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承书在成为国家的英雄之前，她在家就已经成了传奇。

她出生在1912年，祖籍是湖北武昌，不过一家人都定居上海，是个富足的非常注重教育的家庭，后来又搬到了北京，接受的都是当时最好的教育。

王承书从小体弱多病，十来岁的时候曾两次休学一年，但不去学校根本没有影响她的成绩，也没有磨灭她对数学的热情，她家里的工人都说，二小姐太会算账了。

从小的教育让她独立自信，也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喜欢数学和物理，在一众喜欢英语和文学的民国名媛中有什么不同；就连上大学，她也考取的是燕京大学的物理系。

1930年的该系，只有13名学生，而王承书是其中的唯一一名女性，而且是四年后仅有的4名毕业生的第一名，是当时该系唯一获得学士学位的人。

本科毕业之后，王承书越来越对物理感兴趣，她继续留校攻读物理系研究生，硕士毕业后当上了燕京大学物理系助教，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

战乱让学校无法继续正常授课，老师带着教学资料和学生往云南跑，王承书也辗转在南京、武昌、贵阳、桂林等地，一路上日寇的罪恶行为一直萦绕在她心头。

想要为国家做点什么，这个念头从此深深地扎根在她的心中。

在这段时间，她遇到了本来在英国剑桥留学，但为了抗战提前博士毕业回国的张文裕，张文裕比她大两岁，是我国宇宙线研究和高能实验物理的开创人之一，他在1934年获得“英庚款”到剑桥大学留学的资格，导师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卢瑟福。

由于都是物理专业，他还是王承书的学长，因此两个人很快因为志趣相投而生出爱的火花，于1939年甜蜜成婚。

二人婚后还是想要继续坚持物理研究，然而当时生存都难，二人的教师生涯也不稳定，没钱吃饭都是常有的事。

两人商量之后，王承书决定出国留学，既然现在的自己不能为国做点什么，那就去积蓄知识和能量，等祖国需要的时候再回来。她的决定得到了张文裕的大力支持。

在二人辗转流浪的过程中，王承书一直坚持联系国外的学校，希望有学校能够为她提供学习机会和奖学金。

选来选去只有美国巴尔博奖学金愿意承担优秀女性的学习费用，但它要求的是未婚女性。

王承书不愿意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她写信表明了自己的现状和曾经的成绩，希望对方可以放宽条件。

巴尔博奖学金考虑后，还真的答应了她的请求，1941年，王承书只身前往美国密歇根大学读物理学博士。

1943年，张文裕也应邀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做研究，王承书自1944年取得博士学位后，一直在密歇根大学做研究，二人都密切关注着国内的动态，任何风吹草动都牵动着他们的心。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王承书夫妇在美国再也待不下去了，她取得了丈夫的支持， 就开始着手准备回国的事宜。

然而，原以为这不过是一场久游的浪子回家的感动之旅，却不知道，他们的归期是遥遥无期。

一开始是因为怀孕，王承书的身体本来就不好，为了安全起见，暂时放弃了回国的计划。紧接着又是援助朝鲜的战争，回国的计划只能持续搁浅；

等到中国终于平静了之后，王承书才向美国政府提交了回国的申请。可想而知，这样优秀的高精尖领域的人才，一回国就是两个，美国政府怎么会允许呢？

更何况，王承书夫妇这些年在美国已经出了很多的学术成果，美国自认为这两个人都是他们培养的，研究也是在他们国家做出来的，现在想要回中国去，去帮助中国的发展吗？

美国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它们想了很多法子来阻挠。

一开始是导师和朋友的劝阻。如果从理智上来说，的确，美国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科研条件，肯定是大大优于中国的，王承书回国之后的发展肯定会受到限制。

另一方面，如果王承书执意回国，那么之前在美国的科研成果肯定也不能带回去，那他们就相当于浪费了将近10年时间，还是人生最青春最活力充沛的10年。

这对于任何一个科学家来说，都是毁灭性的打击。然而这些情况王承书夫妇早就知道了，但再大的困难都不能抹灭他们想要回国的热情。

美国官方最后也坐不住了，他们施以惯常的威逼利诱手段，明面上用可观的报酬和优厚的条件来吸引王承书，只要他们同意留在美国，马上就可以给他们发绿卡，成为高贵的美国公民。

看王承书态度实在坚决，他们就对二人的行踪进行了严密的监视，生怕二人中途跑路；同时美国政府对于王承书的回国申请从来都是不予通过。

在此期间，王承书也没有放弃对物理的研究，1951年，她和非常看重她的导师乌伦贝克一起，提出了一个“王承书-乌伦贝克方程”，这个观点轰动了当时的物理学界，并且一直到今天还在被沿用。

他们甚至认为，王承书如果一直在美国，她很有可能会得诺贝尔奖。张文裕也发现了“张氏原子”，前途正好。

不过王承书似乎预见到了美国的无赖行径，她早在准备回国的时候，就把自己掌握的所有重要的科研资料，一点一点的寄回国内，为了不引人注目，她每次还要注意选择不同的地址，几年时间，300多份珍贵资料，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回到了国内。

新中国成立之时，正是国家需要人才的时候，所以总理对于留学的优秀人才想要回国的事情很上心，这不光是王承书夫妇的问题，还有更多的中国留学生被扣押在美国。

总理不仅亲自和美国交涉，还在国际上极力呼吁，希望引起关注。直到1956年，王承书夫妇终于被解除限制，这就预示着他们可以回国了。

在祖国的安排下，王承书夫妇带着孩子，从印度绕路回的中国，当然，这些都是为了尽可能地保证王承书一家人的安全。

王承书后来在日记中着重写了这一天，一个离家足足15年的游子，终于亲眼看到了飘扬的五星红旗。

1958年，钱三强邀请王承书参加热核聚变研究室的筹建。这并不是王承书的专业，在听说这个名词之前，她对此也是完全陌生的。

但她想的是，国家要我做什么，我就去做就是了。

因此，让她以46岁的年龄，放弃已有建树的研究领域，重新涉足一种新的科学范围，本身就是很冒险的。王承书却没有丝毫犹豫地答应了，即使这个决定是只能周末才能见到家人，但她觉得和国家的需要比起来，个人的难以割舍都是小问题。

而仅仅用了两年时间，王承书就从一窍不通到非常精通，在苏联3个月学成归来后，很快就和团队一起把我国热核聚变的理论空白给填补上了。

1961年，王承书光荣地入了党，更加一心向太阳了，她还没再次回到自己熟悉的领域时，组织上又让她负责浓缩铀的生产，她主要负责研究气体扩散，这是铀的同位素的分离方法，主要是让原子弹威力更大，这项任务是原子弹制造的重中之重，直接关系到我国会不会成功拥有自主研发的核武器。

但是，这次对于王承书的要求越来越苛刻，又是她不熟悉的领域，同时，她不仅要隐姓埋名，还要“抛夫弃子”，连丈张文裕都不能知道，更不能保持联系，一直要等到实验成功再说。

王承书又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而她果真没有对爱人说一个字，

她收拾好东西走之前，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几个字：国家需要我。

王承书接手的是苏联专家留下的烂摊子和一句话：这些扩散设备，几年后都将是废铁，因为中国人不可能几年时间多久搞清楚这里面的门道。

王承书别无他法，就只能从苏联专家丢弃的废纸中找到方案，然后一一测算，再把可行的方案统计出来。

那时候我国的计算机技术和设备都很落后，就是算盘和最简单的纸和笔的计算。复杂，低效，但王承书和同事们为了数据的准确性，要反复进行无数遍的验算。

对于工作上的事情，王承书敢答应，就是有能力做到的。她承诺给出合格的原子弹装料，就真的完成了。面对上级的肯定对褒奖，王承书并不居功，她说这都是所有人的功劳。

而直到1964年4月12日，邓小平和彭真到铀浓缩厂视察，才看到了人群中低调的王承书，他记得1959年的时候，王承书还佩戴者大红花参加了全国群英会的。

然而后面突然失踪，其爱人张文裕都找不到，没想到却在这个意想不到的地方见到了。更想不到的是，这个非常优秀的女物理学家，此时此刻更像个女工，而且是整个厂里唯一的女工。

因为铀浓缩在我国还是个新鲜事物，为了数据的准确性，为了产品更加符合要求，王承书的大部分上班时间都在工厂里，她要现场看着才放心。

1964年10月，我国的上空升起了一朵激动人心的蘑菇云。王承书又一次完满完成了国家交给她的任务。

她已经有3年没有见到孩子了，趁着这次成功，王承书终于得以回家和家人团聚。不过，因为原子弹成功爆炸后，国人记住的都是邓稼先和钱学森等，背后默默付出过的好多科研人员都成了不站在光里的英雄。

王承书去做任何工作，并不是为了名利，只是为了国家需要。因此她也并不在意自己的“冷遇”，回家之后也没有和家人提起过始终的这三年。就连丈夫张文裕，也是在92岁高龄时才得知了这段秘密。

只是在1966年时，王承书作为重要贡献的科技工作者，被邀请上天安门城楼管理，吴主席称赞她是女功臣。

幸福平淡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钱三强再次带着任务上门，他邀请王承书去华北605研究所担任副所长，主要研究核物理。她提出了离心分离法和激光分离法，并成为国家“七五”计划的重点科研攻关项目。

在科研的同时，她也没有忘记指导新人，在有机会到机关享受悠闲干部生活的时候，她还是热衷于待在科研第一线，她要尽可能为国家多培养新鲜优秀的科研人才；1980年，已经68岁的王承书还同时担任着清华大学和大连工学院的物理系教授。

1992年，她把丈夫一生的积蓄10万元全部捐了出来，在西藏建了一所“文裕小学”，有三年，学生们的笔记本和笔都是王承书默默买好了送过来的。

她的眼睛需要10支600支的进口药，她却舍不得了，说自己的眼睛不值这6000元。

她的一生都是默默奉献却从不在意回报的一生。

从科研成果来看，她一生获奖无数，但每当有人问题，她总说自己没获过奖；她辅导了很多年轻人，也从不分享年轻人的科研成果，她无数次地说，甘愿从人梯，只要年轻同志们能够走得更高，我很满足；而对于她隐形埋名是一种牺牲的说法，她却很不以为然：为了国家所做的事情，怎么能叫做牺牲呢？

你们觉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