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从什么时候贩卖人口到海外的

清朝晚期，随着列强的入侵，整个中国内忧外患。腐败的满清政府对外软弱无力，对内却不断盘剥百姓，致使民生凋敝，普通的民众生活陷于困苦之中，找不到出路。这时候，就有一批专门做对外输出劳动力生意的所谓“招工馆”，利用当时国人急于摆脱贫困的心理，诱骗大量的中国劳工到东南亚、南洋、美洲等地，从洋人那里赚取佣金，俗称“卖猪仔”。在李钟玉《新嘉坡风土记》有写到：“二十年来，西人开垦招工，傭值顿贵，于是贩卖人口出洋者，名曰卖猪仔。”

贩卖猪仔的“猪仔馆”，大多开在沿海等地，比如广州、汕头、厦门等，以方便他们用船将中国劳工运往海外，开“猪仔馆“的则是“猪仔头”。在这些猪仔头的嘴里，国外到处是黄金，只要到了国外，就可以很快致富，由于当时的国人大部分都没去过国外，加上看见这些猪仔头衣着光鲜、穿金戴银，于是就轻信他们的谎言，签下跟卖身契一样的所谓的“合同”，等上了船后，才知道这是一条不归路。

广东江门有个叫陆佑的年轻人，出生贫苦，听信了猪仔头嘴里“国外遍地是黄金”的谎话，于是签下了合同，被带上了开往南洋的船。上船之后，就被丢进船舱，门口有大汉拿着木棍把守，这才知道上了当。跟陆佑同船的，约有两百个左右的中国劳工，分别被运往不同的地方，一旦有人反抗，他们就会遭到毒打，比如“小刀割肉”、“吊起脚趾或手腕，用棍棒连续打头”等，最终在一番折磨下，陆佑被卖到了马来西亚。

像陆佑这样的中国劳工一到国外，就会被拉去做挖煤、淘金、修铁路等这些特别辛苦的工作，由于工作时间长，起早贪黑，吃住条件都特别艰苦，再加上人生地不熟，思念家乡，大多数人很快就熬不住想要回国，但都被洋人买主用残酷的手段毒打、虐待，最终只能屈服，很多人就此客死异乡。

由于当时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大发展，国外需求的劳动力越来越多，起初一个中国劳工卖猪仔的售价大约在十二三块钱，再由洋人转卖给国外买主则能翻十几倍。后来随着对中国劳工需求量越来越大，中国劳工的价格也逐渐涨到了每个三十块钱，甚至更高。在暴利的驱使下，光用诱骗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一些“猪仔头”干脆直接用绑架的方式贩卖猪仔，这已经是妥妥的人贩子行为。

比如《鸦片战争后的中英抗争》中，就记载了一个叫蔡亚松的人贩子。他本是广州西关卖水果的摊贩，由于五官长得有点像洋人，于是当上了猪仔头，与洋人做起了贩卖猪仔的生意。他多次潜入内地，绑架青壮年劳动力，把他们拉到“猪仔馆”，再由从事贩卖中国劳工的洋人，用大船载到东南亚或美洲等地去卖给当地的洋人买主。

跟蔡亚松这样单枪匹马不同，有些人贩子隶属于当地的恶势力帮派组织，他们晚上派人在码头蹲守，一旦有青壮年经过，就直接用布袋套头、粗绳绑手，把人绑上船运往国外。甚至发展到后来，光天化日之下，也有人敢行绑架之事。弄得广州、汕头等沿海地区的百姓，日夜都担惊受怕。

到了后期，不止绑架男性劳动力，连女性也被绑架卖往国外，女性则被称为“猪花”。比如帮派组织协义堂，就专做卖猪花的生意，从1852年到1873年，协义堂一共卖出清朝女子6000人，每人可以卖取50块钱。

这时候有人要问了，这样有组织贩卖人口的猖狂的犯罪行为，当地的官员就看不见吗？其实不是看不见，是不敢管，由于猪仔馆背后勾结着洋人，而当时的清朝，已经被列强多次入侵、割地赔款，当地官员惧怕洋人，基本上都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对卖猪仔行为听之任之。所以，卖猪仔行为之所以如此猖獗，除了恨洋人和一些中国猪仔头的可恶，也恨满清政府腐败无能，致使中国百姓受外人欺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