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年去镇上赶集，偶遇初中女同窗，她红着脸问：你还缺个媳妇吗

平凡中的奇遇

＂你还缺个媳妇吗？＂赶集路上，小芳怯生生地问我，脸红得像冬日里的苹果。

那一刻，我愣在了集市的人潮中，手里握着的红薯差点掉在地上。

那是1991年的冬天，北风呼啸着穿过我们这个山东小镇。年关将近，县城到处张灯结彩，可我周建国心里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父亲的病一天重似一天，我不得不辞了济南纺织厂的工作回到农村老家。厂里主任拍着我的肩膀说：＂建国啊，你这一走，咱们厂可就少了个好把式了。＂

我只能苦笑。那时候，能在国营厂里有个正式工作，是多少人羡慕的事啊。可是家里的担子不能不挑，我这个长子不回去，还能指望谁？

回乡后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像是被岁月的磨盘一点点碾过。卖些自家种的红薯、土豆，再做点小买卖，仅够维持一家人的开销。

母亲每天愁眉不展，时常唠叨：＂你都二十八了，城里的工作也丢了，这媳妇的事儿可咋办啊？＂

我总是不接茬。心里却明白，自己这样的处境，又有哪个姑娘愿意跟着受苦呢？

那天一大早，我推着装满红薯的旧板车去镇上赶集。老板车吱呀吱呀响，像是在抱怨这寒冷的天气。

集市上人头攒动，乡亲们都裹着厚厚的棉袄，哈着白气讨价还价。我找了个不起眼的角落，支起摊子，心想今天能卖出去一半就算不错了。

正发愁时，却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周建国！真的是你啊！＂

我一抬头，是初中同窗王小芳。记忆中的黑辫子女孩，如今已是个略显憔悴的年轻妇人。

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旧棉袄，腰间系着褪了色的红围裙，眼角已有了细纹，却掩不住眼中的那份灵气。

＂小芳？好些年没见了，你现在在哪儿啊？＂我赶紧直起腰问道。

＂就在镇上啊，嫁人了。＂她轻描淡写地说，眼神却飘向了远处。

＂你一个人来赶集？＂她接着问。

＂嗯，爹病了，我回来照顾。厂里的工作也辞了。＂我简单地回答，没敢多说。

小芳点点头，似乎明白了什么。我们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只听见周围此起彼伏的吆喝声。

就在我准备告别时，她突然红着脸说了那句让我心头一震的话：＂你还缺个媳妇吗？＂

我以为她在开玩笑，尴尬地笑了笑：＂咋地，你给我介绍对象啊？＂

她急忙摆手解释：＂我是说，你这红薯我帮你卖吧，一个人慢。＂

那一刻，我看到她眼中闪过一丝我读不懂的落寞。

没等我回答，小芳已经撸起袖子，站到了摊位前面：＂红薯喽，刚从地里挖的红薯喽！又香又甜，蒸着吃烤着吃都好吃！大娘，来看看这个，掰开看，红心的，比蜜还甜！＂

小芳的吆喝声特别亮，带着一股子干脆利落。不一会儿，我的红薯摊前就围了一圈人。

她的手脚麻利，嘴也甜，三言两语就能把顾客哄得高高兴兴。看着她娴熟的样子，我想起了初中时她总是第一个解出数学题的情景。

那时候，她坐在教室前排，两条黑辫子一晃一晃的，举手回答问题时声音总是那么响亮，让我们这些男生都自愧不如。

不到中午，一车红薯竟卖了个精光。我数着口袋里的票子，又惊又喜：＂小芳，你这手艺可真行啊，我自己卖得磨破嘴皮子也卖不完。＂

＂我给你搭把手，你让我搭趟车回村，行吗？咱顺路。＂她收拾着筐子说道。

我赶紧点头。推着空板车，我和小芳一起往回走。初冬的阳光照在结了霜的田野上，闪着微弱的光。

＂你现在在镇上做啥呢？＂我小心翼翼地问道。

小芳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轻声说：＂在镇上小学门口卖早点。＂

回村的路不算远，可这一路我却听完了小芳这些年的故事。她高中毕业后，原本想去县城读中专，可家里供不起。

后来经人介绍，嫁给了镇上供销社的李志明。那会儿，能在供销社工作可是个香饽饽，小芳的父母高兴得合不拢嘴。

可是好景不长，去年随着改革的浪潮，很多国营单位都不景气了。供销社被裁了一大批人，李志明也在其中。

＂他去年跟着老乡去了南方打工，说是广东那边工厂多，能挣大钱。＂小芳说到这儿，声音有些哽咽，＂可三个月了，只寄过一次钱回来，后来连信都少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沉默地听着。

＂你现在住哪儿？＂我终于找到了话题。

＂借住在李家婶子家，帮人家做些家务活儿抵房租。＂她声音平静，眼里却有说不出的辛酸。

说话间，我们已经到了村口的大槐树下。小芳准备往李家婶子住的方向走，突然回过头来：＂建国，我那儿窝了点活儿，是镇上家具厂的订单，要做些小板凳和方桌，一个人忙不过来。你...要是有空，能不能来帮把手？按件给工钱。＂

我没多想就答应了。倒不是为了钱，而是看着曾经活泼开朗的同窗如今这般境况，心里不是滋味。

从那天起，我和小芳就开始了合作。白天我照顾父亲，给他煎中药，喂饭；晚上骑着自行车去镇上，帮小芳做木工活儿。

小芳租的是李家婶子家院子里的一间小平房，不过二十来平方，里面放了一张单人床，一个小炉子，其余的地方堆满了木料和半成品的桌椅。

＂挤了点，将就着干吧。＂小芳不好意思地说。

我摆摆手：＂比我们生产队的工棚强多了。＂

那段日子，我和小芳默契地配合着。她手巧，负责设计和细活；我力气大，负责锯木头、刨板子、组装。晚上干到十点多，有时候渴了，就喝小芳泡的大碗茶；饿了，就吃她蒸的红薯。

＂建国，你手艺真不错。＂有一次，小芳看着我组装好的八仙桌，由衷地赞叹。

我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在厂里学的，闲着没事儿就琢磨。＂

小芳突然笑了，那一刻，她仿佛又回到了少女时代：＂记得初中那会儿，你总说要当木匠，老师还批评你没志气呢。＂

我们都笑了，笑声在小屋里回荡。那一刻，岁月的重担似乎轻了许多。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父亲的病情渐渐稳定，我也能腾出更多时间帮小芳干活。

渐渐地，我们的手艺在镇上有了些名气，订单也多了起来。小芳提议我们合伙，租个大点的地方，专门做家具生意。

＂这可是正经买卖，比卖红薯强多了。＂小芳眼里闪着光。

我有些犹豫：＂可是...你丈夫...＂

小芳神色暗了下来：＂他半年没消息了，我写信去他说的地址，都退回来了。＂

看着她黯淡的眼神，我心里一阵酸楚。这世道，多少家庭被生活的浪潮冲散了啊。

经过再三考虑，我同意了小芳的提议。我们在镇上集市边上租了间小铺子，挂上了＂周氏家具店＂的牌子。

开业那天，我炒了几个菜，买了两瓶老白干，请几个熟人来捧场。看着热热闹闹的小店，小芳眼里含着泪花：＂建国，谢谢你。＂

我笑着摇摇头：＂咱是同乡同学，何必言谢？＂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和小芳的生意渐渐有了起色，不再为温饱发愁。

父亲的病也稳定下来，能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了。看着我每天往返于家和镇上的小店，老爷子时常感叹：＂建国啊，你和小芳这个搭配真是不错，人家一看就知道你们是天生一对。＂

我总是笑而不答。其实，我心里也有了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每当看到小芳认真画图纸的侧脸，或是她熟练地给客人介绍家具时脸上自信的笑容，我心里就会涌起一股暖流。

可是，我始终没敢说出口。她毕竟是有丈夫的人，即使那个人杳无音信。

春天来临时，小芳突然收到了李志明的信。那是我们开店后的第三个月，一个送信的乡邮员骑着自行车来到店门口：＂王小芳是这儿吗？有你的信！＂

小芳接过信，手微微发抖。拆开一看，脸上的表情从惊喜到复杂，最后变成了释然。

＂志明在深圳找到了工作，在一家外资厂当保安。＂她看完信告诉我，＂他说那边生活安定下来了，让我过去团聚。＂

我强装镇定：＂那...那挺好啊。你准备什么时候走？＂

小芳沉默了一会儿：＂我得考虑考虑。店里刚有起色，就这么走了，对不住你。＂

接下来的日子，我总觉得心里堵得慌。每天看着小芳在店里忙前忙后，想到她可能随时离开，就感到一阵失落。

一个月后的一天，小芳突然对我说：＂建国，我决定了，不去深圳了。＂

我愣住了：＂为什么？那可是你丈夫啊。＂

小芳苦笑一下：＂他在信里说，他在那边有了新的生活...有了新的...家庭。＂

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能笨拙地拍拍她的肩膀。

出乎我意料的是，小芳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崩溃。她只是平静地说：＂也许这样对大家都好。这些年，我和他早就没有什么感情了。＂

那晚，我们关了店，坐在小店后面的小院里喝酒。初夏的晚风吹过，带着槐花的香气。

＂建国，你知道吗？＂小芳喝了点酒，脸红红的，＂那天在集市上问你缺不缺媳妇，我其实...是有私心的。＂

我心跳加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和志明早就名存实亡了。看到你回来，我就想，如果能和你...可我又不敢说，怕你笑话我不检点。＂小芳低着头，声音越来越小。

我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说出了埋藏在心底许久的话：＂小芳，我喜欢你。不是因为可怜你，是真心喜欢你这个人。＂

小芳抬起头，眼里闪着泪光：＂可是...村里人会说闲话的。＂

我笑了：＂咱又没做亏心事，怕什么闲话？再说了，你和李志明的事，可以去办离婚手续，光明正大的。＂

就这样，我和小芳决定在一起。当然，一切都要等手续办完，光明正大。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就在我们准备去县城办手续前一周，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李志明突然回来了。

那天傍晚，我正在店里给一张八仙桌上漆，突然听到外面一阵嘈杂。一个消瘦的男人推门而入，眼神锐利地盯着我：＂你就是周建国？＂

我放下刷子：＂你是...＂

＂我是李志明！＂他冷冷地说，＂听说你和我老婆关系不一般啊？＂

我心里一惊，但很快镇定下来：＂小芳是我同学加合伙人，我们在做正经生意。＂

李志明冷笑一声：＂全镇人都知道你俩什么关系！＂

这时，刚从后院拿货的小芳听到动静走了进来，看到李志明，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志明...你怎么回来了？＂

＂怎么，我不该回来吗？＂李志明讥讽道，＂我在外面打拼，你在家里找了新男人，好得很啊！＂

小芳强作镇定：＂你明明写信说你在深圳有了新家庭，让我别去找你。＂

李志明愣了一下，随即大怒：＂那是我朋友代写的！我是想让你死心，别来深圳找我麻烦！我哪知道你这么快就和别人好上了！＂

场面一时剑拔弩张。我拉住要冲上来的李志明：＂有话好好说，别动手。＂

这一闹，引来了不少看热闹的镇上居民。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有为小芳抱不平的，也有指责我们的。

最后，是老支书出面，把我们三个叫到了村委会调解。

＂小李啊，你这一走就是大半年，连个音信都没有，让小芳一个女人家怎么活？＂老支书先批评了李志明。

又转向我和小芳：＂你们俩虽然没做出格的事，但避嫌不够，让人闲话。＂

经过一番调解，李志明承认了他在深圳确实有了新女友，只是因为听说小芳和我走得近，才赶回来＂争口气＂。

＂既然如此，你们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不如好聚好散。＂老支书建议道。

李志明沉默了一会儿，最终点了点头。他需要尽快回深圳，也没精力纠缠这段婚姻。

就这样，在村委会的协调下，小芳和李志明去县城办理了离婚手续。

风波过后，我和小芳的关系反而更加明朗。虽然还有些闲言碎语，但大多数乡亲都理解和支持我们。

我父亲得知此事后，拍着我的肩膀说：＂小芳是个好姑娘，受了不少苦，你要好好待她。＂

母亲也难得地没有反对，只是叮嘱我：＂既然选择了，就要负责到底，不能半途而废。＂

那年冬天，我和小芳补办了简单的婚礼。没有豪华的酒席，没有贵重的礼物，只请了几桌亲朋好友，热热闹闹地吃了顿饭。

婚后，我们的小家具店生意越来越好。九十年代初，正是改革开放深入的时候，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对家具的需求也增加了。

我们把店面扩大了一倍，又请了两个学徒。小芳负责设计和账目，我负责生产和销售，配合得天衣无缝。

1993年，我们有了儿子，取名周安康，寓意平安健康。看着小芳抱着孩子的样子，我常常感到无比满足。

日子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着，却比蜜还甜。

有时候想想，如果当初没有那场偶遇，如果小芳没有红着脸问我那句话，我们的人生会不会完全不同？

但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那个变革的年代，我们相遇、相知、相守，共同面对生活的风雨。

而这，便是我们平凡生活中最不平凡的奇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