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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讲开始，我们正式进入《资治通鉴》第9卷，也是“汉纪”的第一部分，时间跨度是“起旃蒙协洽，尽柔兆君滩，凡二年”，大体相当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前205年，总共只有短短两年时间。以两年时间占据一卷的篇幅，可想而知历史大事件的密集程度。

本卷还有一个编年性质的小标题，叫作“太祖高皇帝上之上”。简单讲，“太祖高皇帝”就是刘邦，刘邦占据的篇幅被分为了上中下，本卷是“上”的上半部分，所以称为“上之上”，下一卷当然就叫“太祖高皇帝上之下”。这种简单粗暴的编排方式，在今天几乎见不到了，现代读者自然会感到陌生。

以讳事神

这里特别需要花点篇幅解说一下什么是“太祖高皇帝”。

历代帝王的称谓，有庙号、谥号、尊号、年号好几套各自独立的系统，相当混乱。以刘邦为例，我们今天提到刘邦，下意识就会产生的联想是“汉高祖”。虽然司马迁就已经称刘邦为高祖了，《史记》的“十二本纪”当中有一篇《高祖本纪》，但其实这个称谓有点草率，是把作为谥号的“高”和作为庙号的“祖”捏合到了一起。

如果严谨一点的话，那么高是高，祖是祖，分别隶属于一个独立的称谓系统，互不搭界。当然，庙号和谥号并不是不可以连用，但标准的使用规范应该像《资治通鉴》的小标题这样，称刘邦为“太祖高皇帝”——“太祖”是庙号，“高”是谥号。

前边讲过，谥号是周代传统。让我们简单温习一下：周代某一任天子或诸侯死后，元老们会根据死者一生的功业，给他挑一个好听的字作为谥号，并得到继任者的认可，从此以后就会按谥号来称呼这位死者，禁止提起死者的名字。在周朝的贵族传统里，不光是天子或诸侯有谥号，即便一个人没那么高的身份，只要死了，名字就会成为忌讳。

这种传统，叫作“以讳事神”，大意是说，死者的名字从此属于鬼神世界，人间不能提。谥号的“谥”，这个字右半边是“利益”的“益”，有“增加”的意思，所以“谥号”这个词，从字面上看，就是给死者新取一个名字。

理论上说，每一位去世的长辈都在鬼神世界里以另一种形式继续活着。所以，当一个长辈死了，晚辈就不能再用服侍人类的方式来服侍他了，要换一种方式，把他当作鬼神来服侍。这种服侍方式，就是祭祀。鬼神要想健康长寿，也要像人类一样摄入营养。鸡鸭鱼肉、油盐酱醋，都不能少。但是，根据礼制，凡是和鬼神有关的事物，称谓都要改变，自成一套话语体系。比如祭祀用的猪，要改叫“刚鬣”。《西游记》里猪八戒的本名叫猪刚鬣，出处就在于此。

尊号

等到秦始皇一扫六合，建立皇帝制度，认为臣子根据皇帝的一生功过给皇帝拟定谥号这种事纯属以下犯上，很不应当，于是废除谥号，改用序号，自己称始皇帝，继任者称二世皇帝，以后三世四世，千世万世以至于无穷。只是没想到才传到二世皇帝，大秦帝国就走到了尽头。

汉朝建立之后，所谓汉承秦制，能偷懒就偷懒，很多制度都是照搬秦朝来的，但在皇帝的称谓方式上，汉朝不但恢复了周朝的谥号制度，甚至复活了商朝的庙号制度。

我们先看谥号制度。《史记》有记载说，当刘邦驾崩，太子继位，群臣盛赞刘邦的丰功伟绩，认为他功劳最高，所以给刘邦上尊号，称他为“高皇帝”。从字面上看，刘邦被称为高皇帝，或者后人据此称他为汉高帝，这是尊号，而不是谥号。

但问题是，所谓尊号，传统上是统治者生前才用的头衔。汉初群臣根据刘邦的一生功业为他拟定“高皇帝”这个头衔，完全属于周朝的谥号制度。所以，即便《史记》原文说的是“上尊号为高皇帝”，但这个尊号，本质上就是谥号。汉朝初年百废待兴，又被秦朝的“焚书坑儒”政策搞出了一个文化断层，很多从传统文化而来的典章制度都已经搞不清了，混淆尊号和谥号倒也在情理之中。

汉初群臣的文化到底有多低呢，从“高皇帝”的“高”字就可以窥知一二。传统上的谥号用字，并没有这个“高”字，群臣只是因为刘邦推翻秦朝，建立汉朝，“功最高”，才尊他为“高皇帝”的，就是这么直接而质朴。汉朝以前那些称号里有“高”字的统治者，比如著名贤君殷高宗，“高”是他的庙号，并不是谥号。但也有人认为，汉初群臣并不是不懂得谥号和尊号的区别，只是受到了秦朝意识形态的影响，认为臣子不应当议论君父，所以就变通了一下，把谥号称为尊号了。

庙号

再来说说庙号，“太祖高皇帝”当中，“太祖”就是庙号。

所谓庙号，顾名思义，是在宗庙祭祀当中用到的名号，和谥号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庙号起源于殷商时期。从商朝史料来看，当时并不是所有君王都有庙号，而只有少数功勋卓著的君王才有资格获得荣誉性的庙号。

等到武王伐纣，改朝换代，周人以谥号制度取代了庙号制度，上至天子，下至基层领主，死后基本上都会获得一个谥号。汉朝人把谥号和庙号一并继承了下来，至于两者的区别，大体而言，庙号沿用商朝制度，仅对少数功勋卓著的君王奉上庙号，谥号沿用周朝制度，雨露均沾。另一方面，从理论上说，自汉代以后，庙号偏重于私，属于皇帝家族的内部事务，强调的是血缘继承关系；谥号偏重于公，属于政府层面的外部事务，强调的是皇帝作为天下统治者的综合表现。

以上讲的只是一个大致轮廓，至于谥号和庙号的背后机理，到了汉朝就已经搞不太清了。儒家学者们越钻越深，越说越乱。汉景帝元年颁布诏书，主题是明确前面几任皇帝的祭祀标准，劈头第一句就是“盖闻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意思是说，听说古代有这么一种说法，有重大贡献的祖先称为祖，有崇高德行的祖先称为宗。

应作注释，说第一个取得天下的祖先称为祖，所以汉高帝称为高祖，第一个治理天下的祖先称为宗，所以汉文帝称为太宗。颜师古反驳，说应邵说的不对，“祖”的意思是“始”，始受天命的祖先称祖，“宗”的意思是“尊”，有德受尊重的祖先称宗。刘攽（ban）又出来反驳颜师古：不对，始受天命的称太祖，建功立业的也称祖，商朝有一位祖甲，这就是如山铁证。

可见庙号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应该怎么拟定，已经一团乱麻了。但不管怎么乱，现实毕竟存在着这种需求，就必须搞一套方法出来。无论如何，“祖有功而宗有德”这句话在儒家世界里是被广为承认的，于是在实操层面上，汉朝的规则大体而言，是王朝创始人称“祖”，“祖”只有一个，继任者称“宗”，“宗”没有数量限制。

大礼议事件

我们看西汉的前几任皇帝，刘邦作为王朝创始人，被尊为太祖；汉惠帝没有什么存在感，被略过不计；汉文帝大搞休养生息，政绩很出色，人格魅力也很突出，所以被尊为太宗；汉武帝也有庙号，叫作世宗，但因为汉武帝执政期间耗空了国库，民生凋敝，所以在给他议定庙号的时候，有大臣激烈反对，导致汉武帝险些就像汉惠帝一样只有谥号而没有庙号。

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皇帝都有庙号，只有那些格外闪光的皇帝才有资格获得庙号。所以后人在读历史的时候，提到汉朝皇帝，一般也就不会称庙号，而是称谥号了。

这个规则到唐朝就彻底扭转了，所有皇帝都有庙号，我们很习惯以庙号称呼唐宋皇帝，比如唐高祖、唐太宗、唐玄宗、宋徽宗、宋钦宗、宋高宗，都是庙号。元朝也不例外，但明朝有点特殊，朱元璋是明太祖，朱棣是明成祖，“祖”竟然出现了两个。

朱棣以藩王身份算位夺权，这就是明史当中著名的“靖难之变”，皇位合法性是大有瑕疵的。所以当朱棣的直系后人给朱棣拟定庙号的时候，原本方案是“太宗”。庙号传统里，惯例是王朝第二任皇帝称太宗，所以称朱棣为太宗，特意标榜他是太祖朱元璋的直接继承人，而被他用武力推翻的那位建文帝朱允，就这样不着痕迹地从帝王谱系当中被抹去了。

赢家掌控话语权，本来朱棣会以明太宗的身份被后人记住，但事有不巧，作为朱棣直系后人的明武宗死得突然，没有留下儿子，皇位继承人就只能从旁支里选，这就是明世宗。明世宗继位之后，宗庙设置问题出了天大的乱子，这就是著名的“大礼议”事件。

简单讲，儒家大臣的主流意见认为，刚刚继位的明世宗应当把明武宗的亲生父亲，也就是明孝宗，当成自己的亲生父亲来祭祀，但明世宗死活不干，非要把自己已故的亲生父亲，一位从没做过皇帝的藩王，升格为皇帝，入太庙祭祀。

假如遵照大臣们的意见，就意味着明世宗是朱棣的直系后人，宗庙谱系处理起来最简单，不会乱，而如果遵照明世宗本人的意见，朱棣就变成了明世宗的远房亲戚，朱棣的牌位也就必须被移出太庙正殿了。但如果真的把朱棣的牌位移到太庙偏殿，且不论这会引发多大的社会震荡，即便对明世宗本人而言也不太好，因为明世宗毕竟是明武宗的继任者，而明武宗又是朱棣的直系后人，这就意味着，如果朱棣的牌位不配进入太庙正殿，那么明世宗的皇位合法性就会出现瑕疵了。

折中办法，就是把朱棣的庙号从“太宗”升格为“成祖”，有了“祖”的资格，牌位就可以一直被供奉在太庙正殿了。

既然有了一朝二祖的先例，到了清朝就变本加厉，一朝三祖。第一个祖是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第二个是章帝福临，又称顺治帝，第三个是仁帝玄烨，也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康熙大帝。

后人称呼明成祖朱棣，通常会称永乐帝，因为在朱棣的执政期间，年号一直没变，就叫永乐。年号原本是纪年用的，起源于汉武帝，理论上说，只要皇帝高兴，就可以随意更改年号。只不过到了明清两代，大体上一位皇帝只用一个年号，所以人们习惯以年号代指皇帝，比如明武宗年号正德，就被称为正德帝，明世宗年号嘉靖，就被称为嘉靖帝，其他像清朝的康熙帝、乾隆帝，都是这样。

这次借着《资治通鉴》第9卷的小标题“太祖高皇帝上之上”梳理了一下帝制中国的庙号、谥号、尊号和年号，这是我们在进入“汉纪”之初首先要解决掉的问题。下一讲我们再书接上文，谈谈刘邦入关之后的遭遇。我们下一讲再见。

上期回顾：刘邦是怎么突袭峣关的？不能强攻，只能智取，威逼利诱！太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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