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想像小时候那样，被“偷偷”爱着

昨天中午，与母亲边吃饭边闲聊，说着啦着聊到了清明节，便聊到了父亲。八十九岁的母亲长叹一声“唉——”，说道：“过得真快啊，恁大大（以前农村方言，即父亲）都走了九年了，俺俩一般大的，我比他有福气，都比他多享了九年福了…”。感慨父亲没有福气，唏嘘着替他感到遗憾。在母亲絮絮叨叨的诱导下，我脑海里随即闪现出父亲生前病塌上的样子，以及从小到大父亲在我心中的点滴往事。

人们常说，父爱如山、父亲是一座山。山，沉默、威严，而又博爱、宽广。我父亲即是这样，在我们面前冷峻、严厉、不苟言笑，在外人面前却是一幅和蔼可亲的面容，这大约是他们那代人的统一作派，他们要在孩子面前树立“大家长”的威严，他们的爱是沉默的，深藏不露，从不在言语间表露出来，生怕那一丝丝的父子温情柔软了他们的心，削弱了他们“大家长”的威力。“凛凛然不可亲”是我上初中时，暗自给父亲的形象总结。即便是他晚年倒在病塌上，我得空前去照料他，看着忙忙碌碌的我，他也总是面无表情的催促我：“天黑了，回去吧”，我也不只一次给他重复着：“城里有路灯亮着呢”。细细想来，在城里工作了几十年，退休后又在城里住了十多年的父亲，他能不知道城里路灯天傍黑就全亮了吗？他一是牵挂着我那独自在家年幼的女儿，二是看着我得上班，要照顾孩子，还得空去照料他，他怕我累着了。一贯不善言辞的父亲，这些心里话他都没有说出口来，只是一遍遍重复他那句：天黑了，回去吧。

父亲生前在单位是一名司机，职业生涯里，开了一辈子的汽车。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不常回家，短则一星期，长则十天半月才回来一次。母亲一人拉扯着四个孩子，还得参加生产队劳动。小时候的农村，家家户户院子里，除了猪圈起来养，鸡狗鹅鸭满地跑，打扫不及时，一不小心就踩在家禽们布下的“地雷”上，恶心至极。我们家当然也不例外，母亲要按时参加生产队劳动，回来还要洗衣做饭、喂养牲畜，还得抽空给我们缝衣做鞋，吃饱穿暖都勉勉强强，哪里还有时间顾及环境卫生啊。当时的我处于一个“恰好”的年龄、“尴尬”的地位，上面姐姐比我大五、六岁，哥哥更大，他们得帮母亲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大”事，下面弟弟比我小三岁，又是男孩子。所以，我们家环境责任第一人的“桂冠”，自然而然落到了我头上。母亲无暇顾及，父亲不回家的日子里，我们娘几个马马虎虎都能过得去。但是，应付不过去的时候也不少，我父亲本性极爱干净，又当兵多年，是我们村有名的干净人。贪玩儿的我稍一疏忽，碰巧他回家来，看见院子里有家禽粪便，或者堂屋八仙桌上有杂物、凳子上有灰尘、地面不干净等等，便劈头盖脸训斥我，严重的一次还罚我不许吃晚饭。所以小时候，我是非常害怕父亲的，不敢正面对着他、不敢叫他“大大”、更不敢主动与他说话。他吩咐我去做什么时，我就一声不响乖乖去了。那时，父亲在我心里，就是一个高大魁梧的背影，是说一不二的一家之主。

记得初一上学期，刚开学不久的一个周末，我回到家里，父亲可能又出差了没有回来。母亲拿出一件百褶裙，说是父亲去上海出差给我买回来的。我惊愕了，没敢伸手去接，母亲笑着塞到我手里，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又确信无疑是父亲买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刚刚能吃上饱饭的农村，百褶裙，用现在的话说绝对是奢侈品了，乡镇上穿的人很少，不可能有卖的。我双手抱着裙子跑到里屋，把它平铺在床上，心脏兴奋的咚咚直跳，细细观摩着：纯白的底色，上面不规则地布满了五颜六色的水果图案，红红的小苹果、小草莓、小樱桃；黄色的梨子、菠萝、芒果；紫色的葡萄，还有各种颜色的英文字母A、B、C、D…穿插其中。那活灵活现、垂涎欲滴的水果，那娇小玲珑、顽皮可爱的英文字母，正踏着五线谱，随着飘动的音律载歌载舞呢。我闭上双眼，仿佛那些水果、那些字母已从裙子上跳下来，在我面前欢快地旋转着，我似乎嗅到空气中都充满了水果的香甜味。我不舍得穿，放在床头看了又看、摸了又摸，看够了、摸够了才舍得拿出来穿在身上，自然是引来一片啧啧赞叹声和一众羡慕的眼神。我第一次感觉到，父亲心中应该是有我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的学生，都以考上中专或大学跳出农门，作为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就像近几天央视一套正上演的《人生之路》中的高加林、高双星一样，父母翘首以盼，学生全力以赴。在我们这里，大部分农村学生，更是把考上中专视为走出农村的捷径，小中专市场竞争相当激烈。我也是以考中专为奋斗目标，不惜一切要去复读。同我一般大的孩子们，初中毕业都在家帮大人干活了，就有好心的邻居奉劝父母：一个女孩子花这么多钱，还不知道能不能考上。我的父母看我决心复读并没有阻拦我，而是鼓励我：别管别人怎么说，也别管家里有没有钱，你只管好好学习就行了。

初中是寄宿制，学生要备足一星期的干粮。我的同学们大部分都是带地瓜面和玉米面掺在一起摊的煎饼，好点的带纯玉米面的煎饼，而我很少带煎饼，大部分情况都是拿了全国粮票，去食堂换了细票买白面馒头吃。我把这个理所当然地认为是父亲在外面挣钱多，我用不着吃煎饼。后来，考上中专国家管吃管住，我的零花钱也是同学中最多的，我照样认为理所应当。直到临近毕业了，母亲才告诉我，初中那几年我吃的白面馒头，都是父亲从自己的口粮里省下来的。为了省下粮票供给我，原本周末休息才回家的父亲，只要不出差，每天工作结束后，都要再骑行三十多里地回家吃晚饭，第二天一早吃饭后再赶去厂里上班，这样一天在厂里只吃一顿饭，就能给我省下粮票了，当然在家里吃饭他更舍不得吃细粮了。有时碰上第二天出远差得早走，父亲凌晨四点钟就得起床往厂里赶。父亲披星戴月、辛苦奔波，只为从自己嘴里省下一口细粮，好供给我充足的营养以应对繁重的学业压力。写到这里，我的眼泪瞬间又流淌下来了。可想而知当时我听到这些时有多么地震撼，有多么的后悔当初的恣意花钱，有多么的谴责自己没有体察到父亲对我的疼爱。我埋怨母亲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母亲说是父亲不让她给我说这些事，怕我有压力、有思想负担。

1992年，我参加工作，每月工资一百块钱左右，我攒了两个月的工资，用我人生的第一笔存款，花了一百三十元左右，从国营商场给父亲买了一双当时的名牌“多友”皮鞋。回家拿给父亲，父亲双手托着皮鞋，满脸的喜悦之情，却连声说着：“从没穿过这么贵的鞋，这么好的鞋给我穿，白瞎了不”。我嘴里说着：“给你买了你就穿呗”。心里想着：您辛劳一生，值得拥有。我长大了能挣钱了，也应该好好孝敬父母了，你们也应该穿好点吃好一些了。性格使然，这些心里话我没有说出口来。

基因的作用，我遗传了父亲不善言辞的性格。在他有生之年，我尽自己所能去关心他、孝敬他，在他身患重病时，也尽心尽力病床前去照顾他。而终究没有一次父女之间的倾心长谈，他把对我的疼爱深藏在心里、含而不露，我也没能把我今天所想的这些，趁他活着的时候告诉给他。

值此清明节到来之时，我又想起了父亲，把我多年积聚在心里的话说了出来，可惜父亲永远听不到了。

天堂里的父亲啊，如果有来生，我还想做您的女儿，我还想像小时候一样，被您“偷偷”疼爱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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