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学校骤然转公后，国有公司被判赔近3000万元

云南蒙自市政府北侧，市中心的黄金地段，如今已更名的原蒙自南开学校校园。（受访者供图）

时隔近一年，一起因学校“民转公”引发的合同纠纷案终于告一段落。

2024年2月21日，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蒙自市教育投资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下称“蒙自教投”）需赔偿东莞四海教育发展有限公司（下称“东莞四海”）2943.36万元。蒙自教投为蒙自市财政局间接全资控股的子公司。

两方的利益纠葛要追溯到近4年前。

2020年6月15日，蒙自市时任市长亲自带队远赴天津，与天津南开公能教育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南开公能”）进行沟通，计划在市中心黄金地段建立一个“高标准、高素质的教学基地”。

四个月后，备案总投资4.5亿元的蒙自南开学校（下称“蒙自南开”）落地。作为一所民办学校，蒙自南开由多方共建，代表市政府的蒙自教投负责征地、校舍建设；南开公能负责引入教学管理资源；东莞四海也作为参与方，负责举办及运营学校。

然而好景不长，学校开学仅11个月后，2022年秋季开学前夕，蒙自市开展“公参民”学校治理工作，要求将部分民办学校转为公办学校。蒙自南开赫然在列。随后20天里，蒙自南开匆匆完成转公，被移交给蒙自市教育体育局。

随着转公的发生，多方合作宣告破裂。2023年4月，东莞四海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提出转公为蒙自市政府强制要求，蒙自教投应当赔偿违约金、退还履约保证金合计4510.07万元。但一审法院认定转公属于政策变动的不可抗力，仅支持100万元履约保证金。东莞四海对该判决不服，后提起上诉。

合作伙伴反目

草草收尾前，这场一拍即合的合作也曾被传为佳话。

一方面，蒙自市政府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渴望不加掩饰。2019年起，连续两年，蒙自市政府都在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引进知名教育集团吸引周边生源、探索“房地产+教育”。再往前，2018年之前，打造“滇南教育中心”的官方提法就已出现过。

而作为一家民营教育类企业，南开公能背景显赫，由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张伯苓研究会、中华红丝带基金会等单位共同组成，与“南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股权穿透信息显示，南开公能的实际控制人正是南开系学校创办者、近代著名教育家张伯苓的曾孙，张弥。

企业招聘信息介绍，南开公能致力于“将南开特色教育资源引入全国各地”，通过“文化、管理、投资”的递进式建设，发挥南开特色教育资源，打造新时代的民办教育模式，“建设从幼儿园到高中、联通中外的伯苓学脉教育体系。”

2020年10月22日，就12年一贯制的蒙自南开设立与合作一事，南开公能、蒙自教投、东莞四海共同签署了《合作办学协议书》。按照协议要求，东莞四海还在蒙自设立了云南紫龙教育发展有限公司（下称“云南紫龙”）作为学校举办、运营的落地主体，在股权分配上，东莞四海持股72%，南开大学校友梁云东持股28%。

为了保障外来投资者的权益，这份合作协议的第二十九条还约定，如果在协议合作期限未满时，蒙自教投或蒙自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强制将学校收归公办或指定他方接手，则蒙自教投应当将学校已开办年度平均年学费收入的20%，与未履行合作年限相乘，计算所得额度即为向东莞四海支付的违约赔偿金。

协议签署当天，蒙自南开的开工仪式一并举行，现场曾有当地官员表示，这是该市“引进教育资源中最好的品牌”，也是当地打造滇南教育中心的进程中政策支持力度最大的学校。一切顺利，隔年9月，在市政府北侧的黄金地段，蒙自南开正式开学，首批各学段共七百余名学生就读。

但很快，变故发生了。2022 年7月底，梁云东和另一所民办学校的举办方一起，被召集到市里开会。会上，梁云东被告知，蒙自南开的小学部和初中部将转为公办。同年8月9日，蒙自市委办公室、蒙自市政府办公室发布《蒙自市规范“公参民”义务教育学校工作实施方案》，明确蒙自南开小学、初中部属于“公参民”义务教育学校，要在 2022 年 8 月底前转为公办学校，机构性质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两天后，蒙自市教体局分别向东莞四海、蒙自教投致函，告知学校将转为公办，即日起停止招收新生、编制外教师，以及一切收费事项。

根据教育部等部门的通知，“公参民”学校包括：公办学校单独举办的义务教育学校；公办学校与地方政府及相关机构合作举办的义务教育学校；公办学校与其他社会组织、个人合作举办的义务教育学校。因蒙自南开的办学合作模式不完全符合上述通知，对于蒙自南开是否应纳入转公范畴，学校的举办方与政府存在不同看法。

“我们当时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梁云东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整个转公过程大致发生在二十来天的时间里，“当时的政府已经不顾我方强烈抗议及反对，强制学校转公，并单方面向社会公告，我们不同意他们也要派工作组入校强制接收。”

除了要求小学、初中转公外，教体局还给东莞四海发函，要求其明确是否继续举办高中。东莞四海于2022年8月17日向蒙自市教体局复函，认为在小学、初中被转公的情况下，单独举办高中已“难以很好地一体化贯彻南开教育理念、培养模式”，明确高中部也交由市教体局接管。

双方合作宣告破裂后，蒙自南开、东莞四海、云南紫龙作为共同起诉人，先后向蒙自市人民法院、红河州中级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认定蒙自市教体局、政府作出的转公行政行为违法，但两级法院均作出裁定，表示不予受理。

“强制转公”

行政诉讼没有进展，东莞四海将蒙自教投告上法庭，认为按照前述《合作办学协议书》第二十九条规定，蒙自教投需按照合同约定，赔偿东莞四海4410.07万元及迟延支付利息，并退还履约保证金100万元及迟延支付利息。

2023年4月20日，东莞四海诉蒙自教投合同纠纷案在蒙自市人民法院立案。同年6月16日，法院公开开庭对该案进行审理。

在一审判决中，蒙自市人民法院认定，政府对蒙自南开的转公安排，其原因在于国家政策的调整，属于合作协议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法律及重大政策变更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确实无法达到合作办学预期目标及实现合作效益”。按照这一条款，三方合作终止被认定为协商一致的结果，而非当地政府部门强制，故不支持东莞四海提出的赔偿请求，仅要求蒙自教投退还履约保证金100万元。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蒙自南开开学前夕，2021年5月，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刘昌亚曾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公参民”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但也产生了稀释公办学校本身品牌资源、加剧教育焦虑、扰乱教育秩序等问题。同月，《关于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的意见》印发，要求各地规范“公参民”，“力争于2022年年底前逐步整改到位。”

东莞四海对一审判决结果不服，随后向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23年底，该案再次公开开庭审理。二审过程中，东莞四海提出，2022年8月蒙自市教体局向东莞四海公司发送的《函件》是告知性的“行政决定内容”，并非“征询意见”，且东莞四海回复了“不同意”，强调“从未与蒙自教投等公司达成合意”。

为证明观点，东莞四海还当庭向法院提供了梁云东此前为“强制转公”一事向蒙自市教体局提交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

梁云东认为，整个转公过程中，东莞四海与蒙自政府方的核心争议就在于，转公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而从最终的二审判决结果来看，红河州法院也支持一审法院的观点，认为法律及重大政策变更是合作协议终止的原因，“强制转公”在此案中并不存在。

而这一问题最终影响到法院认定的赔偿款数额。

2024年2月20日，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法院认定，蒙自教投的行为不构成违约，不支持东莞四海提出的4410.07万元及延迟支付利息的主张，但对于东莞四海在此次投资中遭受的损失，遵循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在扣除已收取学费的基础上，要求蒙自教投支付给东莞四海剩余投资款2943.36万元以及100万元履约保证金。

“二审恐怕很难给这件事画上句号，”在梁云东看来，民事二审判决的结果已经认定了政府强制将学校转公，并因此给举办人造成办学投资损失的事实，但迄今为止，蒙自教投仍未向举办方支付判决款项。不久前，他们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判决。

另外，就政府作出的行政行为，梁云东介绍，他们已经向云南高院、最高院提起了行政诉讼再审申请，目前两级法院对再审申请仍在进行审查。

南方周末记者 蒋敏玉 南方周末实习生 杨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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