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纵观中国的历史，中国从秦朝开始，在大部分的时间内都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然而，在秦朝之前，在中央对地方的管理上，中国实行的却是一种分权模式——分封制。

中国的中央集权模式是秦始皇时期突然出现的呢，还是在历史的嬗变中逐渐形成的呢?著名思想家福柯认为“现实不过是历史的延续，现实中存在和变化的事物在历史中能捕捉到它嬗变的踪影。并且，在现实中越是复杂的事情在历史中展开的越充分，演化地越丰富。”

因而，按照福柯的观点，我们也可以通过考察历史捕捉到政治模式嬗变的踪影。笔者认为，中国统一大国的出现以及中央集权政治模式的形成都与中国在中华文明的早期实行的分封制有很大的关系。

一方面，分封制的扩展功能使中国成为了一个疆域辽阔的国家；另一方面，分封制的异化作用和分封制支持体系的衰落使分封制不能对这样一个有着广大疆域的国家进行有效管理。正是人们对统一国家的需要和分封制的衰落之间的矛盾促使了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分封制

一、分封制的产生

分封制亦称“分土封侯制”，即天子把土地分给臣子，封其为侯，使之拱卫天子。所以，诸侯的产生遵循的是由上及下的分封路线。

然而，最初天子的产生则相反，它遵循的是由下及上的推举路线。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是以氏族为单位结合在一起的。氏族与氏族之间通过合作和战争联合成部落，而部落与部落之间通过合作和战争联合成部落联盟。像传说中的黄帝就是部落联盟的首领，即人们后来所说的天子。

最初各氏族的首领是由氏族成员推举出来的，各部落的首领是由各氏族的首领推举出来的，而部落联盟的首领(即天子)又是由各部落的首领推举出来的。

所以，天子由下及上被推举的过程和诸侯由上及下被分封的过程其实是同一个过程。因为天子既然是诸侯(当时还不称之为诸侯)推举出来的，而诸侯本来就有自己控制的地盘，所以天子被推举出来之后也就无法褫夺诸侯的地盘，否则就会造成自己的合法性危机。天子非但不能褫夺诸侯的地盘，而且为了增加诸侯对自己的认同，天子还要给诸侯们的地盘定个名，给诸侯们赐个名号，这就是最初的分封。

我们在研究夏、商、周的王朝更迭时会发现商取代夏、周取代商遵循的都是某一诸侯在众诸侯的支持下取代前朝天子的路径。商汤和周武王本来也都只是一个诸侯，他们没有能力兼并掉所有诸侯。而且，在众诸侯拥戴其取代前朝的情况下，他们也没有必要做兼并众诸侯的工作。所以，最初实行的分封制一定程度上是最高统治者在实力有限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统治策略。

正如柳宗元在《分封论》中所说：“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封建，非圣人意也。”

大禹

二、分封制的支持体系

分封制是一种分权模式，它必然使地方获得较强的自治权。按照常理，在诸侯具有较强自治权的条件下，中央要对地方进行有效管理是十分困难的。然而，在实行分封制的夏、商、周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央对地方能实现有效管理。笔者认为这除了分封制自身的优点外，还因为分封制具有一整套的支持体系。分封制的支持体系主要包括“天命说”、血缘和亲情、宗法制度、礼乐制度。

周朝

(一) “天命说”

在夏、商、西周时期，“天命说”被人们广泛接受。人们相信天子是“受命于天”的，认为天子是上天派给人间的统治者。天子统治的合法性是用“天命说”来解释的。商取代夏、周取代商时都是用“天命说”来解释自己获得政权的合法性的。

商汤在讨伐夏桀之前，在都城亳誓师。他利用“天命说”来说明自己讨伐夏桀是一种合法性行为。他说：“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周武王在大会诸侯讨伐商纣时，发表了自己的誓师词。他说：“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

“天命说”在夏、商、西周时期为人们创造一个关于统治秩序的共同定义，即天子是受命于天的世俗社会的统治者，普通百姓和诸侯都要接受天子的统治。“天命说”增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

商汤

(二)宗法制度

宗法制度是一种身份制度，每个人一出生就被赋予了固定的名分。按照宗法制度，只有天子的嫡长子才有资格继承天子之位。“天子以嫡长子继承制世代相传，其他诸子则转为诸侯；诸侯也是嫡长子继承制，其别子另封；别子也是嫡长子继承制。依此类推。每一个梯次对其下都是‘大宗’，对其上都是‘小宗’，天子是天下的大宗。这样从天子以下，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宗法系统。”

周公实行宗法制度的目的就是通过宗法制度把人们固定到与生俱来的名分上，使人们安于现状，从而达到维持统治秩序的目的。宗法制度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能力。

周公

(三)礼乐制度

为了区分人们的社会地位，统治者发展出了礼乐制度。“礼就是一种社会规范、社会制度；乐就是与礼相应的音乐。”礼乐制度作为一种社会规范、社会制度有利于将人为制定的社会规范宣扬成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法则，使人们自觉遵守有利于统治秩序稳定的社会规则。

此外，礼乐作为一种文化符号通过体现人们的等级差别来突出天子的威仪。如《礼记·礼器》中规定“天子之堂九尺，诸侯六尺，大夫五尺，士三尺。”礼乐制度通过明确社会规范、突出天子威仪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能力。

正是由于分封制除了自身具有的优点外，还具有一整套的支持体系，所以分封制才能在夏商周三代相当长的时间内实现中央对地方的有效管理。

礼乐

三、分封制对于中国成为统一大国的促进作用

(一)分封制加强了人们天下共主、天下同源的观念

氏族联合成部落，部落联合成部落联盟，这样就出现天下共主。尧、舜、禹就是上古时代人们共同认可的天下共主。

作为天下共主，一方面不得不分封已经具有强大实力的地方实力派和以往朝代的王室后裔为诸侯，另一方面又要分封自己的亲信去各地做诸侯来拱卫自己。由于各诸侯国都是天子分封的，所以各诸侯国共尊一主。这种由上及下的分封过程便于加强人们天下共主、天下同源的观念。

尧

(二)分封制大大扩展了华夏民族的统治地域

在实行分封制的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今日中华大地上的绝大部分地区还处于蛮荒状态，还没有被开发。在分封制的作用下，新封的诸侯带领人们迁徙到未开垦的地区，播下了人口的种子，进行繁衍生息。这使得人口由文明中心地区扩展到各地，使蛮荒地区得到开发。正是分封制使得华夏民族在广袤的疆土上开枝散叶。

分封

(三)分封制大大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播

分封制在使人口从中华文化的中心地带向周边地区迁徙的同时，也把文化中心地带的文化扩散到了周边地区。文化的扩散作用保证了在不同地域生活的人们有着大致相同的文化。这一点不同于不同地域文化独自发展的情况。不同地域独自发展的文化必然造成接受不同文化的人们之间缺乏相互认同感。

天下共主、天下同源观念的加强，华夏民族的统治地域的扩展，中华文化从文化中心区向四周的传播增强了广大地域内人们的同质性和相互认同感。这就使得不管天下怎么分裂，人们都认为分裂只是暂时的，最终还是要回到统一上。

而且，在分封制的扩展作用下，统一起来的国家一定是地域广阔的大国。人们都把中国形成统一大国的功劳归到秦始皇身上，没有看到分封制对于中国成为统一大国的促进作用。

如果没有分封制的这些作用，春秋战国时期的强国就不会有不断征战，以求一统天下的动力，自然也不会有秦始皇式人物的出现。分封制造就了广大地域上的人们的同质性和相互认同感，这为秦始皇式人物的出现奠定了基础，秦始皇式人物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中国之所以能形成统一的大国，一是由于中华文明起源早，二是最高统治者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初期实行了分封制。分封制的扩展作用使起源较早的中华文明控制了广大人口和地域，使这一地域上的其他文明或者发展不起来，或者被中华文明所同化。这就使得在中华大地上不同地区的文化具有很强的同质性，不同地区的人们具有很强的民族认同感，而文化的同质性和民族认同感是形成统一的前提。

与中国不同，欧洲文明起源要晚于中国，而且欧洲在文明的早期缺乏一个在欧洲范围内的分封的过程。欧洲是不同文明独自发展的，不同地域上有各自的民族、语言、文字、风俗，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区的人们之间就缺乏同质性和相互认同感，自然也就难以形成像中国这样的统一大国。

秦始皇

四、分封制的衰落

(一)以同姓诸侯制衡异姓诸侯的战略设计出现异化

为了制衡不得不分封的诸侯，天子就把自己的亲信也分封为诸侯。而且天子最亲信的同姓诸侯多被分封在战略要地，便于遏制地方实力派的反叛。

但是，战略要地的周边必定已经被分封了很多诸侯国。所以，那些被分封在战略要地的国家很难向周边扩张，很难成为强国。而和天子关系疏远的异姓诸侯则被分封在边疆地区。比如，楚国被分封在周王朝疆土的最南边，齐国被分封在周王朝疆土的最东边。

然而，这些地区虽然战略位置不重要，但正是由于位于边疆地区，这些诸侯国可扩展的空间大。只要诸侯国君能够励精图治，就能够使自己的地盘不断扩大。只要有足够大的地盘，就可以承载足够多的人口。随着地盘的扩展和人口的增加，处于边疆地区的诸侯国就渐渐发展成了强国。这样一来，以同姓诸侯制衡异姓诸侯的战略设计就出现了异化。

齐国

(二)分封制支持体系的衰落

分封制之所以能在地方高度自治的情况下，保持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有着“天命说”、血缘和亲情、宗法制度以及礼乐制度等一整套机制的支持。然而，这一整套机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走向衰落。

1．“天命说”的逐渐衰落

“天命说”在人们蒙昧的时代具有很强的社会控制功能。然而，“天命说”本身具有脆弱性，因为它是建立在迷信和神话的基础上的。随着文明的进步，人们渐渐发现这种学说的虚假性。也因此，随着文明的进步，建立在“天命说”基础上的社会控制渐渐走向衰弱。

最初分封制建立的统治秩序很大程度上依靠“天命说”的维系。某一诸侯取代前朝天子成为天下共主，其他诸侯由于相信“天命说”，能够建立起对新王朝的认同。只要天子不做严重失德的事情，就能表明其仍然享受上天的庇护，诸侯们就会一直承认其合法性。但在“天命说”走向衰落后，社会控制的实现越来越凭借实力，而不再是迷信和神话。

2．宗法制的固有缺陷

宗法制最大的优点是使人们安于自己与生俱来的名分，减少争端。然而，宗法制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按照宗法制，只有天子的嫡长子才能继承天子之位。

但是嫡长子继承制存在着几个问题。第一，这种制度只关心谁是嫡长子，而不考虑其才德如何。如果嫡长子的品行不好、才能低下，必然失德于民，造成合法性危机。所以，这种制度能把周厉王、周幽王这样昏君推向天子之位，从而导致天下大乱。第二，天子如果无后，就必须从其他皇族中另立天子，这时具有同样资格的皇族成员就有可能发生内讧。

3．礼崩乐坏

礼乐制度只能在统治秩序稳定的情况下，从文化符号上发挥强化统治秩序的作用，而不能单独发挥维持统治秩序的作用。所以这种制度本身就具有脆弱性。随着“天命说”的衰落和诸侯势力的崛起，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礼崩乐坏”的现象。

孔子听说作为大夫的季氏居然让人们表演只有天子才能享用的“八佾”舞时，气愤地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我们可以从孔子无奈的话语中了解到春秋时期礼乐制度已经严重衰落。由于礼乐制度是分封制的支持体系，所以礼乐制度的衰落也加速了分封制的衰落。

孔子

五、统一国家的需要和分封制衰落之间的矛盾呼唤着中央集权模式的出现

分封制使天下共主、天下同源的观念得到了加强，扩展了华夏民族的统治地域，使中华文化从文化中心区向四周广泛传播，这就增强了广大地域内人们的同质性和相互认同感。在这些地区的社会秩序陷入混乱的时候，人们都普遍渴求社会进入有序的统一状态。社会秩序越混乱，人们的这种诉求就越强烈。

在分封制实行的早期，分封制本身的异化尚不严重，其制度优势尚能得到有效发挥。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分封制本身的异化越来越严重；此外，在实行分封制的早期，分封制的支持体系对分封制发挥着强大的支持功能，使分封制在中央对地方的管理上基本是有效的。

但到了后来，分封制的支持体系的功能越来越弱化。在分封制的异化作用和分封制支持体系衰落这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分封制走向了衰落。分封制衰落后，中央失去了对地方的管理能力，社会秩序走向崩溃，出现了诸侯间无休止的混战局面，这种混战局面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人民迫切希望社会进入统一、有序的状态。

所以，分封制一方面开拓出了广大的疆域，造就了广大地域内人们的同质性和相互认同感，造就了人们对统一国家的需要；另一方面，其异化作用和支持体系的衰落又使其没有能力维系一个统一的大国。

所以，在中央对地方的管理上，分权模式必须让位于集权模式。分封制衰落后，汤征夏桀、武王伐纣式的王朝更迭模式无法继续了。新的王朝更迭不会再像商取代夏、周取代商那样通过一次战争就能完成，而必然通过许多次战争，把所有诸侯都兼并掉，才能完成王朝更迭。

秦国在商鞅变法后逐渐崛起，经过几代杰出君主的经营，发展成了超级强国。最终秦国在吞并了所有诸侯国后才把分封制废除掉。分封制被废除后，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开始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

当然，自秦朝以后，分封制并没有完全绝迹，一些朝代实行过郡县制与分封制并存，但是自秦朝开始分封制已不再是主流了。有些王朝在部分地区实行分封制的原因是为了吸取前朝的教训，防止江山易姓。

但是，秦朝之后实行分封制的朝代无一例外地发生了诸侯王的叛乱。所以中国历代统治者不断从历史上的诸侯叛乱中吸取教训，认识到只有不断加强中央集权才能保证有着辽阔疆域的国家的统一，从而保证统治秩序的稳定。因而，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就这样被传承了下来。

商鞅

作者观点：

2000年来的中央集权中，我国的国家实力在稳健地提高，这充分说明了中央集权制度的优异性。

但是同时，也不能无视封建制度的优点。比如明朝时朱元璋把沐英分封到云南，就将云南彻底稳固了下来。

[1] 刘少杰．国外社会学理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 柳宗元．柳河东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3]江灏，钱宗武．今古文尚书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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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杨天字．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8]温梦．论语通译[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