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5月14日是中国中国妇女运动先驱蔡畅女士八十大寿的日子。

这一天，邓小平与夫人卓琳带着全家人上门给这位老大姐祝寿。高兴之余的邓小平还亲自给蔡大姐献上了一束鲜花。

现场的气氛十分热烈，女儿邓榕看着眼前的一幕，想起了父亲与蔡畅女士一家几十年的深厚友谊。

正如她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激情岁月》一书中所写的那样：“父亲与蔡畅、李富春在法国时就十分亲近，他们曾们一起在巴黎共青团支部工作古，父亲还一度与他们住在一起。”

浓郁的气氛令邓榕禁不住问道父亲：“父亲，这一辈子，您和谁的关系最好？”

女儿的提问令邓小平不由得回想起了当年的峥嵘岁月，在思索片刻后，他很快就脱口而出说了三个人：“周总理，你的李伯伯，还有聂伯伯。”

周总理大家都知道，李伯伯则是蔡畅的丈夫李富春，而聂伯伯则是开国元帅聂荣臻。

一、邓小平与李富春

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正处于中国大变革的时代，许许多多胸怀大志的中国人在竭力寻找着救国救民的道路，到西方学习先进的思想和真理就成了许多人的选择之一。

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再加上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以及十月革命的熏陶，赴法留学成为了进步青年的一股洪流。包括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聂荣臻、蔡畅等一大批革命先驱都曾前往法国勤工俭学。

李富春是1919年10月前往法国的，而邓小平则是第二年的10月去到的法国。在法国，李富春结识了蔡和森、蔡畅兄妹，也迅速走上了革命之路。

当时的法国可谓是群英荟萃，集结了一大批我党早期的优秀成员。

在法国勤工俭学一方面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开拓眼界，另一方面也可以全面体验和考察资本主义世界，对形成正确的革命观具有重要作用。

邓小平与李富春、蔡畅夫妇的友谊也就是从法国开始的。1980年2月，邓小平还对胡耀邦等人回忆说：“我当年是和蔡畅蔡大姐一起加入的共青团，我们一起宣誓，走上革命道路。”

邓小平在法国时就与李富春和蔡畅二人关系十分亲近，李蔡夫妇出生于1900年，都比邓小平要大四岁，邓小平也因此亲切的称他们为李大哥和蔡大姐。

1923年后，邓小平在巴黎开启职业革命时代，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而李富春与他是同事关系。

那个时候，大家都是积极向上的有为青年，也都不过是二十多岁的青年，正充满了热血和朝气，工作起来也往往是废寝忘食，乐此不疲。

当时在巴黎发行了少共机关刊物《少年》，根据蔡畅的回忆，该刊是轮流编辑，由邓小平和李大章刻蜡版，李富春则负责发行。

后来《少年》又改刊名为《赤光》，大家仍然是热情高涨的工作，甚至是白天黑夜的加班，为理想而奋斗。

蔡畅后来提到这段难忘的岁月时还说道：“这些年轻的革命战士们， 他们身居陋室，吃面包喝白开水，却斗志昂扬，在艰苦条件下仍是士气高涨，保持着十分乐观的革命激情与活力。”

在朝夕相处的工作和生活中，邓小平与李富春发展了极为要好的私人友谊，也见证了李富春和蔡畅从恋爱到婚礼的全过程，李蔡二人也对他十分照顾，这种基于共同理想和兴趣的友谊是十分牢固，也是能够经受住时间考验的。

多年以后，邓小平还常常对人提到：“我在年轻时就认识了蔡大姐，我们是几十年的老战友了。”

1933年，邓小平在宁都的一个乡里劳动，由于条件过于艰苦，甚至连饭都吃不饱，他还托人告诉蔡大姐说自己肚子饿。蔡畅听说之后，就亲手做了一桌好吃的，专门把邓小平喊回来好好吃了一顿。

事实上，早在巴黎时，邓小平就喜欢到李富春家蹭饭，那时候因为工作原因，他们是住在一起，以至于邓小平常常能够吃到蔡畅煮的面，他也非常欣赏蔡大姐的手艺，十分喜欢这一口吃食。

邓小平与李富春一家的友谊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淡，尽管后来大家走向了不同的革命岗位，有时候甚至很久也难以见面， 但彼此之间的友谊却是历久弥坚，弥足珍贵，仍然互相关心，互相帮助。

1934年长征时，一开始的转移人员名单中是没有邓小平的，但李富春了解情况后将他的名字加了进去，保护了邓小平，那时候李富春是总政治部代主任。

1939年邓小平与夫人卓琳在延安杨家岭举行婚礼，一同举行婚礼的新人还有孔原和许明夫妇两人。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前期，在艰苦的抗战环境下，大家也难得的因为两对新人的婚礼欢聚一堂，就连毛主席、刘少奇等领导人都亲自来为新人们祝福、聚餐。

在热闹的气氛下， 大家自然不会放过两个新郎官，纷纷朝邓小平和孔原敬酒，想要把两人灌醉。纵使孔原酒量再好也禁不住大家的三请五邀，很快就被灌醉，败下阵来，但是邓小平却始终来者不拒，稳如泰山，丝毫没有醉意。

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李富春和邓发二人特意为邓小平弄来了一瓶水，这是照顾和爱护了老战友、老同事。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还在1954年与李富春都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两个曾经的老战友再一次成为同事，一起为新中国的发展奋斗着。

后来，两家人搬进中南海后也成为了前后邻居，关系更加亲密起来。

在那段时间，邓小平也常常会带着孩子们去李大哥和蔡大姐家拜访、玩耍。对于孩子们的到来，李蔡二人是十分欢迎的，蔡畅经常会拿出糖果来招待邓榕姐弟。卓琳也对蔡畅十分敬重，遇到问题就喜欢向她请教。

在空闲时间，邓小平还会和李富春等人一起打麻将来消遣，这也是休息的一种方式，比如邓小平后来就非常喜欢打桥牌。

不过他们打麻将自然是不会以赌博为目的的，不会“带彩”，而是以计分的方式来决胜负，这样使得大家既认真，又不至于违反原则、伤了和气。

邓小平与李富春相交莫逆，在工作上也有许多共同的看法，二人还常常一起出差住祖国各地，也常常进行一些深入的谈话。

可以说，正是这些革命经历和共同的观点、信仰使得二人一直保持了深刻的友谊。

1975年李富春逝世后，邓小平亲自为这个老战友、老大哥和老朋友主持了追悼会并致悼词，对其革命的一生给以了高度评价。

在蔡畅女士八十大寿的时候，邓小平带着家人前去为其祝寿，在其乐融融的氛围下，也就有了文章开头女儿邓榕的那一问。

二、邓小平与聂荣臻

在邓小平的回答中，聂荣臻元帅也是其关系最好的人之一，二人同样相识于当年的法国勤工俭学生涯。

在这张拍摄于1924年的照片中，聂帅与邓小平都赫然在列，这是当年七月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在法国巴黎的合影。当然，周总理与李富春也在这张照片中。

1920年10月的一天，法国万吨邮轮“鸯特莱蓬”号抵达了马赛港，一位来自四川的十六岁少年第一次踏上了法兰西的土地，这便是当时还名叫邓希贤的邓小平。

第二天，邓小平与同行的八十多名勤工俭学同学在巴黎受到了热烈欢迎，而欢迎的人群中就有聂荣臻元帅。

聂荣臻比邓小平要年长五岁，是在1920年初来到法国的，二人也从相识之时就结下了深厚友谊。

多年之后，邓小平在与同行的江克明回忆时，还十分动情地说道：“我们初到巴黎受到了许多学生的欢迎，其中就有聂荣臻，能够在异国他乡与之相逢，那种感觉真是令人莫名的激动和高兴。”

聂荣臻是邓小平的四川老乡，既比他年长，又先于他来到法国。在法国时，他们先后加入了青年团，又接着转为了中国共产党，同样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工作。

前面提到邓小平是在少共机关报工作，负责编辑、刻板等，而聂荣臻则担任了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在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下，二人发展了革命友谊。

1924年，聂荣臻被选派到苏联学习，他在苏联的红军学校学习了军事知识，这为其之后的军旅生涯打下了坚实基础。邓小平也在其两年后前往苏联，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进一步提升自己，为革命事业储备知识。

回国后，两人在革命事业中也有过共事的经历。

二人先后被调到中央苏区工作，长征时，邓小平从中央秘书长被调为红一军团政治部担任宣传部长一职，而聂荣臻则是红一军团的政委。

1936年5月，邓小平与聂荣臻、左权等人率领红一军团西征，以迎接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及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进行会师。

当年十月，红军三大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也宣告了艰苦卓绝、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结束。

作为亲身经历了这一经典历史时刻的见证人，邓小平与聂荣臻都与有荣焉，对革命胜利充满了信心。

之后不久，邓聂二人又共同参与了山城堡战役，可谓是长期战斗在一起的老战友。

两人有着相似的留学生涯，又有着共同的革命理想，还一起多次参加战斗，这使得他们本就牢固的友谊更加坚定。

当年底，邓小平在甘肃庆阳得了十分严重的伤寒，这个病来势汹汹，使人浑身无力，昏迷不醒，而且一点硬的东西都不能吃，十分危险，稍有不慎都可能出现生命危险。

当时正处于“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有心与红军交好，打造统一战线以抵抗日本侵略者，还特意送了两大车的慰问品来，其中有一些罐装牛奶，这在当时是非常高档的营养品了，一般也很难搞到。

聂荣臻正为邓小平的病发愁，东北军送来的物品犹如是雪中送炭，他看到这些罐装牛奶后大为高兴，当即下令任何人不许使用这些牛奶，而将它们全都拨给了邓小平，也正是这些牛奶救了邓小平一命。

抗战爆发后，聂荣臻先担任八路军115师副师长，参与指挥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决抗战的声音。

后来，日军占领太原，战争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为了避免115师等部及八路军总部被敌军隔断，聂荣臻在1937年11月奉命到五台山地区创建了我党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也就是晋察冀根据地。

经过短短两年的发展，抗日根据地迅速壮大，主力部队都多达十万，就连毛主席也称赞晋察冀是“抗日模范根据地”。毛主席曾不无感慨地称赞说：“前有鲁智深、后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时代的鲁智深。”

值得一提的是，聂荣臻成绩的取得也有邓小平的一份功劳。

在当初聂林“分家”之前，八路军总部也准备搬到晋东南，邓小平是时任总政治副主任，他为聂荣臻引荐了阎锡山麾下的宋劭文。

宋劭文是山西第一行政公署主任兼五台县县长，但此人还有一层身份是我地下党员。

熟悉地下党制度的人会知道，由于革命和斗争的保密需要，在残酷的环境下，地下党往往是单线联系的，只有上级才能掌握同一条线上的成员，旁人是不了解具体情况的。

邓小平直接将此人介绍给聂荣臻，并要求宋劭文此后直接归聂荣臻领导，这极大地方便了聂帅在五台山地区开展工作，为其根基地草创时期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在此后的战争年月，邓小平与聂荣臻还多次并肩作战，尤其是在百团大战时，两人还携手战斗，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与聂荣臻的友谊没有因为两人忙碌的工作而消减，反而是更加理解和支持对方。

1956年10月，聂荣臻经过三年的休养再次开始工作。

因为他在北平和平解放后兼任过北京市长，有大城市的管理经验，中央有意让他再次出任北京市长一职，但他却说对当市长没兴趣，想要抓科研工作，因为新中国还十分落后，迫切需要这方面的改变和进步。

邓小平十分支持他的决定，经上报中央批准后，聂帅被任命为分管科技的副总理，为我国的科技事业和国防事业作出了极为突出的贡献。

1991年12月，聂帅92岁大寿时，卓琳带着家人给老帅祝寿，聂帅还拉着邓家晚辈的手，讲述了自己同邓小平几十年风风雨雨的革命历程和友谊。

三、邓小平与周恩来

周恩来对于邓小平是犹如兄长加战友的存在，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邓小平一直十分敬重周总理，并且在其病重时为其分担工作压力。

1976年1月，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举国悲痛，周总理的去世对邓小平来说也是一个无比悲痛的事情。

15日，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亲自为周总理致悼词，哀悼这个从留法时期就战斗在一起的兄长、朋友和同志。

留法时期，邓小平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在发行《赤光》刊物时，周恩来与邓小平常常不分昼夜地工作。周恩来担任了发行和主要撰稿人的任务，而邓小平则协助其完成工作。

那时候，周恩来常常是用笔战斗，写作不停，而邓小平白天要做工，晚上才能来到工作室进行刻蜡板和油印的工作，等着周总理改稿，改好一篇就刻印一篇。

即使白天的工作再辛苦，晚上也不会耽误，这种白加黑、五加二的工作模式锻炼了邓小平，使其迅速成长，也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好感。

正是这种日复一日的共同工作，使得周恩来深入了解了这个比他要小好几岁的小学弟，两人也结下了胜似手足的友谊。

多年以后，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提问时就说道：“我与周总理很早以前就认识了，我们一起在法国勤工俭学，他始终是我的一个兄长”。

在邓小平心中，周恩来是兄长，甚至他在1975年前后经过法国时还专门为周总理带一些法国的牛角面包以作纪念。对于周总理来说，他又何尝不是一心保护着这个小学弟呢？

在艰难时期，周恩来也总是力所能及地帮助邓小平，竭尽所能地支持和推荐邓小平在重要岗位发挥更大作用，还十分谦虚的称赞邓小平主持国务院时期的工作干的比他要好。

1975年10月，经过最后一次手术，已经感到时日无多的周总理特意将邓小平喊到跟前，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声说道：“这一年你做的比我好。”这是对邓小平的肯定，也是对他的期望。

周总理对邓小平寄予厚望，也十分关切，1974年4月，邓小平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会议时，周总理还拖着病重的身体专门到机场为其送行，这对于当时的周总理来说已经是极为困难的事情了。

在邓小平一生的革命生涯中，他与周恩来、李富春和聂荣臻关系最为要好，而他们都曾前往法国勤工俭学，都经历了九死一生的革命斗争，这种真挚的革命友谊令人憧憬又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