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人原本是生活在中亚的一个突厥小部族，后来他们在奥斯曼一世的率领下，横扫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攻灭东罗马帝国后定都君士坦丁堡（即现在的伊斯坦布尔），经过16至17世纪的军事扩张，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疆域曾经横跨欧亚非三大洲，是唯一能威胁到欧洲基督教国家的伊斯兰势力。不过随着欧洲国家相继进入工业革命，拓展海外殖民，奥斯曼帝国的权势日渐衰微。苏莱曼一世去世后，他的后继者们墨守成规，维护传统次序，使得社会发展进入长期的停滞状态。到了19世纪初，来自欧洲的威胁已经让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开始坐立不安。于是从塞利姆三世开始，帝国的统治者们逐渐实行改革，企图挽救岌岌可危的专制统治。

法国式的军事体制改革

当时，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主要敌人是奥地利与沙皇俄国，政治上有句话叫做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作为俄奥两国在欧洲大陆的主要竞争对手，法国一直以来都是奥斯曼帝国的“好朋友”，法兰西的文化曾经让奥斯曼的统治者心向往之。塞利姆三世在即位之前经常与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有书信来往，他非常认可法国的君主专制，将路易十六视作是君主的典范。因此他在成为苏丹以后立马效仿法国的军事制度，裁撤了跟不上时代发展的封邑制骑兵与老近卫军，征召了许多来自安纳托利亚的青年，组建了一支新军，人数从开始的600人扩充到30000人，以应对俄土战争的需要。在军队的管理上，他抛弃了奥斯曼军队的传统，聘请法国军官来指导训练，采用西方战术，士兵们统一身穿欧式军装，并配备西欧的军事装备。这支精锐之师分别驻扎在安纳托利亚和首都伊斯坦布尔。

限制大维齐尔的权力，打击包税商

除了应对战争所需的军事体制改革外，塞利姆三世还在政治经济方面进行了整顿。他组建了御前会议，扩大了议员的权力，以节制大维齐尔的势力；还缩短了地方行省长官的任期，防止他们大权独揽，尾大不掉，对抗中央政府。而他在经济方面实行的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缩小了包税制的范围，从包税商手中没收了400处封邑，增加了国库收入，也沉重的削减了旧贵族的利益。

这里我简单说明下什么是包税制。它原本是苏丹为了更为便捷的向纳税人收取现金而实行的一种税收制度。它规定奥斯曼苏丹并不参与土地赋税的直接管理，而是采取不同形式的租约和转让方式给包税商，由他们包征包解，成为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纽带。起初包税商仅仅充当一个征税人的角色，而且以3年为期限。后来随着苏丹的权势受到挑战，包税商的职业逐渐变成世袭制，农民们从原先依附于国家转变为依附包税商，使得中央政府逐渐失去了对行省的控制权，开始动摇帝国的统治基础。

奥斯曼帝国的“彼得大帝”

由于塞利姆三世的新政损害了旧贵族们的利益，引发了保守势力的激烈反抗。1808年，他们拥立穆斯塔法四世为苏丹，并派人暗杀了塞利姆三世，解散了新军，重建老近卫军团。这一年7月多瑙河地区的贵族拉克塔尔·穆斯塔法帕夏率军攻占了伊斯坦布尔，废黜了篡位的穆斯塔法四世，扶持马哈茂德二世成为苏丹。

马哈茂德二世被称为奥斯曼帝国的“彼得大帝”，他的改革的范围之广，力度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他恢复了塞利姆三世时期的新政法令，重新组织了被保守势力解散的新军，转而采用军国主义化的普鲁士模式来训练军队，在他主政后期，新军的规模已经远超塞利姆三世时期，达到了6.5万人。

马哈茂德二世还将自己的改革之路延伸至教育体系内，他在保留原有的伊斯兰教育制度的基础上，大力推行世俗教育并且采用西式教育模式，进而在国内形成了二元制教育体制并立的局面。他派遣留学生前往西欧各国学习先进的军事思想与技术，旨在为帝国培养优秀的军官。

马哈茂德二世在位期间最大胆最激进的一项措施就是开辟了奥斯曼帝国统治世俗化的先河。1826年，他任命伊斯坦布尔的大穆夫提（伊斯兰教教法的说明官）作为欧莱玛（指精通古兰经注学、圣训学、教义学、教法学，并有系统的宗教知识的学者们）的最高宗教首领。同时又命令瓦克夫事务部（管理宗教公产的行政部门）接管宗教地产，国家按时对欧莱玛发放俸禄。这种明升暗降的调整等于实际上剥夺了欧莱玛的经济自主权，将其纳入到世俗化的国家行政体系中。

来源于西方宪政思想的花厅御诏

马哈茂德二世于1839年6月去世，继承他事业的是他的儿子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他登基之初正值默罕默德·阿里在埃及的势力迅速膨胀之时，开罗与伊斯坦布尔之间逐渐形成了水火不容的态势。为此大维齐尔穆斯塔法·雷什德帕夏以迈吉德一世的名义在托普卡帕宫外的玫瑰花园广场发布了史称“花厅御诏”的敕令。这项敕令的内容主要是围绕确立苏丹的绝对权威来展开的。敕令强调苏丹的生命、财产和荣誉是绝对不可侵犯的；要废除包税制，由中央实行直接征税；突破了宗教的束缚，将宗教权力纳入到世俗权力的控制范围内，无论你信仰什么宗教都在法律上享有平等的权力等。可以说这条敕令带有一些自由平等的西方宪政思想，有着明显的讨好西方列强的味道，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内激烈的社会矛盾，争取西方列强的支持以遏制默罕默德·阿里在埃及的进一步扩张。

坦泽马特时代的全面改革

花厅御诏的颁布标志着奥斯曼帝国进入坦泽马特时代。尽管按照传统的伊斯兰教理论，沙里亚（阿拉伯语音译，指伊斯兰教法律）依然有着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宗教人士也一直在否认世俗的立法权。但在迈吉德一世的强势改革下，宗教法依然被缩小到了一个相对比较小的范围内。这位苏丹在政府机构的改组方面几乎全盘接受了西欧模式，这也被历史学家们认为是强化奥斯曼帝国中央集权的时代。

司法权从行政权中独立出来

迈吉德一世深受分权制衡理论的影响，因此他在国务会议的基础上增设了司法会议，让司法权从行政权中独立出来。同时设立地方议会，由地方官员、欧莱玛、穆斯林的民众和非穆斯林的民众组成，对地方行政长官汇报工作，负责讨论农业生产、公共设施建设、商业贸易以及处理民众的诉求。1864年，奥斯曼帝国还借鉴了法国行政区划制度，将全国分为27个行省，下面设州县乡村各级政府，行省总督由苏丹直接任命。

建立现代化的司法原则

在法律原则的制定方面，迈吉德一世史无前例的引进了人文主义思想的法律精神，在1840年颁布的《刑法》中首次规定了所有臣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1850年，帝国引入了法国商法典，13年后又制定了《海上贸易法》，与西欧各国建立稳定的贸易关系，后来甚至放开了土地政策，允许外国人在帝国境内拥有地产。此外奥斯曼帝国在税收方面也废除了原先向非穆斯林民众单独征收的人丁税。在商业法庭、刑事法庭和上诉法庭中均允许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法官共同组成审判团。

建立现代化的教育体制

一个国家的兴衰在很大程度反应在教育体制的优劣上。迈吉德一世在1847年建立公共学校部，开启了奥斯曼帝国教育体制现代化的进程。1869年，他们再次借鉴了法国的教育模式并制定了《公共教育法》，该法规定所有12周岁以下的儿童都必须接受世俗教育。分为四年制初级学校，三年制中等学校和省城设立的高等学校。初级学校开设宗教、历史、语言、地理和算术等课程；中级中学开设经济、逻辑、地理、历史、物理、化学、绘图等课程；而高级学校的课程则包括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外语、国际法及人文科学等。到了1895年，奥斯曼帝国共有初级学校学生89万人，中等学校学生3.5万人，高等学校学生5000人，军事学校学生1.7万人，大幅度提高了教育的普及率。

农业税收改革措施

坦泽马特时代的改革措施还波及税收和农业方面，早在1839年颁布的花厅御诏中，迈吉德一世就废除了影响中央财政状况的包税制，此举旨在缩小免税范围，增加国库的收入。1858年国家又颁布新的土地法，赋予了老百姓对于土地的所有权，确定农民对其所租种的土地拥有交易权，并将土地划分为国有土地、私人地产、宗教地产、公共土地和荒地五大类。将原来繁琐复杂的各类税目统一成税率为10%的什一税。这些举措不仅为农民们解除了宗教的枷锁，还大大提升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待遇优厚的移民政策

为了刺激经济的发展与人口的提升，奥斯曼当局还于1857年出台了优厚的移民法来鼓励外国人定居本国。他们向来自境外的移民分配土地，并根据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给予差异化的优惠措施，比如定居在鲁梅利亚的移民可以免除6年土地税，而定居在安纳托利亚的移民则可以免除12年的土地税，但移民并不是只有权力没有义务，他们必须保证土地处于耕作的状态，且20年之内不得出售或离开所分配的土地。

一家之言

19世纪上半叶，西欧在文化科学上的狂飙突进对以农本社会为基础的奥斯曼帝国形成了巨大的威胁。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军队使得土耳其人被迫采用转攻为守的军事策略，而远洋贸易的扩张则导致地处欧亚非核心地带的奥斯曼帝国在经济结构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人文主义与宪政思想的广泛传播使得人心思动，原来看似坚不可破的政教合一的统治模式开始出现了裂痕。

值此变革之际，塞利姆三世、马哈茂德二世以及迈吉德一世等立志富国强军的苏丹积极学习西方政治模式、法律制度和军事思想，企图重现奥斯曼帝国往日的光辉。尽管这些新政在某些地区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缓和了社会矛盾。但究其本质而言，它们依然是强化奥斯曼帝国中央集权，维护苏丹专制统治的政治工具。这种不彻底的改革所形成的效果只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随着各国民族意识的觉醒，原先受到奥斯曼统治者压迫的人们纷纷投身于争取民族自由的解放运动中。1804年塞尔维亚人率先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1829年奥斯曼当局被迫承认希腊独立，到了19世纪60至70年代，罗马尼亚、波斯尼亚、保加利亚、门德内哥罗以及之前获得部分自治权的塞尔维亚相继摆脱了土耳其人的统治成功独立，这无疑是为曾经盛极一时的奥斯曼帝国及其专制统治敲响了覆灭的警钟。

参考文献：

《奥斯曼帝国六百年：土耳其帝国的兴衰》

《世界帝国史话：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帝国通史》

《文明的十字路口：奥斯曼帝国的兴衰》

文：兰台令君

图：来源网络，侵权必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