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理解的长城—理性的价值

横亘在中国北方的万里长城，是冷兵器时代一项伟大的军事防御工事。对长城评说见仁见智：有用的无用的；消极的积极的，不一而足。若以皮日休《汴梁怀古》为路径，人们看长城要比孟姜女哭长城的情感复杂的多。

一、长城经济学

首先修筑长城肯定是基于经济理性原则的。因而有“长城经济学”。

“修筑长城是农耕民族应对游牧入侵的理性选择”。我们理解的这个“理性”应是：不仅仅是军事的、经济的、技术的判断；也包括对中华文明整体和长远的利弊权衡。许多学者在军事账、经济账方面进行了相当精细的技术分析，但隐藏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的许多参数、变量，很难进行定量分析。利益最大化未必等同于最优化。

笔者曾亲身到过八达岭和嘉峪关长城、以及玉门关和内蒙西部额济纳旗地区汉长城遗址，加上稍具地理和粗浅工程知识，深知对于冷兵器时代的防御方来说，修筑长城确定无疑是最佳选择。

以长城关城为例，关城设置在万里长城防线上有利防守的地形之处，以收到以极少兵力抵御强大的入侵者的效果。中国农牧文明有连绵几千公里的接壤，游牧民族利用其极强的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中原王朝政权是防不胜防的。长城关城就起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作用。相较于被动应对、主动军事进攻，修筑长城积极防御是最能体现“投入——产出”效益比最大化的。

但是，长城功能价值远非如此。当你打开中国地形图一看就明白，长城犹如中华文明核心区域的一条护城河，没有这条战略防御工事，其核心地域犹如人之胸膛完全曝露在北方游牧民族兵锋之下，等于军事上不设防。设想一下：这是单纯的军事账、经济账问题？是否有中华文明则得另有一说了！

例如1950年中国政府决定入朝参战和20世纪60年代修筑中巴喀喇昆仑公路，又如陈毅说即使当了裤子也要造原子弹。这些看似反经济学原理，实际却是最符合理性原则的。其意义是不可以用纯粹经济模型“投入——产出”比来作战略抉择唯一依据的。

以理性原则衡量长城经济学，应是一门政治经济学。

二、长城书写的历史

对于善于书写和平的民族而言，信奉“在德不在险”当然是极具智慧的。但当你通读一部长城史之后，国家或王朝治理创新却是无比重要的。

从烽火戏诸侯故事中，早就知道西周时期北方山西、陕西、河北一带大面积居住着犬戎、东胡、匈奴等强势少数民族和政权，西周更是被犬戎所灭。

春秋战国时期，晋国、燕国、赵国、秦国等通过修建长城，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将他们慢慢驱逐。为了更有效抵御游牧民族，秦国统一六国后把它们连成一片，最后才基本把他们赶到北方草原。秦朝遣蒙恬修筑长城，因而拥有肥沃的河套平原。燕、赵国、秦等国（包括秦朝），不惜征调大量财力、物力、人力修筑长城防御工事，证明他们对长城经济学认知水平，已经超越军事经济范畴了。与二战法国的马其诺防线相比，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秦末汉初，匈奴已是北方草原最强盛的政权，乘中原战乱不停地越过秦长城并进入长城以内进行掳掠。经过汉初休养生息后，汉武帝改变了之前颇为屈辱的和亲政策，由守转攻。采取多次大规模军事反击行动。把匈奴赶到漠北以后，与此同时，修复了蒙恬所筑秦长城并修建外长城。汉代长城有内外线，是复线，构成网络化防线。汉武帝时期，主要新筑了西北的河西长城和蒙古高原地区的外线长城，它东起朝鲜中北部，中经阴山和河西走廊西至新疆库尔勒，北至蒙古国境内，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长的长城和结构完整、庞大的军事防御体系。与明长城相比，防御向西向北推得更远。

从汉长城功能看，它是综合性军事防御体系，当时农牧文明对抗是体系对抗。汉长城是一个集预警系统、驻军系统、屯田系统、后勤保障系统、邮传系统为一体的综合性军事防御体系。而游牧民族集军民、前线作战和后勤保障于一体的超强的机动灵活的战争体系；相比农业文明的战争体系，具有机动灵活的天然优势。长城基本上扼制住了游牧民族南下掳掠行径。

汉帝国已然具备大国物力、心力与气象，她体现在：大国强大的情报收集能力、预警能力，同时也具备所拥有的综合、总体应战的实力。汉长城就是她的体系力量的体现。这是历史上任何想成为大国所应具备的能力的。

大国具有开拓进取精神是非常重要的。汉武帝把秦长城向外推进了千里以上，河西走廊从此纳入大汉版图。河西走廊对于中原王朝和匈奴少数民族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明朝名臣杨一清一句话概括了其重要性：“兵粮有备，则河西安。河西安，则关陕安，而中原安矣。”于匈奴人也一样：“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它对促进这一地区转变为农业区，为西汉势力进入及开辟和保护中西交通要道丝绸之路都具有重要意义。河西走廊（包括长城）对盛世汉唐的意义，从来没有被忽略：“让人们意识到经济和文化在交流中才能不断碰撞和壮大，这里面蕴含着古人先进的经济观念和智慧”。

汉唐雄风就是跨越地理（长城）空间和时代的精气神凝华。“唐代无长城”唐朝尤其是唐初之所以不修长城，最根本的核心原因在于，她的强盛远超周边游牧民族的政权，由此确立了天可汗同盟体系，并以此代替长城防御体系。这种“他强我自比他更强”的超越长城防御体系的天可汗同盟体系，需要睥睨天下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外交等实力支撑。

和之前西汉不同，东汉不怎么注重修筑长城，而是在前人基础上改良和修筑袖珍版的长城，即屯城（就是汉军在边防重地修筑的小堡垒），这种堡垒在北方和西域有很多，东西240米、南北300米，安装在国防咽喉，专门屯住边防精兵，很像今天美国遍布世界各地的军事基地。加上东汉高效的运输手段保证了充足的粮草供应，保证了东汉立国数百年从未被异族欺负。譬如73年班超出使并经略西域30余年，恢复西域都护府并建军屯；公元75年至76年，耿恭坚守疏勒城，力挫匈奴数万兵众到13勇士归玉门，屯城发挥着巨大作用。东汉政府在边防上更重质而不重量的新思路，确实是一种创新。凡事都不能刻舟求剑，而要因势而为。

长城之于中华民族而言，不是可有可无的一个工事。当长城失去地缘政治应有的作用时，往往灾难则相伴而生。就像近代中国失去海防能力一样。东汉末年、南北朝时，大量少数游牧民族进入关中，肆意进出长城，大闹中原，汉民族几乎遭遇灭顶之灾。到唐代有大量游牧民族内迁，到五代十国后，北方河北等地严重胡化。到安史之乱结束，河北事实上脱离唐朝辖制。沙陀人石敬瑭占据幽云十六州，在936年认辽（契丹）为儿皇帝，辽因此占据这一段长城地带。从安史之乱到宋朝建立经过了200多年，河北民心大变。两百年的时间，一切都有可能改变。台湾可以——以今鉴古。

宋朝在长城地缘上的劣势，给她带去了战略上的巨大被动，教训十分深刻。宋朝一开始就失去了燕云十六州这一段长城地带；宋朝同样不拥有河西走廊西北这段长城。宋朝因此在北方防线上处于严重不利地位，难以形成有效的防御和进攻。这也是形成“弱宋”的地缘所致。正是失去了长城防卫的屏障作用，加上选择开封作为首都，军事上可谓是无险可守。首善之地的选择关系国本，既要经济便利，也应有地利依托，更要有全面、长远战略考量。宋朝经济上繁荣富庶优势反而成了遭贼觊觎；加上所谓的“得国不正”而失“武德”，才会有之后的“靖康耻”。

明朝在长达200多年统治中几乎没有停止过对长城的修筑，与历代王朝修筑长城目的如出一辙。不用赘述。我们今天看到的长城基本上是明代修建的。明成祖朱棣放弃南京迁都北京，有外国学者认为，这是明朝统治者目光从海洋转向陆地的体现。或许有一定道理，这与之后我们失去大航海时代有重要关联。明朝从中期特别是“土木堡之变”以后，对长城防线有新的认识，在长城上开凿的经济联系孔道愈来愈多，和平友好的经济贸易交流终于取代了过去血肉横飞的厮杀。因此有人认为“贸易造就和平”。据此有人认为，长城思维导致了和平或战争。难道这就是所谓长城思维吗？

清朝对长城的思维似乎是相当矛盾的。清朝有过康熙的“不修边墙”令，但据史载，清代修筑长城的规模相当大，且地域跨越之大空前，基本上包括了淮河以北所有省份，黄河以北尤为密集。清朝为什么又要修筑长城？清长城与历代长城不同，是用于对内血腥镇压农民起义和民族起义的工具，对内不对外。如同清朝颁布的剃发令、迁海令和禁海令等等同样令人匪夷所思，与其“德政”思想是背道而驰的。我们很难把清朝统治者所采取的修筑长城措施同其长城思维逻辑联系在一起，看到的很多类比方法并不合理。

三、无形长城

我们必须承认有形长城之外，还有一条文化上的无形长城——以和为贵的文化。保卫和平不能只靠道义。如果说北方的万里长城是冷兵器时代制陆权有形工具的话，那么任何制权理论就不应是形而上学的。因为任何理性工具都不是墨守成规、一成不变的。人类思维从一维到多维、低维到高维演进，简单的组合到综合与融合生成。制权理论诸如制海权、制空权、制信息权、制天权、制脑权等等，总是因时而变，又融合相生成长。如果有长城思维，那一定要明白有形无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长弓于2023年4月2日

参考资料：《史记》、《汉书》、《后汉书》、《明史》、《清史稿》、《资治通鉴》、《狭窄的河西走廊，对于中原王朝的盛世汉唐，有什么样的意义？》（桃烟读史2020.10.15）、《修筑长城的经济理性》（董新兴俞炜华江刘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