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代灭亡后，传国玉玺都是假的吗？
传国玉玺从秦朝到后唐的流传过程，一般认为传国玉玺在后唐灭亡时就失踪了，此后的一些朝代，例如宋元、明清都发生了传国玉玺重现于世的事情。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些传国玉玺是真的吗？当时朝廷君臣如何看待这些传国玉玺呢？
公元 937 年年初，后唐末帝李从珂带传国玉玺自焚于洛阳玄武楼，此后传国玉玺不知所踪，后晋高祖石敬瑭新造一玉玺，玺文为 “受天明命，惟德允昌”。947 年契丹灭后晋，耶律德光认为得到的玉玺不是真传国玉玺，石重贵称真玉玺随李从珂自焚后石敬瑭造新玉玺，即此。耶律德光知此非秦朝传国玉玺，应受身边汉人影响。辽朝前期对这方玉玺不重视，中期为与宋朝争正统，将其包装为秦朝传国玉玺。
（图为秦朝传国玉玺）
辽圣宗从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的中京取出一方玉玺，或其后皇帝写有传国玺诗。辽兴宗以 “有传国宝者为正统” 赋为科举试题。中原王朝中，后汉存在时间短来不及反应。后周太祖郭威造两个玉玺，后周北宋未伪造传国玉玺，而是新造本朝玉玺，且都知辽朝所谓传国玉玺为假，真的在后唐灭亡时已失踪。
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 年），咸阳县段义上交一方玉玺，称在河南乡刘因村修房时挖出。宋哲宗召集大臣鉴定，蔡京等将结果上奏，通过查看材料形制及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八个篆书鸟虫篆，断定为秦朝传国玉玺。但并非所有官员认同，张敦认为即便为真也不尊贵，只是祥瑞。因宋哲宗认定，其他人不敢多言。宋哲宗借此进行政治宣传，告天地宗庙社稷，受传国宝，行朝会礼，改元符。宋哲宗不一定真信这是秦朝传国玉玺，认定它是出于现实政治需要，与王安石变法后期宋神宗主持变法有关。
1085 年宋神宗去世，宋哲宗即位改元元祐，高太后临朝听政，启用司马光等旧党人物，废除大部分新法。1093 年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改元绍圣，宣布绍述宋神宗新法，贬斥旧党召回新党。此时宋哲宗正需象征性符号证明绍述正确性，传国玉玺重现于世成为极好的象征性符号和祥瑞。有官员称应告于郊庙，蔡京等新党人物称神玺自出，宋哲宗在改元诏中也强调神玺自出是上天对绍述政治事业的认可。
（图为宋朝玉玺）
宋徽宗即位后怀疑宋哲宗时的传国玉玺为假，不再使用并新造一个刻有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的玉玺，但不宣称是秦朝那个。宋朝很多人接受传国玉玺在后唐灭亡时失踪的结论，皇帝新造本朝玉玺作为正统性与合法性宣誓。宋哲宗虽认定段义献上的玉玺是真传国玉玺并进行政治宣传，但其目的是论证绍述政治的正确性，而非如之前王朝用来宣誓立国正统性。传国玉玺在宋朝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变化。
宋哲宗君臣将秦朝传国玉玺视为难得祥瑞，是上天对现状赞扬和皇权认可。这是因为宋朝论证王朝正统性、合法性方式发生变化。北宋中期儒学复兴思潮影响下，一些儒家学者批评谁有传国玉玺谁就是正统的传统观念，甚至认为秦朝传国玉玺在东汉末年董卓之乱时就毁掉，后世传国玉玺皆假，不必神化。宋儒对传国玉玺的否定使传统政治观念受冲击，传国玉玺地位下降。如元福寿喜事件中的张敦发言具代表性，他不在乎传国玉玺真假，不认同其价值。不仅传国玉玺，武德、中史说、谶纬、封禅等过去王朝论证政治合法性的手段也遭宋儒批评。
宋代知识精英对传统政治文化进行彻底清算，欧阳修等的政治伦理观念在元、明、清变成普世价值观。传统政治文化在宋代以后陷入全面崩溃，武德、中史说等不再被认同，封禅大典不再举行，传国玺神话不再被相信。宋真宗后皇帝不封禅并非因宋真宗封禅丢面子，而是封禅的神圣性论证及王朝合法性的政治文化意义消失且费钱。宋朝做法对后世影响大，后世很少有人认同传国玉玺的正统价值，其地位大为下降。金朝相继灭辽、北宋后得到两方传国玉玺，辽史记载辽朝玉玺遗落桑干河，金史记载金军击败天祚帝后获得玉玺，两部史书记载冲突。金史中无使用传国玉玺的记录。
蒙古于 1234 年灭金朝后，不清楚是否得到金朝得自辽朝、北宋的传国玉玺。金蒙之际学者郝经称蒙古灭金后得到秦玺但视为亡国不祥之物。在元朝历史上，传国玉玺只明确出现一次且在重大政治事件中发挥作用。1294 年，元世祖忽必烈去世，甘麻剌和铁穆尔角逐帝位，铁穆尔凭借多方支持、能熟练朗诵祖训及获得据说是秦朝传国玉玺最终胜出。元成宗铁木尔所获传国玉玺是御史中丞崔祐进献，称得自木华黎后人，上面刻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有大臣考证是北宋段义献的那方，金朝灭北宋后得到，金朝灭亡后不知所踪后又重现。当时看过玉玺的董文用等人讨论时称秦朝传国玉玺 1600 多年来流传不定，在铁木尔准备即位时出现才是最重要的。
传国玉玺在铁木尔即位过程中发挥作用，但其是否为秦朝传国玉玺或段义献给宋哲宗的那方存疑。这一例子只能说明传国玉玺在世俗观念中有一定影响，但已无论证王朝皇帝正统性与合法性的地位和影响。一是受宋朝儒家学者批评传统政治观念影响，二是元朝蒙古人汉化不深，对传国玉玺不看重，铁木尔获地位主要靠他人支持，传国玉玺只是增加砝码，作用需谨慎看待。此后这方玉玺去向不明，可能被毁掉，元朝陶宗仪记载太师伯颜将历代玉玺玺文磨平改做他用，若传国玉玺在其中则被毁。明朝初年有传言称明太祖朱元璋北伐是为获元朝传国玉玺，虽朱元璋北伐主要目的并非如此，但太学生周敬心上奏提及此说法，说明当时得传国玉玺为正统的观念有一定影响，但远不及魏晋南北朝时期。
周敬心认为元朝手中传国玉玺是石敬瑭新造，非秦朝传国玉玺，秦朝传国玉玺在后唐灭亡时失踪，否定传国玉玺价值。蒙古手中传国玉玺可能不是石敬瑭新造那个且不清楚具体是哪个，在明朝人眼中不是真秦朝传国玉玺。蒙古以献出传国玉玺向明朝讨价还价，明朝皇帝不轻易许可，一是认为会有其他要求作为置换条件不想受要挟，二是传国玉玺在明朝已无之前重要性，如天顺年间鞑靼太师想献传国玉玺，明英宗回复称传国玉玺无真，即便真也是不祥之物，明朝有祖宗相传玉玺不用这个，进献与否看对方意愿，自己不在乎。
（图为明朝玉玺）
明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 年），陕西户县百姓毛志学在泥水之滨发现一方玉玺，陕西巡抚熊冲以为秦玺复出献于朝廷。礼部尚书傅瀚对明孝宗说，此玉玺玺文与史书记载传国玉玺鱼鸟篆文不同，印钮为螭钮也不符合秦朝传国玉玺特征，且传国玉玺失踪已久，怀疑此与宋、元所得所谓秦玺都是后人仿照刻制，还说受命以德不以玺，太祖高皇帝自制一代之玺，明孝宗应不必在乎假秦玺，可收藏内府把玩，明孝宗听从建议。明熹宗天启四年（1624 年），临漳农民耕地时在漳河以西发现一方玉玺，玺文与秦玺相同，河南巡抚程绍进献朝廷，明熹宗御告郊庙，群臣称贺，颁诏天下，但程绍在奏文中认为这不是秦朝传国玉玺，不是宝贝，希望明熹宗唯贤是宝，亲贤纳谏。
1635 年，皇太极得到一方据说是秦朝传下来的传国玉玺。此玉玺据说是元顺帝携其撤出大都退回草原后丢失，后被牧民发现，先后经土默特首领、林丹汗，最终在 1635 年林丹汗被后金打败后，其妻与其子投降献出。皇太极君臣认为此为秦传国玉玺，利用其大造舆论，盖印于旨及与朝鲜、明朝文书，宣扬为天命所归象征。第二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但真实情况是此非真传国玉玺，玺文为 “汉篆至诰之宝”，与传国玉玺记载的玺文不符，且发现经历离奇，可能是元朝皇帝自造或蒙古各部自造，反正不是真的。
（图为清朝玉玺）
蒙古各部认为皇太极所得玉玺是真的传国玉玺，清朝入关后继续使用该玉玺，顺治中期后不再使用，原因是清朝统治者对中原王朝历史更熟悉，意识到其为假不再大肆宣传。乾隆时期将其描述为获蒙古所传元帝国宝，意义和地位下降，公开承认不是秦传国玉玺。乾隆在交泰殿发现刻有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的玉玺也断定为假。乾隆三年高斌治河发现玉玺，乾隆认为是好事者仿刻，仅当古董。乾隆强调君在德不在宝，即使真玉玺也不能与大清玉玺相比。
从宋朝到清朝近千年，各朝献玺真实性常遭质疑，统治集团和精英阶层认为传国玉玺已毁，不再主动伪造，热衷于造本朝玉玺。得传国玉玺为正统观念虽有一定影响但总体呈下降趋势，传国玉玺政治影响与地位衰退受冷落，统治集团不再借助其证明正统性与合法性。从隋唐就有苗头，其政治影响最大、地位最高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后来人们以平常心看待，认为即使重现也只是古董，不再是传国重器和正统象征，其身上的政治意义最终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