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明朝的海禁起伏，详解政策执行和变更背后的曲折
壹 前言
一提到海禁，我们就会想到闭关锁国，就会想到明朝，就会想到朱重八，就会想到嘉靖倭寇动乱。这一政策从明开国一直贯穿始终。从现代人的视角看，开海禁，不仅可以促进民间贸易、增加政府税收，还可以安定地方，明那些统治者为何如此傻？如此固执？他们到底在担心什么？
海禁非明朝独创，宋元都实施过，国内有，国外也有，法国对英国也实施过海禁。它是大陆国家对海控制的一个手段。而明的海禁为啥这么有名，得益于它的时间以及严厉程度，然而对于明的海禁也不是一潭死水、也不是始终如一，要动态的看这一政策，我们才能更加立体的看到历史全貌。海禁按时间线，简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明初的维稳、二：明中的垄断经营、三：明中后期的惩罚报复。
贰 维稳的手段
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打败江南的主要势力，稳定基本局面后，在南京称帝，定国号为大明，建元洪武。此时，北元退居塞外，但实力上尚存，陕甘有扩廓帖木儿、失喇罕两支大军，辽东有刘益、高家奴、也先不花和纳哈出，云南还有梁王，兵力雄厚，元顺帝北逃后，还继续以元朝名义，号令各部，试图反击。朱元璋对此一直很忧虑 “忧在漠北，意未一日释也”。
明建国之初，日本此时处于“南北朝时期”，至元二年(1336)，足利尊氏在京都拥立光明天皇，创立室町幕府（北朝），后醍醐天皇南逃吉野，建立南朝，双方对峙，战争不断。许多农民因此失去了自己的土地，一些武士也随战争变成了“浪人”，他们漂泊不定，贫困交加，因此被商人利用，成为倭寇的主要来源。同时日本各地大名为了筹集战争资本，纷纷走向海上贸易、掠夺的行当。
在中国东南，虽张士诚，方国珍主要势力被清除，但其残余势力仍在，他们勾结倭寇，不时出来袭扰。洪武元年（1368），汤和率兵入闽，胜利后，率部由福建班师回南京途中，在舟山群岛遭到叶希戴等人偷袭。而后在昌国又被秀、兰山贼所袭扰，损失惨重，。洪武三年(1370)，又是叶希戴、王子贤等人，驾舟二百余艘，突入定海（今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港，攻打府城，被驸马都尉王恭击退。洪武四年(1371)，还是他们又攻入象山县城，抓住县丞王茫。这些力量依据大海，时常出来袭扰，捉摸不定，让朱元璋也很头疼。
北有实力依旧强大的“北元”，东北、西北、西南强敌环伺、东南还有残余势力骚扰，海上不时有倭寇袭来。面对这样的一个开局，朱老八策略是优先大陆，重点是北元，在正统和天命的争夺上，毫不含糊，而面对东南的袭扰，采取了保守措施。他曾说过：“东夷固非北胡腹心之患，亦犹蚊虫警寤，自觉不宁。”就是说他们像蚊子一样，一刻不让人安宁。
此刻明廷一方面在外交上，不断与日本沟通。另一方面不断加强自身防务，实施海禁。朱元璋登基后，立刻遣使至日本要求约束其民。
洪武二年(1369)，倭寇进犯山东。为此朱元璋再次遣使日本，责令日本控制亡命之徒入寇。不想怀良亲王因为明廷国书之中有“倘必为寇盗，即命将徂征耳，王其图之”这样的威吓字语，当即大怒，扣留杀害使者。恐吓不行，来怀柔。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又一次遣使日本，送还被捕获的日本海盗及参与海盗集团的日本僧侣，加以安抚。后又在宁波、泉州、广州设三市舶司，其中宁波市舶司即为对日贸易而备。洪武五年(1372)，日本怀良亲王归还所掠中国沿海男女七十八人，双方关系稍微缓和。虽然有所缓和，这一时期怀良亲王只是南朝亲王，各地领主并不受其约束，倭寇劫掠依旧。朱元璋也深知这一点。于是，在洪武七年（1374 年），撤销浙江明州、福建泉州和广东广州三个市舶司，洪武十四年（1381 年）十月，“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初步实施海禁。
洪武十四年(1381)，日本怀良亲王遣使来贡，为倭寇之事辩解，并驳斥了明廷的天下中心说：“盖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这还得了，朱元璋大怒，致书日本国王，指责日本：“但知环海为险，限山为固，妄自尊大，肆侮邻邦，纵民为盗。”并发出威胁，一旦大明出动军队，固可灭矣。对于朱元璋的怒火，日本怀良亲王不以为然，再次回书辩解。明廷之中，一度有调水师远征日本的计划。但元代两次远征日本失败的教训仍然历历在目，朱元璋还是将怒火强压了下。此时胡惟庸谋反事发，又牵扯出日本种种劣迹。于是朱元璋果断下令，断绝日本来华朝贡，海禁进一步严厉起来。
洪武十九年(1386)，朱元璋令汤和到浙江筹划海防。汤和上任后，以劳兵糜饷为由，将设在舟山的昌国卫（今浙江宁波象山昌国镇）迁到象山，只留下两个互不统辖的千户所。汤和又以“海岛居民外联海盗，内相仇杀”为由，奏请徙民废县，将舟山群岛居民全数迁徙到内地，正所谓“午前为民，午前为兵”。如此舟山岛迁徙了一万三千余户、三万四千余人迁往浙东、浙西及安徽凤阳等地。至此后舟山出现了非常多的无人海岛，为倭寇及海寇暂住，盘踞，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
除此之外，洪武二十三年（1390 年）、洪武二十七年（1394 年）不断重申海禁措施，至洪武三十年（1397 年）明确将其写入大明律，正式确定下来：
凡泛海客商舶船到岸，即将货物尽实报官抽分，若停塌沿港土商牙侩之家不报者，杖一百。虽供报而不尽者，罪亦如之，货物并入官。
凡沿海去处，下海船只，除有号票文引，许令出海外，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谋叛已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衙充军。
凡将马、牛、军需、铁货、铜钱、段疋、绸、丝棉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挑担驮载之人，减一等，物货船车并入官。于内以十分为率，三分付告人充赏。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泄事情者，斩；其拘该官司及守把之人，通同夹带，或知而故纵者，与犯人同罪；失觉察者，减三等，罪止杖一百，军兵又减一等。
由此可见，明开国之初，在整体陆地局势不稳定的情况下，对东南的倭寇及海盗采取了保守策略。对外贸易，也因动乱持续、倭寇不绝数度中断。海禁在当时，对于快速稳定局面，恢复生产，无疑最优的一个手段，起到非常积极的意义。
永乐及以后的时间里，局面基本稳定，倭寇骚扰明显减少的情况下，海禁不但没有松弛反而进一步严格，这又是为何？
叁 垄断经营
在古人的世界观中，中国即中央之国，是世界的中心，是文明发达之地，而周边各国乃蛮夷之地，尚未开化，需依赖中原的文化和经济。由此形成了东亚独特的国际关系秩序-朝贡体系。
明开国之后，将这一体系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确定了朝贡若干原则：如厚往薄来的原则，对于不同国家确定贡期及规模；对藩属国进行册封并颁发勘合，勘合核验好了，才可进入京城朝贡、贸易。明朝还将朝贡贸易主动推广至东亚各国，郑和下西洋便是这一体系下的一个壮举。因此朝贡贸易一直由官方垄断，民间不得与外商进行私下交易。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朝贡都是厚往薄来，打肿脸冲胖子，包括郑和下西洋也是面子工程，到最后拖垮了整个大明的经济。
其实这是一种误读，明成祖朱棣在位期间5次北击北元，重修长城，组织编撰永乐大典，每一个都是浩大的国家工程，都需要钱，放在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承担。钱从哪里来，其实就是从官方垄断的朝贡贸易中来。据学者研究，郑和第四次下西洋回来后，就收回了之前所有的成本，仅通过郑和下西洋所获得的胡椒，就达到百万斤。这些胡椒后被用来赏赐军工、藩王、官员的俸禄抵现等。由于郑和的巨量采购，导致15世纪欧洲胡椒价格猛涨。胡椒在明初属于奢侈品，这一系列操作下来，硬生生让这一奢侈品走入了平常百姓家。
此外朝贡贸易不只是一项，而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朝贡给赐贸易，相当于中外礼品交换的性质，这里奉行的是厚来薄往的原则，但“所费不足当互市之万一”张瀚《松窗梦语》卷四。
占大头的是各国国王或使团附带而来的商品贸易，这部分明廷会收取部分管理费，其他货物由明廷依据市场行情、不同国家进行定价，另外支付方式也是由明廷来确定，通常是大明宝钞，而其的保值能力也是出了名的“好”啊。最后一部分是政府主持下，私人贸易，而这方面政府是要收税的。
宣德八年，日本入贡时附带的苏木每斤定价钞一贯,而同时明政府支付给京师文武官员充作捧禄，苏木每斤准钞五十贯,这样一进一出,单苏木一项就可获利五十倍。
其他货物除折绢布外,需铜钱二十一万七千七百三十二（217732）贯一百（100）文,……但实际上仅付折钞绢二百二十九（229）匹、折钞布四百五十九匹、铜浅五万一百一十八贯,相当于原价的十分之一,后经日本使臣允澎多次交涉,不得不再加上钱一万贯、绢五百匹、布一千匹。
多次暴利的情况下，朝贡收益由皇室直接获取。而成本部分却一般由地方政府或户部支持。如：贡使的来京的住宿及餐饮、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建造等，因此官僚阶层对此怨声载道。
这样的贸易，当然不会让民间插手喽，政府多次强调海禁顺其自然。如：
永乐二年（1404）“禁民下海。时福建濒塘海居民，私载海船交通外国，因而为寇，郡县以闻。逐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虽政策不断重申，但沿海豪门势力与贫民，还是前赴后继，泛舟海外。当时流传谚语：“其去也，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其来也，又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片板不准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
走私暗流逐步成势，明武宗正德四年（1509），朝廷不得不放宽了私人海上贸易，对番货实行“抽分”制度，默认了走私的合法，但到嘉靖时期又将这一政策全然取消，这又是为何？
肆 报复惩罚
在15世纪下半叶日本发生应仁之乱(1467─1477)后，各路大名崛起。为了扩张自身影响势力，他们加大了对外贸易，于是至明廷的朝贡，也成为各大名争夺的中心。
正德八年(1513)，明廷颁发正德勘合给日本使团。不想在返回途中，勘合被大内氏抢走。大内氏和西川氏是当时日本两个最有实力的大名，分别控制到中国的贸易通路。大内氏控制了由北九州、经朝鲜至中国的海路，即中国路；细川氏则控制了九州南部、经琉球到中国的海路，称南海路。对大内氏抢走勘合行为，细川氏极为不忿。
正德十一年(1516) 四月，获得了足利幕府许可后，大内氏携带正德勘合，由宗设谦道率贡船三艘前来朝贡，西川氏获知消息后，也向足利幕府讨得旧弘治勘合，由瑞佐鸾冈、宋素卿率船前来。这个宋素卿原名朱缟，浙江鄞县人，弘治八年(1495)，因其父赊账，被其父抵债送至日本。但朱缟才华出众，被细川氏重用，改名宋素卿。
来华后，宋素卿通过钞能力，贿赂市舶司太监赖恩，虽携带的为旧勘合且晚到数日，但还是先行验货入库。五月初一，在举办欢迎酒席时，中方又将瑞佐鸾冈的座次，设在宗设谦道之上。宗设谦道当即大怒，发动骚乱。杀死瑞佐鸾冈，并纵火焚烧嘉宾堂。五月初三，宗设谦道又将宋素卿带来的商贾二十四名，绑到江边斩首。宋素卿闻讯之后，领七十余人，一路而逃。而宗设谦道也不罢手，一路追杀。这些人不但聚众斗殴，同时还沿途骚扰中国民众，大家都苦不堪言，而当时明军却畏惧不战，不敢出头。直到数日后，官府才派遣推官高迁、指挥刘文，到处逮捕日本人。
当宗设谦道看到明廷动作后，抢夺民船三艘，顺流出海，扬长而去。并将前来追击的明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百户刘恩等朝廷命官击杀。宗设谦道及其党羽乘舟逃亡海上后，遇到台风，有一艘船漂流至朝鲜，被朝鲜人击杀三十人，生擒二人，后献给明廷。而宗设谦道则顺利逃回日本。
事后，宋素卿被判斩监候，关入狱中。嘉靖帝对此大怒，明廷通过琉球向日本传达信息，要求交出元凶宗设谦道。但日本始终未交，于是嘉靖下令中断与日本贸易，关闭市舶。但此时日本对于明朝的商品产生了极大的需求，并且明朝这边也有大量的商人专门从事对日贸易，市舶司一关，他们立刻相互勾结走私，以至于组建武装。走私集团不断壮大，嘉靖朝东南沿海的局势也愈发严重。朱纨后被委任浙闽巡抚，强力清剿，但利益集团内外勾结，势力非常强大。迫于各方压力，朱纨最后被迫自杀。至此：明廷无人再敢言海禁。而走私集团日益壮大，最后演变成嘉靖的倭乱。
整个乱局前后持续了近40年，无数钱财及生命丧失在这茫茫的大海之中。动乱平息后，对于开海禁的要求呼声高涨，隆庆元年朝廷不得不改变政策，在福建开设港口，从此海禁名存实亡，私人海上贸易逐渐兴盛。
伍 感想
马克思曾说过“当利润达到10%时,便有人蠢蠢欲动;当利润达到50%的时候,有人敢于铤而走险;当利润达到100%时,他们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而当利润达到300%时,甚至连上绞刑架都毫不畏惧。” 在明朝的对外贸易中，利润何止300%。而当时明廷做的是一味垄断，长达数千公里的海岸线，在面对如此高的利益面前，走私无法控制乃是必然。但明廷的措施并没有及时调整，一味的与民争利，在动乱之后，才进行被迫调整。成本不可谓不高昂。
历史的决策不是一时兴起，而一个政策持续日久，必然有其深层原因。我们不能拿现在的视角去看过去，也不能拿单一静态的视角看待不断变化的局势。未来对于身处历史中的人来讲，并不明确，每一刻都在探索。对现有的我们也是一样，有时的当时最佳并一定是历史最佳，同最广大的需求紧贴，实时调整变更，才能与时俱进。而变更需要极大的勇气，尤其对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