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在苏联生活的德国人造成了重大的灾难。由于他们的民族背景，他们成为大规模驱逐活动的主要受害者之一——其中对“受惩罚的民族”的一种残酷待遇便是充入“劳动大军”，即在最恶劣的条件下强迫劳动。

在所谓的“trudarmiya”（即“劳动军”的缩写形式）中幸存下来的苏联德国人的回忆中充满了这样残酷的故事：“我记得有人在街上拉车，车上悬挂着各种因饥寒交迫而死的劳动军成员的腿和胳膊。”

德国工人纪念册，1942-1946 年

其实，很少有人会知道，苏联当局在二战时期为了对付那些被打上“受惩罚民族”或“违法民族 ”烙印的人，最著名的的手段之一便是将他们充入到“劳动军”之中，从而为其“罪恶的”血统付出代价。

而在当时，劳动大军之中除了芬兰人、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和保加利亚人之外，其主要人员组成就是战前生活在苏联的德国人——即使已不在德国生活，但他们也必须为希特勒的暴虐罪行而买单。

昙花一现的伏尔加德意志人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什么是“trudarmiya”？

1941年9月，“Trudarmiya”在苏联政府的授权下开始组建。

而它出现的原因也很简单： 战争初期，被从伏尔加河地区和克里米亚驱逐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德国人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濒临绝望：第一，苏德之间的紧张局势已经造成了许多潜在威胁；另一方面，苏联也需要大量劳动力来保障战时工业的运行。

因此这两个问题都让苏联有充分理由通过把德国人送到工厂强制劳动来解决。

被驱逐出伏尔加河地区的德国人

1942年1月10日，苏联国防委员会通过了一项标有“绝密”字样的决议，大致内容为“关于使用 17至50岁征兵年龄的德国移民者的程序”——规定适合从事体力劳动的男子将必须被送往伐木营、铁路和工厂等建设工地，即苏联当时最为著名的“动员行动”中的一部分。

为此，德国人必须“穿着好的冬装，带着亚麻布、被褥、杯子、勺子和足够10天食用的食物 ”到集合点报到——当然，这些要求对于在驱逐行动中被立即赶出家园的德国人来说，肯定是难以实现的。

但即便如此，这些德国人也只能唯命是从，因为如果他们不出现或想要逃跑的话，就将面临包括枪决在内的各种死刑。

1941年苏联报纸上关于重新安置伏尔加日耳曼人的法令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有一种说法是，其实是那些被动员起来的人开始自己使用“劳军”一词来描述他们所遭受的强迫劳动。

因为一些历史学家也认为，这个词并没有出现在官方文件中，所以它是由那些不想像苏联当局那样将自己等同于囚犯的人使用的。

对此，一些人则有不同意见，指出在地方官员（如劳改营和建筑工地的负责人）起草的文件中可以找到这个词： 苏联当局希望避免让人与1920年的劳动军联系起来。

被迫离开家园的德国人

劳动军成员的生活

俄罗斯历史学家Nikolai Bugai将所谓的“劳动军”描述为“兵役、生产活动和古拉格式监禁（1918年苏联成了的一个新式监狱，全称是“劳动改造管理总局”，这里关押着全苏联最不安分的人，可以说所有的坏人都在这里，是苏联罪恶的起源）”的结合体。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许多前“德国劳动军”在回忆起“地区”内可怕的生活条件时都不寒而栗： “...我们最后待的地方是一个真正的集中营：我被编入一个为'乌拉尔'、负责工厂挖掘废水处理壕沟的总队。地面结冰，气温低至零下35摄氏度。我们不得不用金属棒和大锤凿开地面，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许多人都没能活下来。”

“我们的生活条件与囚犯无异，人们在班房里看彼此时都特别可怕：不穿衣服，我们就像骷髅。”

总之，缺衣少食的同时，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进行长时间高强度工作，冬天甚至连一点取暖设施都没有便是“德国劳动军”的常态——而也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劳动军成员的工作标准依旧要达到最高水平。

此外，看管纪律也是非常严格的——营地通常会用铁丝网“包裹的严严实实的”，并由大量武装人员负责看守和巡逻，他们也经常会以极大的敌意与仇恨对待这些“被动员起来的德裔工人”。

“冬天，每当我们被叫到检查站时，总是要在严寒中等待很长时间。有时，一些囚犯实在扛不住，便直接倒在了地上。但士兵看到后一般都是走上前去，狠踢他一脚，大骂道：‘起来，你这个可恶的法西斯！’但那个人已经没了任何气息。”

不过，有时也会有看管人员和当地居民同情德国人，帮助他们在这种可怕的条件下继续生存下去：“...到处都有好心人。一名警卫会在夏天的晚上放我们出去，我们会去田里找萝卜和其他蔬菜，然后煮熟了吃；春天，我们则可以经常找到冷冻土豆。”

乌拉尔地区劳动大军中的首批苏联德国人之一

而由于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扩大，苏联的动员工作也在继续进行着，越来越多的经济部门开始招募大批“劳动大军”成员。

至1942年底，许多外国人都被送上了“劳动前线”——芬兰人、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保加利亚人、意大利人等等一系列与纳粹德国有联系的“罪恶民族”，他们都要为正在为纳粹而战的祖国而赎罪。

因此，这些民族中的15至55岁的男子和男孩以及16至45岁的妇女和女孩，除了怀孕或有3岁以下孩子的，都有可能在当时被征召入伍。

“孩子们跟在推车后面，大哭道：‘妈妈，不要走、不要丢下我，我要和你一起！’但妇女们还是被士兵带走了——孩子们只能送给亲戚，或者被送进孤儿院。

对此，有历史学家也指出在当时，许多劳动军成员都认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是极其不公正的。

但是，老一辈的人因为已经经历了沙皇政权的恐德症、内战的恐怖和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所以使得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动荡，而对于年轻人来说，这确是不能接受的。

1943年，西伯利亚的苏联德国人

要知道在社会主义理想熏陶下长大的这些年轻人“根本无法理解他们怎么会与‘法西斯’划上等号——他们对这种情况感到愤怒，并渴望通过努力工作和模范行为来证明自己的忠诚和爱国。

“我们紧密团结地工作，相信我们的努力也是在为前线做贡献，我们认为胜利为我们带来了回家和再次见到家人的希望——据说，每逢圣诞节，劳工军的女工们都会在工厂车间里非常安静地唱起颂歌，祈求上帝尽快结束这场无情的战争，为那些无罪的人伸张正义。”

然而悲剧的是，许多被动员起来的人则选择了抵抗，他们拒绝工作，甚至试图逃跑，而结局也是毋庸置疑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被抓回来受审，并经常被判处死刑。

战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劳动大军”并没有解散，直到1947年才得以“释放”。然而，余下的幸存者在释放后却也无法返回原籍地，他们只被允许回到动员开始前的安置地——有数据显示，在战争年代，超过316000名苏联德国人被动员到“劳动前线”

1948年11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了《关于卫国战争期间移居苏联偏远地区的人员从强制永久定居地潜逃的刑事责任》的法令。

根据该法令，所有被重新安置的人都被“永久束缚”在了新的居住地，并且“无权返回”；任何未经许可离开的所谓“特殊定居者”都将被视为潜逃，而那些冒险违反法令条款的人将面临20年的苦役。

雅库特的芬兰定居者

这项新措施虽然使人们有可能与家人团聚，包括那些被留在集体农庄照看的儿童，或与无法工作的亲戚团聚的儿童。

但并非每个人都是幸运的，有些家庭仍然四分五裂：许多没有找到母亲的孩子最后只能被送进了孤儿院，而在那里他们将被赋予不同的名字和姓氏。

不过更令人伤心的是，也有些父母虽然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孩子，但竟遭到拒绝：“你不是我妈妈！”

流放到俄罗斯北部的德国人，1948年

虽然在斯大林去世后，特别安置条例于1955年被废除，但苏联德国人依旧既没有取回他们的财产，也没有获得返回家乡的权利。

直到1964年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也没有相关法令，当时的苏联最高政府甚至还颁布了一项新法令。

该法令虽然承认对德国人的指控是不公正的，是“斯大林个人崇拜的专横表现”，但由于德国人自己和现在居住在原居住地的人们已经在新家园安顿下来，一切还都将保持原样。

萨拉托夫州恩格斯城，1970 年

最终还是到1972年，经苏共主席团决定以前被剥夺了选择自由的德国人和其他民族应“像所有苏联公民一样，享有在苏联全境选择居住地的权利”，才取消了这些限制。

但即便如此，苏联当局还是不希望德国人回到以前的居住地，也不鼓励人们搬回家——而德国人提出的建立民族自治实体的倡议，即效仿伏尔加河地区从20世纪20年代末期到1941 年期间的自治共和国也没有任何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