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民国内幕，有许多朋友问，戴笠怕陈布雷吗？
这是个有意思的话题。
抗战时期，老蒋以战时体制为借口，不断打破行使政治权力的常规程序，使得侍从室这一民国政治怪胎的权力极度膨胀。
这一时期，侍从室在组织架构上，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是成立了以CC系头子陈果夫为主任的侍三处，具体负责全国高层人事的调查、登记、考核、分配事宜；另一个就是成立了以军统大特务唐纵为组长的侍六组，对中统、军统情报进行综合、分析、整理、运用。
唐纵任组长的侍六组隶属侍二室，侍二室主任陈布雷是他的顶头上司。侍六室刚组建时，戴笠为增强军统势力，建立更顺畅、更有效的对蒋沟通管道，极力想把唐纵推荐上去，此举在当时遭到了诸如张治中等派系大佬的强烈反对。陈布雷对戴笠，没有多少好感，对军统也始终保持距离，但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他觉得唐纵这人从品格到能力都还不错，挺器重此人，所以最后力挺他出任了侍六组组长，这也等于变相地给戴笠行了一个方便。
从实质上讲，因为侍六组这一特务统治中心环节的设立，由陈布雷主持的侍二组便进一步介入了老蒋独裁统治的核心秘密，其地位之特殊，身份之神秘，威权之集中，有人曾评价，那一时期，老蒋“御用”笔杆子陈布雷先生，早已不是握一支笔那么简单去，其权势恐怕只有明代“提督东厂”式的那种权宦可以勉强的作一比拟。
毫不夸张地讲，陈布雷权势如日中天时，看待戴笠，他始终是俯视下去的；至于戴笠，虽说他麾下掌控着庞大的军统组织，且有直达上听的特权，但到了陈布雷面前，他多少还是有些怕意的，不敢造次的，原因很简单，陈布雷给他穿小鞋太容易，想搞他抬抬手就行了，而戴笠却缺乏反击的手段，顶多到老蒋那里打些经不起推敲的小报告。
有一个说法，很能说明陈布雷如日中天时的权势有多大？
据说，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就曾经对拿着老蒋的手令来要钱的人说：“你晓得委员长名字底下，还有一串字咧！‘侍秘二’是最有效的。”
孔祥熙口中的“侍秘二”指的就是侍二处。
这说明，连孔祥熙这样的皇亲国戚都要乖乖地买侍二处的账。
事实上，由于国民党官僚机构的叠床架屋，办事机构的扯皮推搡，以及各派政治势力的明争暗斗，即便是最高当局的命令，到了这班官场老油条手里，也往往落得个虎头蛇尾、有始无终的下场。这中间，只有署名“蒋中正”，再加署“侍秘二”，亦即由陈布雷副署下发的公文，才是各级官僚机构感到非办不可、不敢玩忽的要件。
正因为陈布雷地位之特殊，权势之隆重，中统特务头子、CC系老板陈立夫一度连拉带扯地想把陈布雷弄进CC组织。
陈布雷给人书呆子的迂腐感，但沉浸国民党的黑暗官场，他也有自己的生存之道，那就是绝不选边站，轻易不靠近他人，也不允许他人靠近。
但比较而言，在陈布雷权势如日中天时，对于军统及戴笠，他是有一定恶感的，在许多时候采取了打压抑制的做法，戴笠敢跟许多大佬斗，但对陈布雷，他和他的军统却是无可奈何，斗不下去的，最后只能是在心底嫉恨。
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飞机摔死后，因为侍从室已在1945年8月裁撤，加之国民党当局已显出败亡之相，那时的陈布雷也就成了一只暮气沉沉的死老虎。
1947年9月间，陈布雷的女婿袁永熙、女儿陈琏因为与暴露的地下党交换一张名片，被保密局逮捕。虽说陈布雷的女婿袁永熙实为地下党，但保密局在没有真凭实据，仅凭一张社交场合上递出的名片就敢抓人，一来说明老蒋对陈布雷一家多人染红有些不满，另一方面保密局，也就是从前的军统，对陈布雷打击报复的心理十分明显。
据陈布雷的秘书蒋君章在《我与布雷先生的交往》一文中回忆：陈琏夫妇被捕后，办案人员、亲族及布公亲信的高级干部，都把这件事看得很重，如当时担任军统局处长且是我的老友叶同志，便到陈公馆多次，而且与我叙旧，便是一例。
蒋君章所说的那位“叶同志”就是当时具体负责指导破获北平“共谍案”的保密局第二处副处长叶翔之。
在陈布雷面前，叶翔之只不过是一个小特务，然而他却敢屡次三番地到陈公馆找陈布雷的麻烦。
时人对此有评价，这是卑鄙小人趁机报复，羞辱鞭打死老虎。
这是个有意思的话题。
抗战时期，老蒋以战时体制为借口，不断打破行使政治权力的常规程序，使得侍从室这一民国政治怪胎的权力极度膨胀。
这一时期，侍从室在组织架构上，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是成立了以CC系头子陈果夫为主任的侍三处，具体负责全国高层人事的调查、登记、考核、分配事宜；另一个就是成立了以军统大特务唐纵为组长的侍六组，对中统、军统情报进行综合、分析、整理、运用。
唐纵任组长的侍六组隶属侍二室，侍二室主任陈布雷是他的顶头上司。侍六室刚组建时，戴笠为增强军统势力，建立更顺畅、更有效的对蒋沟通管道，极力想把唐纵推荐上去，此举在当时遭到了诸如张治中等派系大佬的强烈反对。陈布雷对戴笠，没有多少好感，对军统也始终保持距离，但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他觉得唐纵这人从品格到能力都还不错，挺器重此人，所以最后力挺他出任了侍六组组长，这也等于变相地给戴笠行了一个方便。
从实质上讲，因为侍六组这一特务统治中心环节的设立，由陈布雷主持的侍二组便进一步介入了老蒋独裁统治的核心秘密，其地位之特殊，身份之神秘，威权之集中，有人曾评价，那一时期，老蒋“御用”笔杆子陈布雷先生，早已不是握一支笔那么简单去，其权势恐怕只有明代“提督东厂”式的那种权宦可以勉强的作一比拟。
毫不夸张地讲，陈布雷权势如日中天时，看待戴笠，他始终是俯视下去的；至于戴笠，虽说他麾下掌控着庞大的军统组织，且有直达上听的特权，但到了陈布雷面前，他多少还是有些怕意的，不敢造次的，原因很简单，陈布雷给他穿小鞋太容易，想搞他抬抬手就行了，而戴笠却缺乏反击的手段，顶多到老蒋那里打些经不起推敲的小报告。
有一个说法，很能说明陈布雷如日中天时的权势有多大？
据说，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就曾经对拿着老蒋的手令来要钱的人说：“你晓得委员长名字底下，还有一串字咧！‘侍秘二’是最有效的。”
孔祥熙口中的“侍秘二”指的就是侍二处。
这说明，连孔祥熙这样的皇亲国戚都要乖乖地买侍二处的账。
事实上，由于国民党官僚机构的叠床架屋，办事机构的扯皮推搡，以及各派政治势力的明争暗斗，即便是最高当局的命令，到了这班官场老油条手里，也往往落得个虎头蛇尾、有始无终的下场。这中间，只有署名“蒋中正”，再加署“侍秘二”，亦即由陈布雷副署下发的公文，才是各级官僚机构感到非办不可、不敢玩忽的要件。
正因为陈布雷地位之特殊，权势之隆重，中统特务头子、CC系老板陈立夫一度连拉带扯地想把陈布雷弄进CC组织。
陈布雷给人书呆子的迂腐感，但沉浸国民党的黑暗官场，他也有自己的生存之道，那就是绝不选边站，轻易不靠近他人，也不允许他人靠近。
但比较而言，在陈布雷权势如日中天时，对于军统及戴笠，他是有一定恶感的，在许多时候采取了打压抑制的做法，戴笠敢跟许多大佬斗，但对陈布雷，他和他的军统却是无可奈何，斗不下去的，最后只能是在心底嫉恨。
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飞机摔死后，因为侍从室已在1945年8月裁撤，加之国民党当局已显出败亡之相，那时的陈布雷也就成了一只暮气沉沉的死老虎。
1947年9月间，陈布雷的女婿袁永熙、女儿陈琏因为与暴露的地下党交换一张名片，被保密局逮捕。虽说陈布雷的女婿袁永熙实为地下党，但保密局在没有真凭实据，仅凭一张社交场合上递出的名片就敢抓人，一来说明老蒋对陈布雷一家多人染红有些不满，另一方面保密局，也就是从前的军统，对陈布雷打击报复的心理十分明显。
据陈布雷的秘书蒋君章在《我与布雷先生的交往》一文中回忆：陈琏夫妇被捕后，办案人员、亲族及布公亲信的高级干部，都把这件事看得很重，如当时担任军统局处长且是我的老友叶同志，便到陈公馆多次，而且与我叙旧，便是一例。
蒋君章所说的那位“叶同志”就是当时具体负责指导破获北平“共谍案”的保密局第二处副处长叶翔之。
在陈布雷面前，叶翔之只不过是一个小特务，然而他却敢屡次三番地到陈公馆找陈布雷的麻烦。
时人对此有评价，这是卑鄙小人趁机报复，羞辱鞭打死老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