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能，你不是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

我们很小就认识马克思、很小便被要求学习马克思主义、很小就了解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大部分人也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毫无疑问，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唯物主义”群体。这种认识来源于教育，被确认于生产与再生产。

然而当我们拜读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之后，我们的这一坚定的认识或许会发生一定动摇。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在此之前，我需要先大概地补充一下恩格斯这本《论费尔巴哈》的写作背景。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写作于1845年的春天，被誉为关于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些基本原理，与以往的旧哲学划清了界限。遗憾的是，这一份《提纲》和更多与《提纲》联系在一起的手稿并未在马克思在世的时候得到发表，而且很多也在后来的岁月里相继遗失了。马克思死后，作为其坚定战友的恩格斯挑起了无产阶级解放的重担。与此同时，德国古典哲学于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等地又有了死灰复燃的倾向。有一些人开始抨击马克思所谓的新唯物主义历史观不过是在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之上简单的缝合。为了应对思想上的威胁更是为了巩固其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根基，恩格斯在整理好了马克思十一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并在此基础上写作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样一本小册子，更加系统地辩护和论证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

《论费尔巴哈》中以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进行这个批判之前，恩格斯首先解决了经验论和唯理论关于认识能否真正认识到事物这一问题的争论。他这样说道：“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使它按照它的条件产生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末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也就是说，倘若我能复原我所见的现象，并使得这个现象的复原满足原来这个现象对我来说有用的公用，那么你不能说我完全无法认识藏在现象之后的“自在之物”，正相反，我将现象背后的这“自在之物”认识的清清楚楚。

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中叶的工业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作用

在解决掉思维能否认识正确认识存在的同时，恩格斯借助大工业生产这一事实同时也论证了存在决定思维，物质决定意识这一原理。在十六、十七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尚且有限，唯一成为系统的只有牛顿的力学定理，因而在哲学上仍旧留给了唯心主义生存的空间。到了十八、十九世纪，随着自然科学在各个领域的蓬勃发展，物质在思维存在关系中的主导地位已不言而喻，正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诸如“思维如何能真正认识到存在”这一在哲学史上被反复争论的问题，得到了最终的化解。这种思维和存在关系方面的认识就是那个时代，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唯物主义者的共识。

然后我发觉，似乎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唯物主义者的共识。然而很可惜的是，无论是两百年前的费尔巴哈，还是我们这个年代有幸未曾涉及“爱智慧”领域的各位“唯物主义者”们，在认识达到这一层次后，便没有再向前踏出一步了。在涉及到社会和历史问题的时候，他们重又退缩了，又变为了唯心主义者。

恩格斯在《论费尔巴哈》中用了整一章节来论证和批判费尔巴哈在宗教哲学和伦理学上的唯心主义倾向。他指出，费尔巴哈一方面频繁地得出进步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但当他往下继续写的时候又把这种结论抛之脑后。费尔巴哈一方面认识到宗教不过是人的“抽象性”的总和，一方面又在瓦解掉宗教之后又想着用政治或者道德或者“爱”，这种实质上与康德“绝对命令”没有区别的抽象的思想概念作为引导人走向幸福的旗帜。恩格斯在这里写道：“当一个人专为自己打算的时候，他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满足，而且决不是对己对人都有利。他需要和外部世界来往，需要满足这种欲望的手段：食物、异性、书籍、谈话、活动、消费品和操作对象。二者必居其一：或者费尔巴哈的道德是以每一个人无疑地都有这些满足欲望的手段和对象为前提，或者它只向每一个人提供无法应用的忠告，因而它对于没有这些手段的人是一文不值的。”在这里，恩格斯指出，唯一能真正对人的处境人的幸福起到改善作用的，只剩下了“物”。抛开这些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去谈论抽象出来的道德观念，并脱离这种物质基础去批判这种道德观念，想要达到的效果无异于对着一个溺水的人大喊：“你只要把心中关于重力的迷信思想抛弃掉！就自然会从避免溺亡。”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而到了现在我们常见的唯心主义倾向则在于对于一些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原则的深信不疑，不将这种原则看做特定历史发展过程下产生的结果，而把它们看做是一成不变、自古以来的东西，即又一种形而上的“绝对精神”。譬如对人性自私、邪恶的偏执和种族、民族观念。就如我曾经在B站一个以儒家思想探讨人性的视频下看到有人说：“人性就是自私、贪婪······只有天天背书的文科生才会把‘人性就是社会性’看做是一成不变的真理。”又比如当我们问道：“人的本质是自私的吗？”可能多数的人会回答：“是的”。又如我曾经看到一篇北大历史学院学生写的关于南非的文章，他认为正是黑人的劣根性摧毁了南非。我们信奉物质的无上能力，认为现象界的一切都来源于物质，又亲眼目睹了物理学“真理”的不断发展过程。但当进入人文社会关系的时候，又认为当下的社会关系就是无可撼动、一成不变的了。认为就是有什么高高在上的“无上意志”给我们每个人系上了绳索，只能任由这个虚无缥缈的“本性”操纵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当我们说人性贪婪、自私，人与人交往中一切的互相帮助、舍己为人不过是为了能够保证自己利益披上的虚伪道德伪装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暗含了在物质富足的前提下，为了更好地满足相互的利益，人们能够通过利他的形式来满足利己。当我们谈论某个种族、民族的劣根性的时候，却常常忽略了拆开来看，这些种族民族内部的上等阶级中同样存在颇具世界影响力的精英人士，民族和种族不过是阶级问题的一层遮羞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在社会之内，在人与人交往和各种交往所产生的各种关系中，依然适用。

另外一种唯心主义倾向就在于对原理的教条化理解。马克思主义是毫不掩饰的，无产阶级的哲学。但又为了契合无产阶级的实际情况、考虑无产阶级的文化背景，马克思主义在传播过程中不得不进行口号化和简略化。

正如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考察报告》中说的那样：“开一万个法政学校，能不能在这样短时间内普及政治教育于穷乡僻壤的男女老少，像现在农会所做的政治教育一样呢？我想不能吧。”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在这番简化和口号化的过程中也许能够得到较好的保留，但当理论的简化和口号化涉及到哲学领域都时候，也不免遇到了困难——如何将经过上千年演化，在康德之后彻底变为一门系统、专门学科哲学简化为口号，又不丢失其原本的含义呢？这是困难的，就连向来以写作风格通俗易懂著称的毛主席，在写到《矛盾论》、《实践论》的时候，语言也不免变得晦涩起来。由此，系统性的理论并未深入人心，口号化的语言却如锥子般扎在了人们的脑海里，因而这些口号化后的原理最终也不免陷入“绝对精神”和“无害神像”一般的境地。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从黑格尔哲学中发生出来的辩证唯物主义了。黑格尔有一句名言，叫做“存在即合理”，然而这句话还有下半句“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而恩格斯则做出了自己的总结：“凡存在的，终将灭亡。”辩证唯物主义一方面否定了黑格尔对于“绝对精神”的探究，认为黑格尔这种试图满足人类消除一切矛盾的精神需要的概念实际上创造出了一个新的矛盾：“假定一切矛盾都一下子永远消除了，那末我们就会达到所谓绝对真理，世界历史就会终结，而历史是一定要继续发展下去的，虽然它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另一方面，辩证唯物主义高举辩证法的大旗，并在摆脱了对“绝对真理”的束缚后以实践为根本，不断地向前迈进。这样才是更进一步的唯物主义者。

黑格尔

最后，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我在阅读《论费尔巴哈》时产生的问题。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强调：精神上对某种美好品质或者思维方式、意识形态的转变，是无济于现实中的状况的。然而，在历史上，无产阶级又的确在经济和政治胜利的前提下，由于思想斗争的失败，最终不得不面对资本主义的复辟。那么，这种阶级斗争意识、这种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到底只是一种新的“绝对精神”，还是说是政治经济斗争之中或之后要进行的必须的斗争呢？

但如果我们的意识是完完全全被社会建构的，那么人的主体性、能动性，改变和革命的自由又在哪里？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思想斗争失败之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逻辑重新占据了主流，如果不让人意识到这套逻辑的问题，那么社会最终也难以改变，终究会继续保持私有制和奴隶制的框架。所以，无论这种行为到底是不是重塑一种“绝对真理”，都要以实践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