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我不在仰脸看青天，不在低头看白水，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我要一步一步踏在泥土上，打上深深的脚步。 ——朱自清

纵观中国近代颇具兴衰之感的历史，无数政坛前辈历经沧桑，以超然思想引领迷雾中的祖国揭开现代化进程的序幕。开辟新的道路，斩断无序的荆棘，勇者从无惧革命的洪流，他们在蹉跎岁月中学会站住脚步，最终成为这个强国巍然屹立的基石。

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主题报告，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人在革命旅途中绝不偏移“实事求是”的信念。

实际上中国在探寻改革的道路上用怎样的策略，走怎样的步伐从来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但祖国宏伟发展的愿景却清晰的印刻在每一位革命先辈的脑海中。

1978年10月22日，在这个中国国家战略转变的重要时刻，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会主席的邓小平同志访问日本。

作为第一个访问日本的中国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的举动毫无疑问是非常大胆的，要知道彼时中国国内的民众、社会各界人士对有着血海深仇的日本仍旧是十分拒绝的。

但邓小平身为一个将国家未来发展利益置于眼前的领导者，他深谙日本在社会各个方面发展的效率，而这些必然会给处在迷途中的中国人指引一些方向，《中日友好条约》的缔结则成为了这次出访日本的最佳契机。

一．曲折复杂的条约签订之路

《中日友好条约》的篇幅简短精悍，通篇七百余字凝结着中日双方几代外交人的心血，中国方面依托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姬鹏飞、乔冠华等人的努力，日方则起步于致力打造与第三世界邦交的前首相田中角荣。

事实上，在1952年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在战败逃亡台湾后曾与日本签订过所谓的友好条约，但在新中国成立的背景下日本与台湾方面签订的条约显然没有权利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因此在周恩来总理的主张之下，经毛泽东主席首肯我国制定了著名的中日邦交“两步走”战略——“先复交，再缔约”。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两年后，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的乔冠华向日方提出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提案，但不久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因卷入洛克希德贿赂案宣布辞职，随之继任的三木武夫和福田纠夫始终在“反霸权”这一问题上牵扯不清，致使合约的签订一再搁置。

1977年9月刚刚经历过阶段性拨乱反正工作的邓小平接手彼时的外交工作，他强硬地表示出中国在“反霸权”条款上的坚定决心，相较于福田纠夫的犹豫邓小平则更倾向实干。

次年4月在会见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时邓小平直白地表示条款中的反霸权主义限制的不仅是日本，同样限制着中国，我们并不愿在亚太地区称王称霸。

另一方面由于众所周知的日本历史，反霸权条款的增添也有助于日本与亚太地区其他国家进一步开展和平的外交关系，同时指出日本此举多是害怕得罪美苏两国，但反霸权最先是美国写进中美上海公报的，坦诚地讲日本更担心的是开罪苏联。

搞清了日本的症结所在，同时面对国内发展的迫切需求，邓小平做出了让日方用缓和的语气将反霸条款写进合约的决定，对于这个看似退让的决定著名的中日关系问题学者傅高义曾在其《邓小平时代》一书中揭示让步背后的缘由：

一方面邓小平急于在国内搞现代化，另一方面邓小平预感越南、柬埔寨两国有可能会爆发冲突，为不被迫做出决定，也为不让苏联插手此事，与日美两国达成和平共处是必由之路。

最终经过长达八个多月的谈判这份准备六年之久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由两国外长正式签订。

二．“徐福东渡”

基于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邓小平将访日之行提上了议程，1978年10月19日邓小平应日本当局的邀请以当时中国国家最高决策者的身份访问日本并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互换批准书的仪式。

诚然中国20世纪的悲剧有太多日本人的身影，但在那之前却有长达两千多年的“邻里之情”，尽管二者并不能相抵，但在邓小平看来没有人或国家能够永远活在过去的阴影之下，活着的人也势必要先考虑当下，邓小平所传达给日本人的大国气量让日本民众和各界人士为之震撼。

访日期间许多日本人谈及那段血雨腥风的历史纷纷向邓小平表达歉意，战争的伤疤落在中国的身上，在战乱结束的三十几年间仍旧肆意滋长，但邓小平带着和解的意愿踏上日本的国土，给予两国人民属于和平时代新的希望。

10月23日邓小平同日本裕仁天皇，席间不可避免地谈到了天皇的战争责任，气氛一度紧张。

裕仁天皇对邓小平说：“你在百忙之中还来主持交换仪式，非常辛苦。”

对此邓小平回答：“中日条约可能具有超出我们想象的重要意义，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地向前看。”听闻此言，裕仁天皇突然感慨而谈：“在中日两国悠久的历史中，虽然其间一度发生过不幸的事情，但正如你所言那已经过去，今后两国还是要友好下去。”

裕仁天皇

在结束了与天皇的午宴后，邓小平又与首相福田纠夫展开了会谈，他将天皇提到的“不幸的事情”视作对战争的道歉，而这段不幸的过往之于漫长的中日和平岁月不过是极小的一部分，福田纠夫同样认为友好条约的签订目的也是为了不让曾经的悲剧再现。

谈及到访日本的目的，邓小平坦言除了互换条约批准文件以及改善中日关系以外，他同时也是带着“徐福东渡”找寻仙草一样的期盼来到日本的，听到这样的比喻瞬间了然。

相传秦始皇二十八年，曾派方士徐福东渡扶桑，出海找寻仙草。两千多年前徐福给日本带去了文字、农耕、医药技术，滋养了日本的弥生文化，而如今这样的关系则颠倒了过来，邓小平所找寻的正是日本在实现现代化的路上有哪些经验是值得中国借鉴和学习的。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不知则问，不能则学”中国人对知识的渴求和臣服于知识的谦逊恭谨是印刻在灵魂深处的，尽管中国的近代化起步于炮火纷飞，但我们的现代化终将在短时间以傲人之姿跟上世界发展的步伐。

邓小平在参观东京郊外的汽车工厂时看到了井然有序的流水线，深切地感受到了现代化国家的工业实力，并表示十分期待中国与日本这样发达的工业国家开展产业合作。

在大阪邓小平参观了松下公司的电器工厂，并会见了被誉为“管理之神”的松下幸之助，请他将松下的技术与管理理念带去中国，生产出中国民众能够买得起的电视机，松下幸之助也对日本曾带给中国的苦难愧疚不已，承诺教授中国人技术。

经过几站的访问旅程，邓小平直言自己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现代化，而此行的所见之文、所管之感都为其日后在国内大刀阔斧的改革提供了经验。

三．和平使者的睿智时刻

邓小平与福田纠夫再次会面后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记者会，在被问到如何改善中国当时的政治环境，营造正确的社会氛围时邓小平风趣地说：“长得很丑却要打扮得像美人一样，那是不行的。”

中国人想要挥别的过去不仅仅是不幸的战争，同样还有落后的面貌和跟不上时代的思想观念，此程势必艰苦但我们从不会屈服于贫困与落后，这一切恰恰激发我们迎难而战的勇气。

在解决霸权问题后随之面临的就是中日之间关于钓鱼岛主权的争端，一如曾与日本园田外长交谈的那样，邓小平认为钓鱼岛的争端已久，牵扯颇深，中日双方都站在自己的角度上看问题，解决自然无从谈起，不如将其留给后人，他们比今天的人更聪明，能够妥善解决。

听闻此言在场的中日、乃至西方记者都不禁感叹邓小平巧妙地回答。

记者见面会的尾声，有人提及了文革对中国的巨大影响和毛泽东在文革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邓小平回答：“这不是毛主席的错，而是我们大家的错。”

中国确实缺少经验，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军事，在炮火中沉浮的时间都是我们所缺失的，我们不羞于揭开真实的自己，积极探索，以务实的态度去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厚积薄发，行稳致远终有一天中国也会傲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1964年日本建成了全世界第一个投入商业运营的高速铁路系统——新干线，当邓小平乘坐体验新干线时有记者问他此时有什么想法时，邓小平说：“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而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

饱含深意地回答在肯定日本超与世界发展的科学技术的同时，又有着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殷殷期盼，而这一切也似乎预言了中国在那之后的发展就像是搭载了高速列车一般。

邓小平访日之行结束后，中国的报纸上出现了日本现代化的面貌，给中国民众开拓视野的同时，为落后的我们敲响了警钟。

自此以后，邓小平不断扩大中日时间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管理技术等多个方面的交流，吸引外国投资进驻中国市场，从国家的层面吸引日本企业在中国开办工厂，教授技术，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取人所长，补己之短。

邓小平在1978-1979的系列出访中深入了解了世界范围内多个国家的国际定位，为中国编制了谋求共同发展、互利共赢、改革开放的战略巨网，而邓小平在那之后再也没有踏出过国门，专注地描绘了一幅幅中国现代化的城市画卷。

我们从不忘却历史，我们始终满怀希望，正如我们在春意盎然里看到了重新崛起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