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头巾现在取消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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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走在德黑兰的大街上，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姑娘不再用头巾包裹秀发，这可不是简单的时尚潮流转变。在伊朗，这小小的头巾，曾经承载着巨大的分量——它既是宗教信仰的符号，更是对政权是否忠诚的试金石。如今它的悄然褪去，究竟是在预示着什么？

过去，伊朗对女性头巾的要求可是相当严厉的。法律规定在公共场合必须佩戴，违反者可能面临牢狱之灾，甚至鞭刑。街上还有专门的“道德警察”巡逻盯着这事儿。想想看，光是2014年短短三个月里，就有超过22万女性被请进警察局“喝茶”，其中9000人直接进去了。

这种高压在2022年达到了一个爆点：一位名叫玛莎·阿米尼的库尔德女孩，仅仅因为头巾戴得“不够规范”就被抓走，结果不幸在拘留期间身亡。这件事瞬间点燃了民众压抑已久的怒火，全国性的抗议浪潮汹涌而起。

最终，在巨大的民意压力下，最高领袖也不得不松口，强制佩戴头巾的时代，至少在纸面上，算是画上了句号。这感觉有点熟悉吧？就像历史上某些关键时刻，一个日常生活习惯的改变，往往预示着更深层的东西在松动，比如当年剪辫子。在伊朗，摘下头巾，就是普通老百姓用行动对高压规则说“不”。

伊朗的全名叫“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这个名字本身就点明了权力核心的排序——“伊斯兰”是排在前头的。1979年那场革命推翻了国王，一群宗教领袖们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他们的宪法开篇就写明了，教士们依据宗教经典拥有“永恒的领导权”。全国大约40万教士，构成了这个特殊统治阶层的基础。

而所有权力的线头，最终都攥在一个人手里——最高领袖。他不光是国家武装力量的总司令，还牢牢控制着最高司法任命权。有意思的是，伊朗有两套军队系统：一个是常规的国家军队，另一个是直接听命于领袖的“革命卫队”。

这支革命卫队可不简单，人数大概12.5万，拥有自己的海陆空力量，掌握着国家最精锐的导弹部队，还指挥着一个庞大的民兵组织“巴斯基”，平时就有40万人，战时能迅速膨胀到百万之众。

更关键的是，革命卫队的手伸得非常长，深度介入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据说控制了伊朗除石油以外超过一半的进口和近三分之一的出口，他们经营的企业产值能占到全国GDP的15%左右。这不仅仅是军队，更像是一个庞大的权力-经济复合体。

为了保证权力稳稳当当地集中在领袖手里，伊朗设计了一套相当复杂的制衡系统。最核心的是那个“宪法监护委员会”（简称宪监会）。这个由12人组成的机构权力极大：一方面，它能判断议会通过的法律是不是符合伊斯兰教义，不合的可以直接否决；另一方面，它掌握着最要命的“人事筛子”——所有想竞选总统或者议员的人，都得先过它这一关。

2021年总统大选就是个典型例子，几百人报名，最后只允许7个人参选，温和派被彻底排除在外。领袖直接任命其中6个成员，另外6个虽然名义上要经过司法总监和议会共同评定，但别忘了，司法总监也是领袖任命的，所以这12人实质上都是领袖意志的体现。

当议会和宪监会吵得不可开交时，还有一个“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出来当裁判，它的成员也是领袖直接任命和领导的，后来权力越来越大，甚至能监督所有政府部门。至于司法系统，最高负责人司法总监同样是领袖指派的，掌控着整个司法体系的组建和运作。

即使是老百姓选出来的总统，也必须得到领袖的正式任命才算合法，而且他的一举一动都处在宪监会等机构的严密“注视”之下。这层层叠叠的设计，核心目标只有一个：确保权力最终流向最高领袖。

然而，权力高度集中，并没有给伊朗带来繁荣。1979年伊斯兰共和国刚成立时，伊朗的人均生活水平（按实际购买力算）大概相当于现在的8000美元，比当时的韩国强不少。可45年过去了，伊朗的人均GDP反而跌到了4400美元左右，还不到中国广东省的三分之一。

这里面当然有美国长期制裁的因素，但更深层的问题是体制性的腐败和治理的失灵。伊朗在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上常年垫底，2024年排到了第151位，跟孟加拉国、刚果这些地方做邻居。古兰经里明明把贪腐定为大罪，可当权者要求女性带头巾时那么严厉，处理起腐败来怎么就“不清真”了呢？

与此同时，伊朗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化率飙升到了80%左右，过去依赖乡村宗教网络建立的统治基础，在钢筋水泥的城市森林里摇摇欲坠。据说官方自己都承认，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清真寺门可罗雀，快维持不下去了，年轻人都在接受世俗教育，对学习神学当教士兴趣缺缺。

老百姓的心声，最直接地反映在投票站上。2021年那场被严格筛选过候选人的大选，投票率惨跌到48%，创下历史最低，而且投出去的票里，还有13%是故意投的空白票，就是无声的抗议。

到了2024年，因为前总统意外去世又补选，第一轮投票率更是低到只有39%。虽然改革派拼命呼吁支持者在第二轮投票，最终投票率勉强拉到49%，改革派的佩泽什基安才险胜。这么低的投票率，本身就是民众对这个体制投下的巨大不信任票。

最近几年，伊朗有个现象在国际上“出了名”，就是频繁升起“复仇血旗”。这面挂在贾姆卡兰清真寺的旗帜非同小可，按照传统，它象征着不惜一切代价复仇的决心，在过去一千三百多年里，除了宗教原因外，总共才升过4次，平均三百多年一次，极其郑重。

可就在2020年到2024年这短短四年间，这面“血旗”像走马灯一样升起了四次！原因包括：革命卫队的重要将领苏莱曼尼在伊拉克被美军炸死、苏莱曼尼葬礼上发生踩踏惨剧（这组织能力也是让人无语）、极端组织ISIS在纪念活动现场搞爆炸袭击、以色列炸了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炸死多名军官、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在德黑兰被炸身亡……

每一次都升旗，每一次都誓言报复，但实际的行动却显得雷声大雨点小，比如对美军基地的报复袭击，据说只造成了几名美军士兵脑震荡。

这种“血旗”频繁升起又草草收场的景象，成了国际社会的谈资，更暴露出两个严峻问题：第一，内部情报系统四处漏风，重要人物行踪、核科学家（连“核计划之父”法赫里扎德都能在街上被干掉）、甚至严密保护的政要住所信息，似乎都能轻易被对手掌握；第二，政权的本质是虚弱的，它喊得震天响，更多是为了内部凝聚和威慑，真正动起手来顾虑重重，首要任务还是保住自己。

对现状的失望，让越来越多的伊朗人，尤其是精英，选择了用脚投票。想当年1979年那会儿，出去留学的学生十个有九个会回来报效祖国。现在呢？情况完全颠倒，十个留学生里能回来一个就不错了。将近400万伊朗人（全国人口8000多万）生活在国外，其中很多都是高学历、有技能的人才，他们宁愿在国外干些辛苦活，也不愿回去领那份象征性的福利大饼。

国内年轻人失业率高达25%，大量无所事事的青年在街头游荡。货币里亚尔更是惨不忍睹，在黑市上，美元对里亚尔的汇率从2018年的1比7万，一路狂泻到现在的1比50万甚至更低，老百姓辛辛苦苦攒下的钱，眼睁睁看着缩水。

更关键的是，信息的高墙在科技面前崩塌了。像马斯克的“星链”这样的技术，据说在伊朗就有上百台设备在悄悄运行，让年轻人能绕过封锁，看到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他们不再轻易相信官方描绘的“最幸福国度”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