翻给对方听，就要凭借当时自己的能力和这辈子全部的积累，努力把讲话人的意思要传递给对方。
你把它描述成可以事先准备得非常充分、连某一个成语都可以翻的非常到位的工作，那是在误导。口译不是这样的。
魔鬼训练是真的
这部电视剧把这个主角作为外交部长的儿子，我觉得有点不符合现实。我这个年纪，不管是当年学口译的时候，还是这么多年来碰到那么多的专业口译员，就没有外交部长的儿子会去学口译的，连外交部副部长的儿子去学口译的都没有，今天我觉得更不可能。
首先，外交部长的儿子吃得了这样的苦吗？这么多的基本功需要扎扎实实地打，他有很多近路可走，他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其次，如果我是外交部长的儿子，进入其他行业，也许会更容易得到更大的回报，那我会来学做口译吗？
应该说世界上最好的这些口译员我都是认识的，好像我不记得有任何一位外交部部长甚至副部长的儿子是做口译的。
很多人都在问，学口译这件事，是只有天才才可以做得到的吗？还是可以通过后天的训练就可以达到？这里我可以运用一个大家很熟悉的爱因斯坦的说法，所谓天才是1%的inspiration,99%的perspiration，你的天分可能只有1%，99%是靠你流汗、努力。应该说30%和70%，还是比较符合事实的。所谓先决条件顶多占30%，比方说，说话要比较流利，语言功底要好，知识范围要宽。这些所谓的先决条件其实也是可以通过后天练出来的，后天的训练还是最主要的。
我做了那么多年的专业口译员，又碰到了很多的专业口译员，能够成为专业口译员的这些人都是称职的，可以去应对各种各样的国际会议。这些人即使做其它的行业、专业也会挺优秀，我觉得专业训练还是不可少的。
如果真的要找一个所谓的天才的话，也许在上一世纪当同声传译刚刚启蒙的时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审讯二战战犯的时候有。当时社会上没有经过专职训练的同声翻译，大家都是学着从交传向同声传译过渡。你交传做得再好，在没有科班训练的情况下马上去做同传，肯定有相当一个阶段是非常艰难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时的同传译员算是第一批自学成才的。
可是，今天世界上有很多培训译员的专业学校，如果你没有专业的培训，即使你很聪明、很刻苦，自己也训练，你去做翻译，别人容忍你错误的程度很低，一旦你口碑坏了，重新赢得客户的信任比较难。所以，我才说在当今这个世界，要想成为职业口译，还是要找一个比较好的正规学院进行专业的培训。
要进入高翻学院，最好是先有大学毕业的证书，中国现在有很多大学在办本科层面上的翻译培训，我觉得太早了，语言的功底都没有打好，更谈不上在知识面上有所积累，去学专业口译的话比较难。要有大学的教育，但不一定是语言的，这些年来，我们有差不多三分之一到一半考入上外高翻学院的学生都是非语言专业的，这是一个优点，不是缺点。
第二，口译的考试在我们这儿是挺严格的，除了一般的笔头考试，我们很注重复试。我们的复试考官是一个三到五人的专业口译老师的团队，当场请申请的学生做一个英到中和中到英的短篇的翻译，然后根据他翻译的情况，有时候会针对他翻译的结果问他问题，有时候翻译结果本身就已经说明问题了，就可以决定录取或者不录取他。
我们一年级的学生学习交替传译，经过第一阶段的初步介绍型的学习、训练以后，就开始学记笔记，因为交传记笔记是一大门槛，要跨不过做不好专业的交传。一年下来，光笔记本都要用掉几十本。二年纪的学生学同传，要上千个小时的同传录音和视频的训练才能练到一定的程度和状态，完全看你投入训练的时间。所谓的魔鬼训练无非就是很刻苦、很用功，每天花在训练上的时间很长。我经常七点以前就到学校，那时候就看到会议同传室里已经有人开始一天的训练；晚上十点钟保安要关灯，同传会议室的学生总是最后一批让保安撵回宿舍的。
我们作为老师还要跟他们说，不仅要苦练，更要巧练，交传，尤其同传非常需要你注意力集中，如果你状态不好，你练的再多也没有太大效果，很可能就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
在高翻学院，老师只是上课讲道理是没有用的，你可以把翻译这个过程说得头头是道，同学们也觉得很有道理，把道理都背熟了，但是老师如果不训练，不把这些道理贯穿在学生的实践当中，这是没有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师傅带徒弟”有一定的道理，是要手把手教学生。而且，这个过程确实很严厉。
一个口译员经过一辈子的工作、学习、练习、温习，的确可以在很多领域里面成为半个专家，懂的东西很多，的确可以信手拈来。
最后，我想说，口译员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我们是专业服务的提供者，我们服务的对象，才是主人翁，他们是主角，我们是配角。当然从语言的服务角度来说，我们也是主角，因为没有我们的语言服务，他们不能同另外一方面沟通。作为一个专业的服务人员，你到一个场合一定要敢说，发言人在哪里，你站在哪里，你要保证你的翻译别人能够听得到，你能够看到这个发言人，你面前要跟发言人一样要有个话筒。像这些口译条件，你在争取的时候一点都不要谦虚。但是，从地位角度来说，我们是提供服务的。
（原文《中国新闻周刊》第762期）
戴惠萍简介：
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副院长、教授。拥有30多年的国际会议同声传译经历，是大中华地区仅有的四十名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AIIC）会员之一（AIIC是全球高水平会议口译员职业协会，入会要求极为严格）。1983年至1988年间，就已被聘为联合国纽约总部全职会议口译员，曾为联合国、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国国务院，美国联邦法院和加拿大联邦政府等重要机构承担了数千场同传和交传工作，并为众多世界500强公司提供谈判顾问及翻译服务。也是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创始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