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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3年至1915年以来，当袁世凯以大总统的名义逐步地走向集权和专制时，几乎一直畅通无阻，为所欲为；而当其一旦恢复帝制名义时，便招来了异口同声的反对之声，以至终于众叛亲离，在举国的唾骂中赔上了自己的老命。

1、反对帝制的力量

“中华革命党”是“二次革命”后一支极有影响的反袁力量。

1913年7月，“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即逃亡日本。为彻底地“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孙中山高呼“欲竟辛亥之功”，并在东京成立了“中华革命党”，继续组织武装讨袁运动。

1915年12月，当袁世凯的帝制活动尚未公开时，孙中山即发表《讨袁檄文》，对袁的帝制阴谋进行了揭露，痛斥袁世凯“非法提取正式总统，而祭天祀孔，议及冕旒，司马之心，路人皆知”。

帝制活动公开后，中华革命党积极在上海、广东、江苏、浙江、湖南、江西、北京、四川、陕西、湖北、福建以及东北各地发动武装起义。

1915年12月，在孙中山的领导下，中华革命党在上海策动了肇和兵舰起义，炮轰上海制造局，进攻上海电话局和警察署等据点，后因袁军大举反攻而失败。

1915年夏秋之际，孙中山指派陈其美、居正、胡汉民、于右任分别组织中华革命军——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军。并派朱执信等分赴各省主持讨袁军。仅东北军已拥有1.3万人的兵力，并得到了日军的协助，有200余名日人直接参加东北军的军事行动。

日本支援大批枪支、子弹，甚至飞机，在潍县修建了“孙逸仙的山东飞机场”。

西南护国战争爆发不久，孙中山于1916年5月9日发表了《第二次讨袁宣言》，明确指出：“袁氏推翻民国，以一姓之尊，而奴视五族，此所以认为公敌，义无反顾。”

他呼吁号召全国反袁力量“不徒以去袁以毕事”，要永远铲除帝制。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仍然和早期的同盟会一样，中华革命党在政治上没有提出过一个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

在组织上只是一个极其狭隘的秘密团体；在行动上只寄希望于单纯的军事冒险主义，严重地脱离群众。

所以，虽然反袁的态度很坚决，但却没有能在1916年反袁浪潮高涨时，掌握住全国反袁斗争的领导权，因而其在当时反袁运动中的作用也受到了极大的局限。与此同时，中华革命党人与日本的暧昧关系以及日本人的军事参预，也使相当一些人对于该党的动机和后果产生了怀疑。

西南的实力派军人是这场反对袁世凯复辟斗争的中坚力量。

2、护国战争何以爆发在西南？

当袁世凯的帝制活动由地下转为公开化的时候，举国一致的反袁热情熏陶了滇军的中小级军官，并直接推动了以唐继尧为首的上层人物参加到了反袁斗争的行列。

滇军军官罗佩金、黄毓成、赵复祥、邓泰中、杨蓁、董鸿勋、黄永社等，大都参加过辛亥革命，受过民主思想的熏陶，是发动护国运动的主力军。自筹安会发生后，他们“愤慨异常，屡进言于冀督（唐继尧，字冀赓)，并探询主张，以定进止”。

他们商定四项：

①唐继尧如反对帝制，仍推他为领袖；
②唐如中立，就以礼遣送出境；
③唐如附和帝制就杀之；
④如果实现后面两项，拥罗佩金为领袖。

在滇军中下级军官们的推动下，唐继尧于1915年9月11日、10月11日、11月11日，三次召集滇军军官会议，公开宣示了反袁的立场和态度，并确立了不依任何政治派系而“独立讨袁”的大计。

1915年12月19日，西南军界的著名实力派人物蔡锷到达云南，给正在酝酿之中的反袁武装斗争注入了新的活力，并加速了护国战争的爆发。

终于，1916年1月1日，在袁世凯正式登基的同一日，以唐继尧为首的云南护国军政府在昆明成立，唐继尧被举为云南都督，兼护国军第三军总司令。西南实力派正式举起了武力讨袁的大旗。

蔡锷(1882-1916年)号松坡，字良寅，湖南邵阳人。清光绪年间，以秀才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同时接受了维新救国教育。1911年，参预了唐才常在汉口组织的“自立军”武装起义，失败后入日本士官学校，并以毕业第五名的成绩，与蒋百里、张孝维同被称为“士官三杰”。

1911年10月，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蔡锷参与发动了昆明“重九起义”，并于起义成功后被推为云南军政府都督。此后他一直是西南方面最为袁忌惮的实力派人物。因此，赣宁战役后不久，为了削弱西南方面的实力，袁即调蔡入京，授为“昭威将军”，委以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职。袁世凯此举原为通过笼络蔡锷以控制唐继尧等西南实力派。

但帝制运动一起，这位颇为袁器重的将军，便立即成了各种反帝制势力活动的中心人物，及至袁本人刻意背叛共和，这位终始对于帝制不卑不亢的人物立即受到了袁的监视，并进而遭到了软禁。

但帝制一公开，蔡即在梁启超的掩护下，逃出北京，取道日本、香港，与李烈钧、方声涛、熊克武、龚振鹏等人“相约赴滇”，终于辗转回到了云南，树起了讨袁护国的第一面旗帜。

这样，以云南新军军官为中坚，以进步党（蔡、梁及唐倾向进步党)为旗帜，有欧事研究会成员及地方实力派军人参加的倒袁统一战线形成了。

3、列强的反对

列强对于帝制的坚决反对态度，使因帝制已陷入四面楚歌之中的袁世凯受到了意料之外的打击。事实上，帝制前夕，列强都曾对于中国的国体变更有过不同形式的劝阻，劝告袁世凯缓行帝制并警告袁世凯：

“恢复帝制一举，默察中国现状，恐有危险之事件发生。观东亚者，务宜慎重处事，若因处理不善：而招祸乱。则非独中国不幸，凡与中国有密切关系之各邦，均将受其影响。”

列强一致要求袁：

“顾念大局，保持现状，将改变中国国体计划，从缓实行。”

但是，由于列强早期对于中国帝制的怂恿和劝唆，此时的袁世凯并没有注意到列强对于中国帝制态度的变化。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此时国内国体变更已经“国民代表大会”投票，并做好了一切登基准备。

袁世凯只好派外交总长陆征祥向列强报告了中国十五省“国民代表”投票情况，并向列强解释：

“中国政府并无速行帝制之意，惟以民意所在，不得不从…如因国体变更，而发生扰乱，政府必能对付。”

陆征祥的这个声明无疑表明了北洋政府关于变更中国国体的不可动摇的决心。而就袁世凯本人来说，也未对列强的警告予以足够的重视。列强在中国帝制酝酿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坚决支持的态度让袁世凯相信，列强的示意只不过是一种外交上的故作姿态。

而且，列强对于中国帝制的警告大都以中国的国内秩序为题，这也使得袁世凯相信，他只要能够在国内稳定住局势，列强就并不会抵死地反对他做皇帝。

袁世凯显然是算错了列强的主意。直到袁世凯登基之前，尚没有一个列强能够摸准袁世凯在变更国体之后的外交倾向，所以更加担心中国因帝制而产生的混乱将会使他们失去在远东的既得利益。于是，便从开始的一致支持帝制转向了一致反对袁世凯当皇帝。

1916年1月1日，袁世凯举行登基仪式时，列强却公开声明，仅承认中华民国政府，而对于袁世凯所制造的以皇帝为元首的中华帝国，不予以承认。他们拒绝接受以“洪宪元年”纪日和有皇帝印玺的任何公文。

至此，袁世凯才真正地发现大事不妙了，以至不得不下令，中华帝国对外仍称民国，只有对内才称“洪宪”二字，且暂时不加“帝国”字样。

4、日本人的图谋

列强之中，当时对于中国最具影响的国家是日本。这不仅是因为当时的欧战方酣，各国无暇东顾，日本是中国唯一必须应付的国家。而且，当时的列强中也只有日本是唯一曾经通过官方的途径向袁世凯公开表示过支持中国帝制的国家。

为此，1916年元月4日，为了联络日本支持中国的帝制，北洋政府特委上卿衔农商总长周自齐为赴日赠勋特使，以大总统同等大勋章一座，颁赠日本天皇，以谋求日本对于中国镇压反帝制力量的支持，并助其扭转中国国内日益恶化的形势。

日本天皇对于中国皇帝所给予的这个大勋章却并不感兴趣。

此时的日本对于中国帝制的态度和袁世凯称帝以前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将孙中山向他表露之乘机再举的计划密告袁世凯，旨在阻止其称帝。但事实上，随着中国国内反帝制运动的兴起，日本最初确定的以帝制引起中国混乱，并以混乱推倒袁世凯垮台的目标已基本实现了。

在1916年3月7日通过的由首相官邸各大臣签字的《日本内阁决议》上，日本内阁一致决定：

袁世凯已因帝制在中国国内“威信扫地，民心离叛”，而日本对于中国帝制的政策方针应是，“在中国确立优势势力，使该国国民认识到帝国的力量，以奠定中日亲善之基础”。

鉴于袁世凯在中国国内的地位已经成了“帝国达成上述目的的不可回避的障碍”，因此，为了推行帝国的上述方针，“莫若使袁氏退出中国政治权力舞台”，“是适宜的”。

按照这个决议，日本已经确定的在中国帝制成立之后的对华政策的具体措施是：

一面等待于“适当的机会”，承认中国西南的反袁力量为交战团体；一面鼓励“在（日本）帝国之民间有志者，对以驱逐袁氏为目的之中国活动予以同情”，并对“有拟以资助金钱物品者，政府在回避公然鼓励责任之同时，予以默认”。

简言之，日本这一时期对华的基本策略就是借帝制给中国北洋政府造成危机，直接迫使袁世凯下台，并另行在中国扶持其他的亲日势力。这种先怂恿，后拆台，以便混水摸鱼的行径，显然是袁世凯事先没有料及的，而确是日本帝国主义一贯的外交手法。

为了执行3月7日内阁的反袁决议，日本陆军参谋部确定了从中国南北夹击袁氏北洋政府的策略，并于1916年3月再次指使川岛浪速等日本特务操纵以善耆为首的亡清宗社党势力，组织以巴布扎布蒙匪队伍为骨干的“勤王军”，在东北地区掀起反袁武装暴乱，策划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

宗社党人是在袁世凯下令没收清皇室、皇族在满蒙地区所占庄田时期由日本扶持起来的一支中国的反政府力量。其直接目标是在日本帮助下实现清朝复辟，并使满蒙独立，将其置于日本人保护之下。

在国内反袁运动高涨时期，日本陆军当局及特务川岛浪速等人，为该党制订了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叛乱计划，这个计划包括：

在上海，计划夺取中国军舰，由日本海军预备役水兵操纵，以声援中国革命：在山东，策划煽动土匪，支援革命军进行骚扰；在东三省，煽动宗社党，策划满蒙独立活动。

后因中国国内护国运动的迅速发展，袁世凯死去，中国政局发生变化，日本政府遂中止这一策划中国国内叛乱的活动，原宗社党所属的叛乱部队亦遭解散。

在日本军方代表速水笃次郎（甲方）和肃亲王善者（乙方）签订的一份借款合同中，日方答应按年利七厘（百分之七）的利息为宗社党提供100万日元的贷款。而参加此次叛乱活动的人物，自巴布扎布（下至各将军、统领及各营营长和队长均获得日本自700至30元为数不等的犒劳和赏赐。而渡边一郎、薄益三、关直亮、青柳胜敏等大批日本浪人则直接参与了这场武装反袁的叛乱活动。

5、日本人参与下的倒袁运动

1916年3月21日，日本外务大臣石井特派森田领事历访了日驻东三省各领事馆，途经安东、奉天、牛庄、长春、哈尔滨等地。

森田此次东北之行公开任务是：

“为执行日中两国间的各项条约，而就中国的普查法令及税收情况等进行现行调查，并与各领事馆协商。”

而事实上，其真正的使命却是“为了向日本驻东三省各领事及驻北京日置益公使传达秘密指示”。

而这个指示的实际内容便是关系着中国帝制之后日本对于中国时局的政策问题，现存的日本外务省档案仍保存了这封与内阁会议决议基本一致的森田与各地领事的“谈话要领”：

鉴于中国时局的演变，袁世凯继续当权，对我国甚为不利。因此，日本政府认为有必要使其脱离当前的地位，正如各位所知：目前东三省及内蒙各地，民心已开始离散，有的地方充满了反袁气氛，有的已开始行动。对于这种反袁运动，我国民间志士如有寄予同情或用金钱、物资予以援助者，政府应持默认态度，并为统一行动计，政府可在幕后为其提供机宜。因此，凡日本国民为上述目的而对中国的反袁运动提供金钱、物质援助，或以其它方式进行援助者，政府一律予以默认。但对于超过上述范围以外的轻举妄动之徒，则应严加制止。但在进行处理时，应尽量避免给予驱逐出境的处分。

在南方，日本则派青木宣纯中将和松井石根中佐赴上海，支持南方的反袁运动。为此，日本向岑春煊贷款100万日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