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4月，新中国建设正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开展，山东省委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央的急电，要求他们在全省范围内寻找一名代号“OX”的神秘人物，这个人叫牛宝正。

虽然关于神秘人物的信息很少，但山东省委在接到急电后马上下发到各个县市，要求各县市组织人手投入寻找。这时省委机关有工作人员表示，建国前听人提到过这么个同名的人，老家在山东省无棣县。

于是，无棣县成为重点寻找的地区。最终，在无棣县的监狱里找到了这个代号“OX”的神秘人，他的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分子”。

根据中央指示，山东马上释放了牛宝正，并派专车送他和家人进京，受到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安子文，中央马列学院教育长杨献珍、中纪委委员刘澜涛等领导的接见，成为一名享受行政18级待遇（相当于今天的处级）的干部。

这看上去十分反转的剧情，到底是因为什么呢？一切还得从牛宝正在建国前的工作说起！

贫苦出身，谋得一份狱警的差事

牛宝正出生在清朝晚期的山东无棣县后牛村，从小家境贫寒，没机会上学。在那个内忧外患的年代，牛宝正看着大清朝倒台了，北洋政府后来分崩离析，军阀混战。1919年，吃不饱饭的牛宝正只能到县里投奔亲戚，起初在无棣县警察大队任骑兵正目，后来又升为分队长。

当时的山东，军阀混战严重，政局不稳，生活动荡。1928年，山东军阀张宗昌不敌冯玉祥，牛宝正很快就赋闲回家了。

冯玉祥

没有什么文化，也没什么手艺的牛宝正，在家生活艰辛，于是和朋友打算到北平看看有没有机会。在去北平的路上，牛宝正遇到了一个被人卖到广州后逃回来的姑娘，这个姑娘叫刘兰芝，因为是逃回北平找亲戚，一路上讨饭而来，牛宝正见她可怜，便经常分吃的给她，一路照顾她。两人就此结识，进而成立了家庭。

到了北平后，牛宝正到处托老乡，想谋个差事，最终因为他在老家干过警察分队长，北平宪兵侦缉队长高继武推荐他到草岚子监狱当看守。

这个草岚子监狱，官方名称是国民党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后来慢慢成了关押共产党员的临时看守所。牛宝正到任的时候，里边已经关了很多国民党反动派送北平、天津等地抓捕的共产党员。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殷鉴、省委委员安子文、省委军委常委薄一波以及胡锡奎、刘澜涛、杨献珍等一批地下党员，就被关在此处。

殷鉴

牛宝正此时还不会想到，他后半生的命运，会跟这些“囚犯”有什么联系。刚在北平有个落脚地，有个看似安稳的工作，娶了老婆，他觉得，北平待他不薄。

不识字，让他们有了交集

在草岚子监狱关押的共产党员中，很多都是来自中共河北省委，这主要因为中共北方局军委书记廖划平被捕后叛变革命，交给了敌人一份中共河北省委的名单。于是，河北省委遭受了灭顶之灾，从省委书记到地下联络员，都被敌人抓捕。

被关到草岚子监狱后，殷鉴等人宁死不屈，将革命进行到底，并在狱中建立了党支部，继续跟敌人作斗争。为了鼓舞同志们的斗志，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学习更多斗争理论，党支部又建立了一个“狱中党校”，由理论知识扎实的杨献珍负责。

草岚子监狱

要在敌人的眼皮子地下搞共产党的理论学习，其实是非常危险的行为，所以党支部也极为谨慎，不停变换学习方式和地点。就这样，还经常遭遇监狱看守的无端打骂和侮辱。

在牛宝正刚到草岚子监狱报到的时候，这个新面孔就引起了共产党的关注。接触下来，他们发现这个山东人不像其他狱警那样凶残，动不动就打骂犯人。牛宝正对“犯人”也比较体贴，语气温和，从来没见他打过人，这让他在“犯人”中赢得了好感，觉得他是一个可以争取一下的人，为了避免狱警发现，他们将牛宝正取了个“OX”的代号，因为这两个字母在英文中有“牛”的意思。

很快，机会就来了。这天，当班的牛宝正收到老家寄来的家书，但他不识字，又不想让同事知道自己的家事，于是想到他看守的杨献珍看着像个文化人，平时处得也比较愉快，于是走进了他的监室。杨献珍得知他的来意，爽快答应了。原来这是牛宝正母亲托人写来的，信中说他母亲生了重病，但家里没钱治疗，希望在北平工作的牛宝正想想办法。

听杨献珍念完信，牛宝正表情凝重。虽然是个狱警，但他的收入并不高，再加上上司克扣，在北京也要养家糊口，他能剩下的钱不多。

看到牛宝正主动来找自己帮忙，杨献珍觉得眼前这个狱警对自己比较信任，于是跟他聊起了家常。在聊天中杨献珍得知，牛宝正也是苦出身，家里家徒四壁。在闲聊中，牛宝正拜托杨献珍第二天帮他写封回信，杨愉快地答应了。

当天，杨献珍就将牛宝正的情况向党支部汇报，殷鉴等人经研究后指示杨献珍，要立即做好争取牛宝正的工作，不光要在思想上开导他，当前当务之急，要先给他经济支持。

第二天，牛宝正带着纸和笔来到杨献珍监室，杨按照牛宝正的意思帮他写好了信，然后偷偷塞了点钱给牛宝正。见牛宝正拘谨不敢收，杨献珍就说：“我们都是穷苦出身，你来后对我挺好的，这点钱不多，但能帮你母亲一点是一点。出门在外，谁没有个难处？”

牛宝正十分感激，收下了。

为党员提供精神食粮

在之后，牛宝正和杨献珍更加熟悉了。每当牛宝正值班时，杨献珍都会主动找他聊天，除了开导他，还会将党支部凑来的钱偷偷交给他，让他寄回家给母亲看病。

牛宝正心里十分温暖，一直想着怎么回报杨献珍的这份恩情。一天，他在执勤和杨献珍闲聊时，听到杨献珍说监狱里憋得慌，要是能看看报纸就好了。牛宝正一听，觉得这对他来说不难，于是跟杨献珍说，这不难，明天就给你看报纸。

第二天，牛宝正果真买了一份《华北日报》递杨献珍，杨献珍将一块银元塞给牛宝正。牛宝正说：“一份报纸用不了这么多钱。”

杨献珍说：“没事，你拿着吧，补贴点家用。兄弟我以后还要经常拜托牛班长带点书报！”

从此，牛宝正不断从外边给杨献珍购买报纸和言情、武打小说，丰富了狱中生活。后来，各种进步书籍，革命书籍，也通过牛宝正源源不断地进入监狱，为党员提供了精神食粮。

在牛宝正的秘密关照下，草岚子监狱的党校，开展得如火如荼，甚至还内部刊物，供大家交流。而牛宝正，也被这群有理想、有文化、有追求的“囚徒”影响着。特别是他参与审讯时看到共产党人的气节和不屈的精神，让他在思想上有了很大触动。

虽然他没法理解双方的政治立场的不同，但在他淳朴的内心中，还是能感觉到谁为穷人说话，谁在研究国家前途，再加上杨献珍等人偶尔给他进行的思想工作，牛宝正已经在思想上靠近了共产党。

他经常会在探监日，为监狱外的地下党与监狱内的党组织交流提供便利，会提前将监狱里的动向告诉大家，保护了党支部和多位同志。

监狱内外的联络员

1936年，日本人企图吞并中国的野心越来越清晰，在日占地区的斗争形势更加严峻，而党员干部的稀缺，让北方局开始思考新的策略。当时的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发电给中央，请求对草岚子监狱的同志展开营救，获得批准。

北方局向监狱党支部下达指示，只要能从监狱脱身，可以使用一些非常规手段，配合国民党反动派的登报要求，公开“反共”。

这个指示到了草岚子监狱，大家都认为这可能是个圈套，因为他们在监狱内，也不知道来探监传达指示的同志有没有叛变。要是这位传达指示的同志叛变，那监狱内同志们的操作会非常危险。

根据国民党反动派当时的规定，政治犯只要刑期超过五分之一，并且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就可以出狱。这在正常情况下，要是刊登了这样的启事，肯定会被组织认定为叛徒，出狱以后不可能再参加我党的革命工作，还有可能会被锄奸。

杨献珍等人认为，这个方案太冒险，不能只听一个来探监的同志的一面之词，必须再次通过别的渠道向北方局和中央求证，并提出了三个要求。

一、登报有叛变之嫌，如党组织坚持这样做，登报的责任由组织负责。

二、出去后仍然是党员，应按正式党员安置工作，无须另行立案审查。

三、这次是依令行事，组织上以后不能再追究此事的责任。

杨献珍将求证信和要求用外文写好，由牛宝正冒着生命危险送到共产党的秘密联络处，而后中央和北方局的回信也是由牛宝正这个渠道送进来。

杨献珍

在两个渠道交叉验证，得知登报的方案不是敌人圈套，并获得中央批准后，杨献珍等人分批开始在《华北日报》刊登“反共启事”，最终一共有61人通过这种方式出狱，奔赴日占区开展地下工作。

而在这其中，牛宝正这个连接监狱内外的联络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不过，短时间内接连“变节”的共产党员增多，让敌人也起了疑心。不久，在监狱内与共产党交往密切的牛宝正，就被反动派逮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牛宝正拒不招供，只承认与犯人交流是工作必需，自己为人中肯，对所有犯人都一样。

影视剧配图

1936年底，国民党反动派见牛宝正抵死不认账，便下令对他执行死刑。北平地下组织在得知消息后，马上对这位“救命恩人”展开营救，救出来后将他和家人秘密转移出城。

此后，抗日战争正式开始，后来又是解放战争，牛宝正与党组织也就失去了联系。新中国成立后，当年那批被牛宝正拯救过的共产党员，还活着的基本都成了国家领导，他们在回忆起当时的监狱生活，都认为“OX”牛宝正对革命事业贡献巨大，希望能找到这位当年的狱警，但大家都只知道牛宝正是山东人，并不知具体地址，于是联名给山东发了急电，要求山东省委寻人。

找到神秘人OX

1950年4月，无棣县县委办公室干部张学德正在忙着手头工作，抬头看见县委书记张雨村拿着一封急电向自己走来：“小张，这是省委转发来的中央急电，你看一下，马上组织人手亲自带队去找，省委的人说，这个人很有可能是在我们县。如果这个叫牛宝正的人不在了，也要看看能不能找到他的后人，这是中央交代下来的任务，我们一定要快速完成啊。”

张学德不敢怠慢，接过急电后看了一下，信息十分有限，只说了这个被中央首长称呼为代号“OX”的神秘人，名字叫牛宝正，曾经在北京草岚子监狱当过狱警。

影视剧中的狱警

张学德马上开始行动起来，由于进入县委工作的时间也不长，他马上发动起乡村基层干部四处寻人，自己骑车来到公安局，希望能在这里找到牛宝正的资料。

当时是建国初期，很多资料并不完善，公安系统的常住人口名册，也还没有登记完善。张学德在这里一无所获，不过乡村基层干部处传来一个好消息，县城东有人说认识个叫牛宝正的小生意人，但是好长时间没见过了。

张学德更加确信，这个牛宝正，就是无棣县人，但现在是死是活，还无法知晓。在汇总了各方传来的消息后，牛宝正依然还是个迷。这时张学德突然想到，这个人建国前给国民党做过狱警，如果身份不作假的话，那现在应该有可能被收押了。于是，张学德带人到监狱系统一查，果然发现了此人档案。惊喜的张学德调阅了牛宝正的资料，并没有发现他与我党有什么联系。

当天晚上，张学德到监狱里准备见一下“历史反革命分子”牛宝正，核实下情况。负责审查牛宝正的同志告诉他，这个牛宝正起初看着问题并不严重，只是做过几年国民党狱警，但审讯时非常不老实，交代问题撒谎，编造了很多营救保护共产党员的事，但他们查后发现都是假的，而且得知草岚子监狱关过很多共产党，所以一直被扣押着没放，他极有可能还藏着大问题没交代。

“反革命”乘专车进京

牛宝正被带来后，看到一排干部坐在前方，更加拘谨了，眼神流露出惊恐的神态。张学德一看就知道，牛正宝以为是被叫来训话了，于是搬了把椅子让他坐下，让他不用紧张：“我们只是向你求证个事，你建国前是不是在北京草岚子监狱工作过？”

牛宝正一听别人提起他为国民党效过力，立马慌了，辩解说：“我没有迫害过共产党，我还给他们传过信，保护过他们。我认识好几个共产党员，杨仲仁、张永璞、刘华甫、徐子文这几位当时被关押在监狱的共产党员应该都可以给我作证！杨仲仁和我关系最好，他最清楚我的情况……”

此时，负责审查的那位干事小声跟张学德说：“他说的这几个党员，我们都查过了，一个都查不到，哪怕是能查到一个都行啊，但全部都是他编的名字，他肯定是说谎的。”

这次见面完后，张学德觉得，无棣县收押的这个牛宝正，应该就是中央要找的那个人，但为什么要找他，张学德也不清楚，只能把牛宝正现在的现状以及他交代的情况，全部上报，等待进一步的指示。

两天后，省委转发来了中央的指示，让派车送牛宝正进京，这让县委办公室的人很吃惊，更加震惊的是，电文里还写明了牛宝正交代的情况属实，杨仲仁是中央马列学院教育长杨献珍的化名，刘华甫是中纪委委员刘澜涛的化名，徐子文是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安子文的化名……

刘澜涛

当年在草岚子监狱，这些共产党用的都是化名，他们在谈论牛宝正的时候，都是用“OX”代替，而狱警牛宝正，从头到尾都只知道他们的化名，用这些化名去查找党员，当然是不可能找到的。

无棣县马上释放了牛宝正，张学德亲自把他请到办公室，询问了这些年的情况。原来，牛宝正自从1936年离开北京后，就回到了山东老家，和妻子在县城做小生意糊口。建国后，因为做过旧社会的警察分队长和狱警，被公安人员控制，由于审讯中编造“谎言”，身份不清楚，戴上了“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当年你在监狱里帮助过的人，现在已经在中央工作了，他们没有忘记你，现在是邀请你去北京！”张学德很直白地给牛宝正讲出这次找他的用意，并且告诉他组织已经证实了他说的情况是真实的。

牛宝正听完后，激动地说：“我对共产党没有多大的功劳，能证明我不是反革命分子就行了，我没什么文化，儿子也在外地帮人干活，北京我就不去了吧。”

安子文

张学德和其他县委同志一番劝解，牛宝正最终同意进京，他的儿子也随后会赶到。1950年4月底，牛宝正被安排专车送到北京，见到了分别14年的老朋友杨献珍、刘澜涛、安子文等人。随后，他被安排在北京公安系统下的一个监狱工作，享受18级干部待遇，他的儿子牛建中也在北京获得了一份工作。

1954年11月，牛宝正这位功臣，在北京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6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