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八七会议是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

会议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的背景下召开的，会议纠正了大革命以来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健全、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制定新的形势下党的战略、策略方针。参加会议的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等正式代表共21人，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等人也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重要文件，确定了新的战略方针和斗争策略。

《中国共产党历史》认为八七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为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并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党史专家方城认为：八七会议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担当的魄力、危机处理的能力、自正自净的活力、坚持探索的毅力，而这些力量的根本，均在于信仰信念的定力。

会议背景

党外环境

1926年3月和5月，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决议案”，显露出其破坏国共合作，打击和排斥中国共产党，意图把共产党人排挤出国民党领导机关，夺取革命领导权势企图。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当天凌晨，大批青洪帮武装流氓冒充工人向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随后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借进行调解之名，收缴了工人纠察队武装。13日上午，第二十六军开枪打死100多名游行的工人和市民。随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也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搜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行成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

1927年5月初，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开始限制、制裁工农运动，拥护工厂主和商人，保护地主、富农。6月10日与冯玉祥等在郑州交换了对付工农运动和共产党的意见，将河南的唐生智，张发奎部队撤回武汉，控制局势。与此同时汪精卫担任武汉政府部长职务的共产党员排斥出去，并在他的私邸召开会议商量与共产党分裂的办法。7月15日汪精卫不顾反对，召集了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统一本党政策案》彻底显露汪精卫集团“分共、分共"的反革命本质。汪精卫集团并实施了“武力清党”，从7月13日开始，陆续有革命者被屠杀。 并于8月2日对武汉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湖北省总工会等革命团体的共产党人、进步青年和工农革命群众疯狂进行搜捕枪杀。

蒋介石和汪精卫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导致共产党人大量被屠杀，使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被瓦解和被消灭的危险，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各地组织和各革命群众团体遭到严重破坏，大量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原来蓬勃发展的各地工会和农民协会，到处被查禁或被解散，工农运动走向低潮。

党内因素

右倾投降主义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并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

1926年12月，在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上，陈独秀的右倾思想发展成为在党中统治地位的右倾投降主义，放弃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丰革命中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了对武装斗争的领导权，在蒋介石背叛革命的情况下，使大革命惨遭失败。

大罢工失败

1927年8月2日，为援助南昌起义，牵制敌人兵力，中国共产党发动了有七万余名工人参加的武汉工人总同盟罢工。罢工工人停工封厂，组织示威游行，散发传单，高呼“打倒国民政府”“打倒汪精卫、唐生智”等口号。武汉三镇出现断电、断邮、断航现象，处于半瘫痪状态，引起国民党武汉当局的恐慌，对罢工进行镇压。在反动政府的高压政策下，各行业被迫陆续复工。大罢工的失败说明，面对当时国民党新军阀在中心城市拥有强大武装力量的形势，企图继续采取进攻的方针和合法的形式来取得斗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参加人员

出席八七会议正式代表共21人。包括中央委员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中央候补委员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王荷波；青年团代表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代表彭公达；湖北代表郑超麟；军委代表王一飞。邓小平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以及纽曼和洛蜀莫娃。

主要意义

“八七”会议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在中国革命最困难、最危急的紧急关头，坚持了革命的方向，迅速扭转了革命危机的局面，对恢复和发展革命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土地革命

八七会议，会议确定把土地革命作为党的任务总方针之一，由此中国革命进入土地革命的阶段。

1928年春天在井岗山开始了土地革命的试点，随后逐步推开。并于1928年12月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以法律的形式赋予农民分得土地的神圣权利。

1929年4月制定了《兴国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经过几年土地革命的成功实践，各地基本上形成了一套比较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的路线、政策和方法，如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等。

1931年12月1日公布实施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以法律形式将土地革命的成果巩固下来，将土地革命的任务固定下来。

武装起义

八七会议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掀起了武装反抗国民党高压统治的斗争，以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最为突出。起义争取了国民党中的革命人士，更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和苏维埃政权的开始。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境的秋收起义，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成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党组织的工作及建设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依据革命形势的变化，迅速将中共整个党的组织从公开、半公开状态转入地下秘密工作状态，并及时地确立了党在秘密状况中的组织管理方式和工作办法的各项原则和措施，以适应白区工作环境，保存党的组织。并通过建立一个严密有序的地下交通网络，使整个党的地下组织串联在一起，从而保证了党的地下组织散而不乱。八七会议不仅使中共在政治上找到了新的出路，而且在组织上将党从崩坏的状态中拯救了出来，给党赋予了新生命。这一切也为此后中共长期坚持的白区工作打下了重要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八七会议作为一次中央的紧急会议，完成了它所承担的历史任务，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它在相关领域进行的理论探索和实践，不仅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的历史性转折，也大大提高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水平，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作出了一定的理论贡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