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说做官与归隐

做官和归隐是一对矛盾，做官就不能归隐，归隐就不能做官。孔子说得好：“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意思是，君子窘困的时候就要独善其身，君子显达的时候，就要做官，或者说君子做官之后要兼济天下。

在儒家道理里，君子和小人的说法太过于绝对，而且把人简单分成君子和小人是不对的。人性比较复杂，可能有时候表现君子之风，有时候就是小人，不能简单分开。也就是说，儒家的思想比较理想化，经过历朝历代的演变，已经和原来的思想不太一样了，甚至大相径庭，一些光辉的民本主义思想被剔除了，也就只能为统治阶级服务了。做官就是为统治阶级，而且可以轻松获得财富。

隋唐以前，没有科举考试制度，士族阶层世代为官，而且互相勾连，通过交友、结亲等方式联系在一起，很容易形成官僚主义集团，也很容易堵塞民间知识精英的上升通道。民间知识精英只能到权贵家里做门客，立功之后才能接受封赏。而权贵们世世代代都是权贵，除非改朝换代，不然就要享受用不完的财富。当然，有胡乱花钱导致家道中落的，也有挂了闲职，却并没有多少财富可以享用的。老百姓都看到做官的好处，却无法做官。而做了官的人倘若受儒家道德影响很大，以为自己是个君子，就不会和官场的同僚同流合污，而是会独善其身。曾经不食周粟的商朝大臣伯夷和叔齐到首阳山隐居，表明君子的志向，叫做“忠臣不事二主”。陶渊明看不惯官场的黑暗，宁可躬耕陇亩，也不做官。而像他们一样远离官场隐居的人并不在多数。大多数人只要做了官，就铁了心式地一路做下去，而不会中途归隐。

传说尧想要把天下让给隐士许由，许由赶忙跑到溪边洗耳朵，意思是尧的话污染了他的耳朵。真正的隐士不会做官，而做官的大多不会归隐。尤其到了隋唐以后，朝廷兴科举，要从民间选拔知识精英，让他们参与到国家管理中来。于是，天下的书生们多了，为了科举考试，拼命读书的多了。很多读书人都耗费了时间和精力，却往往考不中。因为科举考试的录取率比较低，而且有时候会根据主考官的个人好恶打分，也就有些主观化倾向。当然，那时候的教育是不公平的。权贵们的孩子可以从小跟着好老师学习，而农民要花费三代以上的努力，积攒钱财，才能供养一个书生。书生赶考，不一定能考中。而考中了的就像是鲤鱼跃龙门，一时身价百倍。考中了就可以做官，倘若没有犯什么错误，就可以一直做下去，甚至可以步步高升。

做官有巨大的好处，而且一辈子衣食无忧，就像得道成仙一样，可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做官的人会招聘一些家族的人到衙门里做事，还会给家族办事，毕竟他们大多出身民间，是家族花费三代以上的努力才供养出来的，倘若不顾及家族，不给家族办事，就相当于忘本。如此一来，做官就成了功利化的需求。官员会私自加税，会行贿受贿，会卖官鬻爵，会吃了原告吃被告，只要能获得钱财，就要搞权力寻租。毕竟，官场的关系需要银子来维护，而不是随便说说就能办事的。倘若官员手里没有银子，就办不成什么大事。没有打点好上级，等治下出了事的时候，官员就会被降职处理。倘若他们给上级送了银子，治下出了事的时候，上级就会提供庇护。官场运作靠银子，没有银子就办不成事。倘若上级知道下级搜刮银子，也不会干涉，因为他们可以提成，可以获得很多好处。

当君子看透这种官场的运作之后，就会觉得疲乏，觉得失去了人生的理想。他们读书的时候，接受的是圣贤书的教育，要向圣贤靠拢，却在做官之后，沦为禄蠹。现实和理想差距太大，就有人受不了，要归隐。倘若只是改朝换代之后，不肯做新朝的官，归隐就算是有气节、有大义的行为；倘若只是看不惯官场的习气，归隐也算是有气节，有骨气；倘若只是直接归隐，并没有做过官，就算是真正隐士了。不过，人们历来受到官本位思想的影响，认为做官才是人生最好的出路。因为做官可以办大事，尤其可以给宗族办事，给朋友们办事，还能收获很多银子，地位高人一等，出门前呼后拥，说话云山雾罩，别人捧着敬着，也就实现了人生的辉煌。而归隐历来不被人看好，只是人们嘴上说归隐好，不问世事，落得心里清净，但实际上，没几个人面对官位和财富的时候舍得放手，也没几个人愿意学陶渊明。

在朝与在野历来都是困扰文人们的大问题，范仲淹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而忧其民。”其实，只是一种政治理想，并不能量化评分，也不能落到实处。人生就是一段时光，不管是做官还是归隐，都是个人的选择，也是一种价值观的体现。做官的人认为归隐不好，而归隐的人认为做官不好，有时候还不能互相调和。就好像一个人愿意吃西红柿，不喜欢吃黄瓜，而另一个人喜欢吃黄瓜，不喜欢吃西红柿。他们各有自己的价值观和认识，不能互相说服，都说对方的选择不好，其实，都有些偏激。就像做官和归隐一样，只是个人的选择，别人无权干涉，也没权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