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

抗战转入相持阶段的时候，整个战局表现为这样一种态势：在正面战场，国民党领导的中国军队虽英勇奋战，但由于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路线，由于其军队的指挥和组织不善，大片国土沦陷。在敌后战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力量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建立起一批抗日根据地，到1940年，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游击队发展到50万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在抗战中迅速壮大，不仅使侵华日军把作战的重心逐渐转移到敌后战场，也同时引起国民党的疑忌。

1939年1月21日至31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会议一方面重申联共抗日，另一方面确定以“限共、防共、溶共”为处理两党关系的基本方针。会后，国民党秘密制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处理异党实施方案》、《防止异党兵运方案》、《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方案》和《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等。国民党的打算是既不公开破裂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又要在政治上防共、军事上限共，以遏制人民力量的发展。部分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反共武装不断制造摩擦事件，造成“博山惨案”“深县惨案”“平江惨案”“确山惨案”，其他小摩擦接连不断。

针对国民党制造的反共摩擦，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强调维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方面强调实施坚决的自卫。1939年8月19日，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反摩擦方针。

国民党的反共摩擦活动逐步升级，从1939年末到1940年春，在西北、华北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根据地发动相当规模的攻击。在山西，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指挥陈长捷部、赵承绶部、孙楚部向决死队和八路军进攻，企图将决死队和八路军挤出山西。在西北，胡宗南部和国民党地方武装三面围攻陕甘宁边区，先后占据栒邑、淳化、正宁、宁县、镇原等五座县城。在晋冀鲁豫边区，国民党第九十七军朱怀冰部、第六十九军石友三部向八路军129师及其他抗日武装发起进攻。

中共中央一面呼吁团结为重，一面指挥抗日军民对来犯的国民党军予以坚决还击，挫败了其在西北和华北之攻势，在政治和军事两方面取得主动，使国民党被迫暂时中止军事进攻。1940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总结反摩擦的经验，提出著名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共产党在处理国共摩擦方面已趋成熟。

1940年夏，为调整国共关系，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叶剑英赴重庆谈判。谈判的中心议题是陕甘宁边区问题，八路军、新四军扩编问题和八路军、新四军作战区域问题。为限制中共力量的发展，蒋介石坚持八路军、新四军必须集中于黄河以北，否则一切问题均无法解决，谈判陷入僵局。

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致电朱德、彭德怀和叶挺（即皓电），限令八路军、新四军于一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的冀察地区。11月9日，中共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复电（即佳电），婉拒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开赴黄河以北的无理要求，同时为顾全抗战大局，同意新四军驻皖南部队北移，但须宽限时间。12月8日，何、白再电朱、彭、叶、项（即齐电），坚持八路军、新四军必须北调。第二天，蒋介石发布手令，限12月31日前黄河以南八路军开到黄河以北，长江以南新四军开到长江以北；第二年1月30日前新四军全部开到黄河以北。

国民党当局一面强令新四军北移，一面布置聚歼新四军驻皖南部队。12月下旬，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遵照蒋介石的密令，调集七个师8万余人的兵力由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指挥，在皖南茂林一带，对新四军皖南部队，构成重重包围态势。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9000余人从泾县云岭出发北上，行至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新四军奋战七昼夜，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大部牺牲，一部被俘。军长叶挺赴国民党军中谈判时被扣，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遭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新四军为叛军，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军长叶挺交军法审判。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曾经打算在军事上予以坚决还击，并作好国共两党关系破裂的最坏准备，后经过对情势的分析、判断，确定了军事上取守势，政治上取攻势的对策，旨在维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同一天，毛泽东发表谈话，要求惩办祸首，恢复叶挺自由，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劝告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释放政治犯，逮捕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25日，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重新成立，下辖七个师又一个独立旅，共9万余人。

与此同时，周恩来、廖承志等在重庆和香港积极活动，把皖南事变的真相公之于国统区和国际社会。1月17日深夜，周恩来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次日刊登于《新华日报》。廖承志在香港阐述中共于事变后坚持抗战、坚持团结的方针，呼吁国际人士共挽危局。

国民党左派人士、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海外华侨纷纷谴责国民党当局的行径，呼吁停止内争，枪口对外。国际方面，美、英、苏均不愿国共两党关系破裂，希望中国能抗战到底。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分别劝说蒋介石平息国共纠纷，避免内战发生，以免日本坐收渔翁之利。

▲周恩来为皖南事变发表挽诗

局势的发展完全出乎国民党当局的意料，使其在政治上陷于被动、孤立的困境。2月，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召开在即，国民党当局为寻求政治上的回旋余地，力邀中共参政员出席。中共遂送上“善后办法十二条”作为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的先决条件。3月2日，周恩来又提出“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但国民党方面均拒绝接受，中共参政员于是谢绝出席参政会。3月8日，蒋介石在参政会上发表演说，表示“决不忍再见所谓‘剿共’的军事”，保证“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3月14日，蒋介石约周恩来面谈，不再提及八路军、新四军开赴黄河以北的事情，并表示可就两党关系举行具体磋商。皖南事变以来，笼罩于国共两党间的紧张、对峙氛围终于缓和下来。

整个抗战时期，中国的基本矛盾是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处于从属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基本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国民党在抗日与反共间动摇，但二者在根本上是无法兼得的。为了赢得抗战的胜利，为了赢得民众的信任与支持，国民党当局就必须把反共摩擦限制在局部范围内，就必须在整体上维持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壮大，是在与侵略者进行艰苦斗争中的壮大，而不是所谓“坐大”，这种壮大扎根于深厚的民众基础中，决不是可以从外部“摩擦”去的。国共两党分别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但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他们首先必须联合起来保障民族的生存，否则中华民族这棵大树让人砍倒了，树上的枝叶也必将枯萎。所以在抗战过程中，尽管两党冲突碰撞不断，屡有破裂的危局，但危局又被克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屹立不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