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音乐为什么只有宫商角徵羽五音

在我们的认知里中国古代的音乐只有五个音，分别是宫、商、角、徵、羽，最早的名称见于距今2600年的春秋时期，在《管子·地员篇》中，有采用数学运算方法获得五音的科学办法，这就是中国音乐史上著名的三分损益法。包括在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我记得在学历史的时候历史老师专门讲过这么个事，印象特别清楚：清朝末年，外国货物大量进入中国，但是有一类东西却传播不开，就是西方的乐器，因为中国的音律是五音，外国的是七音，导致乐器传播不开。此事真假已经无从可考，但是中国音乐是五音似乎已经深入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心中。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其实这是不准确的，中国历史上其实也是出现过七音的，而且影响深远，除了宫商角徵羽，还有变徵和变宫这两个音，比如在《战国策·燕策》：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慷慨羽声，士皆瞠目，发尽上指冠。在这其中，荆轲的唱音就是五音之外的变徵之音。

那么到底是什么时候，中国的音乐彻底变成了五音呢？在《资治通鉴》第一百七十七卷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帝践祚之初，柱国沛公郑译请修正雅乐，诏太常卿牛弘、国子祭酒辛彦之、博士何妥等议之，积年不决。译言：“古乐十二律，旋相为宫，各用七声，世莫能通。”译因龟兹人苏祗婆善琵琶，始得其法，推演为十二均、八十四调，以校太乐所奏，例皆乖越。译又于七音之外更立一声，谓之应声，作书宣示朝廷。与邳公世子苏夔议累黍定律。

时人以音律久无通者，非译、夔一朝可定。帝素不悦学，而牛弘不精音律，何妥自耻宿儒反不逮译等，常欲沮坏其事，乃立议，非十二律旋相为宫及七调，竞为异议，各立朋党；或欲令各造乐，待成，择其善者而从之。妥恐乐成善恶易见，乃请帝张乐试之，先白帝去：“黄钟象人君之德。”及奏黄钟之调，帝曰：“滔滔和雅，甚与我心会。”妥因奏止用黄钟一宫，不假馀律。帝悦，从之。

公元589年（帝指的就是隋文帝），隋文帝即位初期，柱国沛公郑译请求修订用于郊庙朝会的传统音乐，于是文帝下诏令太常卿牛弘、国子祭酒辛彦之、博士何妥等人一起研究讨论，好多年没能做出决定。郑译上言说：古代有十二律，五行运转，更相为宫，每律用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徴七个音级，后世没有能通晓的。郑译因为龟兹人苏祇婆擅长弹奏琵琶，就向他学习，于是才弄明白了古乐演奏的方法，推演出十二均、八十四调，用来矫正太常寺太乐署乐师演奏的音乐，发现全都怪异不符。于是郑译又在七个音级之外增加一个音级，称作应声，并把演奏的方法写成文章上奏朝廷。他又和邳公苏威的长子苏夔商议重新用排列黍粒的方法测量并确定律管的长度，一遍重新订律调。

当时的人们都认为古乐长期以来无人通晓，不是郑译、苏夔一下子就能确定的。而且隋文帝不喜欢读书，牛弘又不精通音律，何妥因为自己是饱学之士，而在古乐方面不如郑译等人时常阻挠修订古乐之事，于是他也提出了一种意见反对郑译等人提出的七个音级的主张，为了这事双方互相异议非难，各数朋党。这个时候有人就提议让他们各自制作出一种乐器，选择其中好的作为标准。何妥很怕乐调制成后好坏就会显而易见，于是奏请文帝立即举行演奏会，比试各种演奏方法，并且预先对隋文帝说：各律调中的黄钟调演奏出来的音乐象征君主的德行。及至用黄钟调演奏之后，文帝说：黄钟调演奏的音乐似涛涛洪流，声音宏大响亮，非常符合我的心意。何妥于是奏请只用一种律调演奏音乐，不得再使用别的律调，文帝非常高兴就听从了他的建议。

等到平定南陈后，得到了南朝宋、齐的旧乐器和江南地区的乐师，隋文帝让乐师在宫廷上演奏，听后感叹：这才是华夏正音！于是下令重新调理了五音，并在接待贵宾和举行祭祀的时候演奏。牛弘也说：中国旧乐多在江左，后周、后魏杂有边裔之声，皆不可用，可见古人不但注重血统的纯正，还注重音乐的纯正，混有边夷之声都不被认可，而这也恰恰阻碍了中国音乐的发展。

由此可见古人为了打击对手，各数朋党，勾心斗角，就是在音律方面也大做文章，自废武功，把本来的七音级变成了五音级，古人真够C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