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 | 西安事变后来说：二二兵变，东北军少壮派的内讧

1936年冬，张学良与东北军少壮派军官。

转眼，又到12月12日。

这是我在公号写作的第7年，看着数百万字陈列往来，唏嘘间倍感能够与各位朋友同行网络，得到友情、支持、认同的可贵。

在此，橡树致谢并遥祝诸君安顺、冬好！

12月12日，为87年前的西安事变纪念日。

这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研究著述汗牛充栋，人们对西安事变也就较为熟悉，茶余饭后说起也是仁智各见，这里也就不再重复一些流行历史，而是讲述西安事变之后的东北军往事。

张学良、杨虎城之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为推动西安事变的主要力量。

但是，西安事变之后，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使得当时庞大的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几乎就地“雪融”，消失历史？

这段往事纠缠繁杂，史书与教材往往少有提及，我这里尽量详细综述西安事变之后的又一个大事件：

二二事变。

这是很少有人知道的历史重大事件，但是，从宏观历史视角去看，从193年12月12日至1937年7月7日的西安事变、二二事变、卢沟桥事变，却又成为共同翻页中国近现代史的重大事件。

了解二二事变，就要从西安事变和平谈判和善后说起。

1936年12月26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然后，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

张学良态度转变和离开西安，使得东北军内本来以张学良为核心，深为张学良信赖，又是策动西安事变主要力量之一的东北军抗日同志会成员们对事变善后发生了极大分歧。

东北军抗日同志会为张学良在东北军里刻意扶持的少壮军官集团。在西安事变期间，他们对西安事变持不妥协强硬态度，与东北军以资深高级将领的“元老派”趋向和谈态度，完全针锋相对。

就此，“少壮派”和“元老派”迅速分化为东北军内的两大对立山头。

“少壮派”和“元老派”对善后西安事变分歧越大，也就成了压垮张学良的两座大山。

当时，最得张学良信任的东北军抗日同志会主要少壮派头目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人；在西安事变和谈期间，随着张学良靠近东北军高级将领“元老派”观点趋向和谈，少壮派头目们与张学良分歧渐大，也就开始阳奉阴违对待张学良之命令，频繁秘密接触杨虎城。

少壮派头目们虽然不是高级将领，但是控制了至关重要的东北军特务团等直辖警卫部队、特务部队，驻防西安城内。

这些部队曾经是张学良发起西安事变的主要武装，如今眼见这些部队介入东北军“少壮派”和“元老派”的尖锐对立，态度摇摆、模糊，使得张学良惊觉“内部”渐显危机。

到了西安事变谈判后期，“少壮派”和“元老派”矛盾几乎公开化，这时，不仅东北军内部派别撕裂，山头对立，东北军与第17路军也开始各怀心思……

这时的张学良已经难以控制局面，当然顿感头痛。

同期，顾祝同、刘峙分别率军加紧攻击西安。

其中，胡宗南率军最新抵近西安，以一团先锋奔袭潼关，创造以一团部队速战击溃了东北军数个主力师的军事奇迹。

张学良深知，当时中央军与东北军战力差距并非悬殊，潼关之战看似奇迹，实则为东北军内部分歧严重，前线部队已经开始作战放水。

西安事变期间的宋子文和张学良。

张学良冰雪聪明，自然明白其中关键，继而对西安时局有了更清醒的认知。

潼关大捷，实属推动西安事变迅速实现和谈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时，不仅国际上有苏联、意大利等国纷纷致电反对张杨事变，要求和谈；国内的军、政、学、商等各界，地方实力派等等，都是纷纷通电，群起抗议张杨。

内外交困，压力渐大，张学良需要尽快决策。

张学良自老虎厅谋杀东北军权力大佬杨宇霆、常荫槐，多年来统帅东北军，多以帝王之术在东北军完成制衡。因此，张学良在和平解决事变之后，决心陪伴蒋介石离开西安，实属局势所逼的一次自救。

反客为主与以退为进，同样是张学良的“帝王术”。

当时的东北军名义上是国防军，实质就是张学良的私军。

这样的军阀部队只知主公，不知国家，即便同一阵营，也是层层效忠，泾渭分明。这样，张学良作为东北军的“主公”和统帅，如是离开军队，下属无论元老派、少壮派，如想出头统辖全军，最后都需要恭迎张学良这张招牌。

事实上，张学良离开西安之后，“少壮派”和“元老派”彼此不服，每日为争权夺利而剑拔弩张，关系显得更为紧张。

1937年1月，在南京方面军事审判张学良之后，中央军开始进入陕西。

旋即，因为“少壮派”的强硬态度和“元老派”妥协态度完全对立，使得中央军与东北军、第17路军在换防谈判中陷入了僵局。

这样，东北军少壮派与杨虎城再度走近，这使得东北军“元老派”倍感危机，纷纷向南京和延安两个方向，摇起白毛巾，各自寻找退路。

西北局势继续紧张。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红军方面积极主张联蒋抗日。

因此，红军按照和谈要求，退后防御，与南京军队相对和谐。

这时，与西安事变早期相反，东北军更愿意与红军合作的山头，也就由少壮派转变为元老派。

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少壮军官见状，十分不满。

他们和杨虎城在善后西安事变的观点更趋一致，于是开始准备再次“兵谏”，武装要求张学良回西安。

西安事变前夜的蒋介石（右一）、杨虎城（居中）、张学良。

1937年1月29日，东北军“元老派”王以哲和何柱国两位军长商议决定，召集东北军团长以上军官四十多人在渭南开军事会议，本意为抚慰东北军少壮派军官，商议东北军后续行动。

然而，会议开始，东北军抗日同志会书记应德田发言，先声夺人地通过了一份抵抗南京的强硬决议。

会议为之转向，成为了一场声讨南京的誓师会议。

1937年1月30 日，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少壮军官们组团前往周总等中共代表驻地，以夸张的方式，表达其激愤情绪，声泪俱下声称要武力营救张学良回陕西。

显然，他们并非为了营救张学良，而是上演一出“衣带诏哭戏”。

以周总之聪颖和见惯大风大浪，眼见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少壮军官组团上门，当然知道就知道与之关系密切的杨虎城的此刻心情。

这次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少壮军官组团闹事，使得周、杨之间变得微妙起来。

次日，1937年1月31 日，由张学良手谕任命掌控全军的甘肃主席于学忠专门从兰州飞到西安，专门处理、稳定西安局势。

于学忠会晤东北军元老派高级将领，之后，紧急会晤周、杨等人。

当晚，杨虎城主持了三方代表在王以哲家中开会。

这是红军与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在西安事变期间的最后一次联席会议。

会议三方出席人员为杨虎城、周总、于学忠、王以哲和何柱国等五人。应德田等人旁听会议。

会上，杨虎城要求于学忠表态，于学忠则以刚由兰州来，不了解西安整个局势为由，将皮球踢给的王以哲。

王以哲旋即表明立场，认为“和平撤退条件已谈好”，应该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就此，于学忠和王以哲、何柱国三人表态选择和谈。

于是，杨虎城也作出表态：

“我们十七路军是主张坚持不撤退而要求副司令回来的，因为张副司令不回西安，我是无办法的，你们东北军也不好办。

现在你们说僵持有危险，怕打起来。

十七路军力量小，都听东北军的，你们坚持，我们跟着，你们既然愿意撤退，我们也跟着走。”

话说到这步，少壮派操办的渭南会议决议已是废纸。

同时，于学忠空降西安，并且和王以哲、何柱国达成共识，也使得东北军军权归属和走向等等问题变得明朗，加速了东北军少壮派边缘化。

会议之后，周总派出李克农作为代表，一度准备随东北军代表前往潼关洽谈撤军事宜。

就在大家认为东北军方向确定，西安风平浪静之时，第十七路军少壮军官和东北军少壮军官不甘挫折，突然发难了。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和宋美龄返回南京，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在京政要接机。

2月1日，“少壮派”孙铭九率特务团擅自戒严西安，阻挡和谈代表东进，要求重新发起三方会议，明确对抗南京和释放张学良回西安等。

于是，西安各方只得暂缓和谈，紧急召开会议。

这次会议持续6小时，未果。

夜间，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何镜华、刘启文等人以抗日同志会名义召开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少壮军官会议，以“元老派”出卖张学良为由，决意发起武装叛乱，期望“彻底改造东北军领导核心，改变一切妥协决定”。

这事夺权的一种冠冕堂皇的提法。

当时，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受红军感召，很多骨干军官纷纷入党。其中，在孙铭九特务团，即有着副团长贾陶等党员。

于是，为准备发起兵变，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等人连夜控制、软禁了特务团贾陶等党员。

以东北军工委高效工作，这次，延安方面对二二事变确不知情。

2月2日，应德田﹑孙铭久、苗剑秋等东北军少壮军官和十七路军少壮派宋文海﹑许权中﹑王劲哉﹑任云章﹑李振西﹑孔从周等军官分头行动。首先在街上张贴除奸标语、文告，宣布、污指东北军元老派骨干王以哲、何柱国为受贿三百万元而出卖张学良。

造了声势，他们即将刺杀目标直指王以哲、何柱国，以及宋学礼副官长和徐方参谋处长等东北军高级将领。

第十七路军少壮军官们的刺杀目标，则指向杨虎城两位副手，倾向于和谈善后的孙蔚如，以及早已拥兵转向南京的冯钦哉。

——其实，早在这次事变之前，1月31日，第十七路军西安司令部向东北军实力将领刘多荃、缪澄流等人发出没有署名的急电。

电文大意为王以哲已毙，前线要服从命令。

这纸电文纯属投石问路。

刘多荃、缪澄流以为通讯错误，没有察觉电文承载的危机。

于是，这纸看似荒唐的电文内容，在2月2日已经发展成为事实。

1937年1月4日，国民政府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明令特赦张学良，交军委会严加管束。

1936年12月，蒋介石返回南京后，与西安蒙难扈从军政人员合影。

1937年2月2日，上午，孙铭久命令亲信于文俊连长到王以哲家起赃，发起兵变。

于文俊连长原本王以哲在东北讲武堂学生。

撞入王宅，于文俊不顾病榻之上的王以哲的苦苦求情，一声令下，手下乱枪齐发，九弹打死了王以哲。

随后，于文俊连长下令抄家，并没有找到孙铭久等人诬陷的赃款，遂将王宅值钱之物搜刮一空，悻悻离去。

然而，当时杨虎城、应德田、孙铭九等人并不知道，王以哲正是东北军里最为重要的特别党员。

王以哲被杀，断送了红军可能最大程度地改编东北军的预期。

多年以后，叶帅亲自证明了王以哲真正身份，也在材料中委婉说明了闻讯王以哲等人被杀的震怒。

就在刺杀王以哲同时，“少壮派”控制的特务团和第十七路军少壮军官们便在第十七路军野战部队卫戍的西安城内，大摇大摆开始公开杀人。

因为东北军主力驻防西安外围，驻防西安市区的十七路军坐视兵变，因而东北叛军所向无敌，连续枪杀东北军高级将领徐方、宋学礼、蒋斌等人。

孙铭九特务团官兵大开杀戒，眼睛血红，既杀目标，又杀目标家属，一路顺手抢掠，可谓冷血无情至极。

因此，得到“少壮派”兵变消息，身处西安城内的周总闻讯乱兵即到，也不得不在卫士保护下，赶紧避难走人。

其余被列入黑名单的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等人，则在躲入杨虎城绥署，这才幸免于难。

然而，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等人避难杨虎城绥署，又被十七路军警卫部队严密监视，恍如“傀儡”，只能坐观事态发展，完全无能为力。

这样，于学忠等人避难杨虎城绥署，也被他们部属误认为是十七路军对他们长官的软禁，因而生恨杨虎城。

二二事变之后，他们挥刀报复杨虎城蒲城老家，烧杀洗劫，连杨虎城老母也被绑架为“人质”。

2月2日夜间，眼看东北军少壮派在西安城内杀人放火一帆风顺，于学忠等人避难自己绥署，杨虎城也就有了挟制于学忠等人，借用东北军少壮派来控制东北军的壮志雄心。

就此，他亲笔签署了东北军与第17路军联军抵抗南京军队西进潼关的作战命令。

然而，于学忠不愿就范，百般推脱，没有代表东北军签字。

杨虎城束手无策，最后，在应德田﹑孙铭久、苗剑秋、高福源等等少壮军官胁迫下，于学忠和东北军董英斌参谋长只得敷衍应付，与杨虎城联合研究对南京军作战等问题。

不过，每逢决策，于学忠、董英斌等依然百般推脱，绝不签字。

他们清楚，杨虎城和东北军少壮派们这番举措名义上是“兵谏”南京释放张学良，实则更像倒逼南京，借刀杀人。

假设南京受“兵谏”刺激从重处置张学良，那么，杨虎城和少壮派们正好借机掌控东北军全军。

正因如此，南京、张学良、其他东北军高级将领等等，也就对他们另眼相看了。

或者，这也是杨虎城后来身陷囹圄，始终被东北军群雄、西北军大佬孙蔚如、冯钦哉等人漠视的原因之一。

当时，二二事变消息传来，张学良的死忠，王以哲的结拜兄弟、东北军第105师师长刘多荃勃然大怒。

就此，他在渭南前线下令，处死了专程赶到军中，预备监督东北军向南京军作战的二二事变发起人之一高福源旅长。

而后，刘多荃通电南京，全军转向，对西安摆开攻击架势。

第105师是张学良在东北军的头号嫡系部队，师长刘多荃的态度，很大程度也代表了当时张学良的态度。

随即，张学良嫡系多个步兵师先后通电，投向南京。

尤其驻蒲城的东北军骑10师，闻讯二二事变，当即认定是杨虎城策划，不仅将杨虎城在蒲城驻军缴械，还一口气抄了杨家，枪杀数人，逮了杨母。

国共要人在西安事变和平谈判期间。

东北军“元老派”群情愤怒，各自出兵，不过一天，到2月3日，东北军“少壮派”已经为东北军完全“抛弃”，这样，眼见大势已去，事变铁杆部队孙铭九特务团也随之分化，逃散……

如此“政治一日游”，杨虎城最是心底窝火。

杨虎城久经江湖，居然被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人忽悠，签字下令第17路军与陕西地方民团配合这些东北军愤青的行动，显然为自己预埋了太多不可预估的危机。

——后来，也正是这些在二二兵变时期的签署命令，成为军统拘押杨虎城的主要借口之一。

同时，在西安附近，东北军兵力五倍优于第十七路军。

平常时期，两军交错布防，自然为友军，如果发生冲突，第十七路军也就处于被东北军包围态势。

当时，杨虎城面临南京和东北军双重威胁，最是急切期待，莫过于能够洗清自己与二二兵变的牵连，也就对“少壮派”有了杀心。

然而，孙铭九、苗剑秋等人转向更快。

东北军“少壮派”眼见东北军、西北军、南京军等各方斧头都将砍向自己，只得慌忙跑到张公馆，寻找周总请求帮助。

他们见到周总，下跪、叩头，苦苦哀求：

“请周先生帮助解决吧，我做错了，请宽恕！

请周先生为和平继续进行谈判。”

为挽回大局，周总与苗剑秋商议之后，登门拜访杨虎城。

经过协调，次日，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等东北军少壮派头目扛着策动二二兵变的所有黑锅，连夜跑路，下落不明。

杨虎城为此满怀感谢，向周总明确表示，“十七路军以后必难生存，一部分多半只有交给红军才有出路”。

这是杨虎城作为西北实力军阀的最后一笔买卖。

此后，杨虎城不明南京方面态度和主张，便索性率领残部、死忠转移到西安以北的三原驻军，观望事态。

直到这时，西安局势这才慢慢平息下来。

就此，因为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向北绕道跑路，缺少事变直接证据，再加上南京顾祝同和周总等人往来东北军解释、斡旋，终于化解了东北军和第17路军的积怨，避免了更大的流血事件。

这样，处于东北军包围态势的孙蔚如、赵寿山、李兴中等部也得以脱困。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民众抬着蒋介石的画像散步庆祝，蒋本人声望空前上升。

二二兵变，纯属“少壮派”偷鸡蚀米，反而递刀南京，使其有了最佳的整编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机会。

1937年3月，第十七路军番号取缔，一部分编为第二十七路军，由冯钦哉任总指挥；一部编为第38军，孙蔚如由陕西省主席调为该军军长。

4月，南京方面公开免去杨虎城军政职务，让其出洋考察军事。

1937年6月，随着杨虎城通电下野，作为西北军阀武装集团的第17路军已经不复存在。

从西安事变到二二兵变，东北军主帅出走、内部残杀，使得东北军高级将领深受刺激。

这样，东北军将领无论早早宣布效忠南京，或者骑墙观望，眼见西安事变和二二兵变水落石出，对陕西这块伤心地也就再无眷念。

1937年3月，在东北军高级将领们的集体要求下，东北军根据东调的“乙案”，陆续从陕西调到豫、皖地界，接受南京重新编组为6个军。

至此，东北军作为民国史上最庞大的军阀武装，“雪融”历史。

随着南京政府军全面接防原东北军、第十七路军防地，以及顾祝同率西安行营人员正式进驻西安，行事西北最高军政权力，西安事变前后形成的红军与东北军、第17路军三位一体格局完全瓦解。

这样，唯有红军留在陕北，根据西安事变和谈的善后条款，于九死一生间终于走过存亡危机，为投身抗日战场赢来了宝贵的备战机会。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国命运之轮沉重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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