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小时候是不是也这样调皮捣蛋？一文带你回忆难忘的校园时光

新学期开始后，总会有几个天气忽然凉下来的日子，就像在第二个学期开始后，会有这么几个天气忽然暖和起来的日子。这是我对秋天和春天的最初感受，让我们在放学的时候感到早上出来的时候衣服穿得少了或者多了。校门口有家长来送衣服，这些家长大多是没有工作的，他们会有空在这样的凉天或雨天送衣服和雨伞。双职工的家长这时候在上班。后来我们家长是双职工的，就学会从收音机里听天气预报。

1960年代的城市是四季分明的。一场秋雨过后，路上忽然有了许多落叶；蟋蟀的鸣叫变得缓慢，拉长了；穿起长裤的时候，感觉里面是空落落的；加了棉毛裤、卫生衫，套上外衣的时候，里面的裤管和袖子都缩进去了，便要有大人的手从裤管和袖管口伸进去，从里面帮你拉住裤管和袖子，拉直。这一刻是温暖和舒适的；如果仅仅是温暖和舒适，如果真的再没有别的什么，许多年以后，为什么还没有忘却？这里面一定孕育了人类的灵魂。

冷饮收摊了，没有了。语文课文会有一篇有关“国庆”的文章；如果教一篇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课文，那就临近“五一”了，天气便是暖洋洋的。

下午的课堂里，我们的同学里有人在吃橄榄，因为听到有人发出咂吧声，是熬不住的滋滋有味；老师也听到了，发问是谁在上课的时候吃东西，没有人肯承认，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的腮帮子鼓起一小块来，似乎嘴巴里都含着什么。这是我们从语文课文《我是区长》里学来的，敌人要抓我们的区长，群众要保护区长，就有人挺身而出说：我是区长！敌人要杀他，又有人出来说：我是区长！无数的群众说：我是区长！真正的区长就夹在里头。每当这个时候，我们感受到一种反抗的乐趣，造反的乐趣。学来的知识和天生的聪明和智慧，便都用在了这个里头。

吃橄榄的时候，我们会在嘴里感受这个橄榄的核，是大的，或是小的，是扁的，或是长的。这决定我们是否可以赢取更多的橄榄核。我们玩一种叫“钉橄榄核”的游戏，用一颗橄榄核瞄准着，站着，从高处落下去，将另一颗放在地上的橄榄核击出一个划定的区域。这种游戏让我们乐此不疲，是男人最初的有输赢的赌博。橄榄核成了我们的财富和能力的象征。同时我们在酝酿着争吵。游戏的形式本身便带着这种争吵的可能性。争吵最终取决于实力，是男人的力量和勇气，敢不敢打架和会不会打架。这是很粗俗的。但在许多时候，对于男人来说，粗俗是很有吸引力的，具有无限的魅力。

那魅力根植于野性，更接近于人类的本能。许多年来，我听到和看到无数的相声小品，在上海有更多更粗俗的滑稽戏，归根结底，都让我感受到粗俗和调皮捣蛋的乐趣。变了法儿让人取笑和逗乐，不惜用一些古怪的嗓音和古怪的表情，都是接近于儿童式的无聊。儿童是最无聊的，也便是最无忧无虑的。儿童没有太多的文化，也是粗俗的理由；他们是简洁明快的。这使儿童在本质上更接近于生活。

有一个黄昏，放学的时候，我被老师截住，并且被截获了我所有的橄榄核。班级里的人也不过来解围，还站在一旁起哄。我虽然不太害怕，却也只得乖乖地缴出了我所有的橄榄核。这里面还有一个我用橄榄核做的类似于现在飞镖的玩意儿——用一只橄榄核，将两个尖尖的头磨平，会出现两个小平面，里面各有一个小眼，一头插上三支鸡毛，一头插上一枚缝衣针。谁都可以想象这样的飞镖有多么精致，多么美妙！这个天才的发明物即便拿在女教师手里，也一时令她难以释手。她在仔细端详这一发明之后，说这样的玩具是有危险性的，便充公了。

这时候，女教师开始数落我。女教师在说：“那应该是个女孩子。”她双手扶着讲台，她的白皙的手指染着红色的墨水，还夹着一支粉笔，像男人夹一支香烟。她在对我的姓名中的“莹”做注释。有一颗用纸片儿折叠成的子弹从男孩堆中的橡皮筋上弹射过来，击中她的头部。那该是又一个具有“危险性”的玩具了。那是另一个男孩所为。我也有这样的橡皮筋和子弹头。那种弹弓是我们男孩最富攻击性的玩具。所以我不是女孩。所以我有着男人最初的粗俗和野蛮。

在那一刻，女教师以标准的普通话说声“我中弹了”，头便伏在臂弯里。瞬间是一片寂寞。女教师优雅的声音和优美的睡姿令我心动。我的视线从她隆起的后衣领里探进去。我看见她的后颈及背处，有一块小小的疮疤，宛如种的牛痘。我心头倏忽之间荡漾起温情一片。我极尽我的目力，要往里往下往深处探去。对面的教室在关窗户，将一片西下的阳光反射进来，晃了我的眼。一晃而过。

在去上学的路上，我开始学会想一些事儿。许多事儿结束了。一本书读过了。一个学期结束了。一些东西吃过了。这让我觉得有趣。我们的课文有一篇《我要读书》，是高玉宝写的一本书里的章节。叫我感觉这是个穷人的孩子，要读书，就像要吃东西一样。高玉宝趴在学堂的窗口偷听人家上课的情景，让我感到过去的生活真的很苦，现在的生活真的很甜。老师和家长教育我们这些孩子，便用“你们是甜水里泡大的”这样的话来说我们。我开始努力感受周围的“甜”，有时候却觉得并不是很甜。

我们小学是在一个弄堂里的，叫康乐路小学。一个小学要分三个地方，分别在康乐路、安庆路上。早上在人家的弄堂里排着队，一个“两手前并举——向前看齐”，队伍就从弄堂口伸出去了，蔓延到上街沿，升旗、奏国歌、行队礼的时候，队伍后面的人都看不见国旗；做早操，经常会踢翻人家晒着的马桶。在国歌声中，弄堂里的人家却在埋头吃早饭，吃泡饭，稀里呼噜的，很不严肃。下午放学回家的路上，又经常会跟那几条弄堂里的孩子打架。我们一个学校里的人结成一伙，他们一个弄堂里的人结成一伙；这样便成了打群架。我们男孩如果头上有几个疤的话，多半是在那个年代、那个时候打群架留下的。

许多个秋天和春天，便这样开始和结束。打群架很刺激，一伙一伙的，先是在不远处彼此观望着，对峙着，看上去人数大致相等，都认为自己不会吃亏，这时候，有一伙呼啸着便冲过去了，这一冲几乎是决定性的，被冲的一伙如果没有必胜的信念，就要被冲垮；所以，我们打架的时候，都先要关照好，不许有人先逃。只要有一个人先逃，便会引起连锁反应，一下子就兵败如山倒。打架的人都是有备而来的，所以一般不会逃。彼此对打的时候，就是考验一个人的勇气和意志。空气中流动着喘息和骂人的声音，以及拳头击在面庞上的“噗噗”声。

还有些女孩子，喜欢看男孩打架，当然，她们是要看到自己认识的男孩，“打得过人家”。这样的男孩，并不是很多，既要让女孩看得上，又要打得过人家。那就是英雄。自古英雄出少年，出在打架最多的男孩里。男孩之间就会瞎扯打架的事儿。没有人认为这是胡扯，很认真地听讲。

上课的时间其实并不很多，学校的教室不够，只能上半天课，所以课桌里经常会有别的班级遗留下来的东西，低年级的看见高年级的课本觉得很深奥；高年级的看见低年级的作业本觉得很幼稚；教室的黑板报也是各个班级轮流出，在黑板报上，可以发现别的班级有人搞“不团结”或“赌博”什么的，觉得很新鲜。

在不读书的另外半天，就会安排一种叫“小小班”的学习形式，就是邻近的同学要集中到一个同学的家里，相对来说，这个同学的家要大一点，学习成绩要好一点；每个人从家里带个小凳，做自己的功课，要抄或作弊，这时候是最方便。“小小班”的班长也没有办法。大家很快做完功课，就玩各自的游戏，女孩子玩得最多的是一种抛布袋翻麻将牌的游戏，在将小布袋抛起来的一刻，手要将桌上的几个麻将牌翻成一定的花样，再接住布袋；男孩子看小人书，这种小人书都是从弄堂口的小书摊上借来的，2分一本，这时候正好换着看；大概这种连环画都是小人看的，所以都会龌龊兮兮；牛皮纸的封皮，装订得很结实，重新用毛笔写了书名。有一种是蓝荧荧的画面，不是画出来的，是电影连环画，大多是一些故事片，对没有看过的电影，是一种很好的补偿。我看这种连环画多了，知道其中的一些技巧，比如，里面的人物对话，都是在画面里画个方框，标一个箭头，指向某人的嘴，里面的文字，便是这人的话；如果方框画成一团云似的，箭头指着这人的脑袋，里面的文字，便是这个人心里想的话。

天气冷了又热了。大家都盼望着每天有一些新鲜的事儿，呼吸一点新鲜的空气。于是，一伙一伙的成群结队，外出闲逛，沿着我们熟悉的弄堂和马路，穿过一个个小书摊、大饼摊、小菜场。生活得到了某种满足；还会有一些忐忑，甚至是大祸临头的感觉；同时，也在感受着自信或不自信。

老师承担着教育我们的责任。所以，老师在我们的心目中，比父母还要来得神圣。她们严厉，却不动辄打人骂人，而是说许多道理，用分数和评语来对我们的心理实行控制，用批评和表扬让我们对她们崇拜。我当然主要说的是女教师。在小学里，我对男教师毫无印象，除了体育老师，也就是会扯着嗓门喊“一二一”的男人。不管怎样，我从来都是带着异性的眼光来看待老师的。我从她们身上得出了我最初的“我是男孩”的感受，就像是为了证明“我是男孩”我要去打架一样。

因为这样，我免不了让女教师多操心一点，经常被教育一番，我在她的面前被强迫摊开手来，让她检查“卫生”；女教师可以从一个孩子手上的“卫生不卫生”，来判定是不是打过架。这使我相信女教师的眼光。我几乎相信女教师所有的判断。这女教师真的有她的想法。她几乎知道我们打架的套路，赤手空拳，被打翻在地，手上一抹黑，气急败坏，捡一块路边的石子或砖块；这手真的是一塌糊涂。从“学龄前儿童”那会儿，我的手便是龌龊的。女教师用她细软的手，捏着我的手，仔细端详。她叫得出我的名字，并且用一种特别动听的声音来叫。我喜欢听她的声音，喜欢被她捏着手。这是一个转折。我开始注意洗手。

在1966年之前，我们学校的生活是这样的。这个句式，是我从电影《列宁在1918》里学来的。那部电影我看过无数遍，每看一遍都会有一个新的感受。其中的某一遍，我忽然对片中的字幕产生兴趣。电影开始，沉重的音乐响起来，银幕上是俄国地图，然后黑色的阴影包围着，挤压着，将俄国挤压成一小块，周围分别标出了“英国”“德国”“捷克斯拉夫”“哥萨克总领杜托夫”“哥拉斯诺夫将军”的字样，他们包围着苏维埃，随后显出的字幕说：“1918年的时候，我们俄国的地图是这样的……”音乐越来越激烈。

这个意象在那时很符合某种情景，象征着一个动荡的时代即将开始，但那时我毫不知觉。

我只觉得有趣。我面对充满智慧的女教师，已经习惯在风平浪静中和她讨论生活里有关“个人卫生”的问题。在“卫生”问题基本解决之后，我又被她对我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搅得心烦。

在那时，我们充满好奇，特别是对外国人，我们总会觉得特别新奇。所以，马路上一出现外国人，我们忍不住要围上去看。女教师对此说了许多我们的不是。我现在找不出片言只语来说明她的对错。我只觉得我们当时的热情和无知超过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我根本无法接受诸如“不礼貌”的批评。她教育我们不要围观外国人；上海北站地区，在那时是城市的一个重要门户。外国人进进出出，有“贵宾候车室”，我会在这里候着，看外国人的高鼻子和蓝眼睛。我不知道这和礼貌有什么关系。女教师便说，如果你在马路上走，其他人像围观大猩猩一样围着你看，你会觉得好受么？你认为这是对你热情呢还是无礼？但我坚持认为，我从来就没有把外国人当“大猩猩”。

有许多堂课，我们讨论着最初的养尊处优。她指出了我的一个缺点——我喜欢在马路上吃东西。“你知道一个人在马路上边走路边吃东西，是多么缺乏教养？这至少是一种不讲卫生的习惯。”

我真的很喜欢在马路上吃东西。从我学会花零钱买零食的那会儿，我就是这样的。我在马路上的小摊小烟纸店里买来的零食，我当然就在马路上消受掉了。我一路上吃甘蔗，吃盐津枣，吃盐水片，吃陈皮条，吃麻花，吃糖糕，吃冷饮……

女教师似乎让我信服。这也使她得到了满足。她一直使我有些忐忑不安。她也从此让我小心谨慎。我感受到了她的学识和教养，是我对她的温情的认同。有一年冬天，放学以后，她让我留下来，替她剪一些窗花的纸样。在那时，我们小学生里流行刻纸样，用刀片在各种各样的纸上刻各种各样的图案，再用另外的纸覆在上面，用铅笔涂抹，复制拷贝出来。我是这方面的“高手”。她拿来了一些“双喜”的纸样和鸳鸯什么的窗花，让我替她用红色的蜡光纸刻出来。

那天我们留在教室里做这些事儿。窗户都已经关紧了。夕阳的最后一道反光，也已经反射过了。那道反光曾经让我看到她的脖子后面及背处，有一块疮疤。我刻纸，天很冷，手有点僵。刀片捏不住，滑了一下。她过来，对我说，马上要到寒假了，这个寒假，她要结婚。

我说，结婚了，是不是就不能做我们的老师了？她说，这和做老师没有什么关系。她便拉过我的手。这一回她没有检查我的“卫生”，而是将我的手放进了她的上衣里面，让我焐焐手，暖一下。我的手可以触摸到她的毛衣，还有一件棉马甲。她又让我的手伸进棉马甲里。这里面更暖。我说，越到里面，越暖。这是我真实的感受。她便又撩开毛衣，那时候的人，穿毛衣都习惯将毛衣的下摆塞进裤腰里。她让我的手伸进毛衣的里面。我的一双手便像一对爬行动物似的，从她的毛衣下摆里爬进去。在一个部位，我停下了。我们的身子偎依得很紧。我的手很暖。我的身子，也很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