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书房夜话 | 刘涛:古瓷鉴赏需要具备“三只眼睛”
读创/深圳商报首席记者 魏沛娜
鉴赏中国古代陶瓷有哪些入门诀窍?如何才能认识与欣赏陶瓷之美?9月24日,深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原调研员刘涛受邀做客“深圳学人•南书房夜话”第十季第二期活动,以“三只眼睛看古瓷”为主题,结合图片解析中国古代陶瓷鉴赏基础。由于疫情防控需要,本次活动仅为线上活动,许多读者通过深图视频号、深图微博、深图B站观看直播。

“这个讲座分为三个部分,这三个内容基本上对应我的题目所说的‘三只眼睛’,这三只眼睛是历史、考古和艺术。我认为只有用这‘三只眼睛’来观察中国古代瓷器才会有一个更全面、更有深度的认识,才能真正地领略中国古陶瓷的魅力。”作为陶瓷专家,刘涛曾长期从事博物馆和社会文物管理工作,兼及中国古陶瓷研究,学术旨趣主要集中在宋、辽、金陶瓷考古及宋瓷文化与宋瓷美学研究,专著有《宋辽金纪年瓷器》《宋瓷笔记》与《新编宋瓷笔记》等。
讲座开始,刘涛首先从古陶瓷鉴赏家、收藏家、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新园的古瓷鉴赏要诀谈起。他认为,刘新园所说的“唐瓷看形,宋瓷看釉,明清瓷看彩;元青花看画,明清青花看染”这句话,把不同时期、不同品种的古瓷的看点作了一个高度的概括,可以说是我们认识、鉴赏古代陶瓷的一把钥匙。
具体来说,所谓“唐瓷看形”,是因为唐文化开放包容,瓷器造型多仿来自西域的金属器、玻璃器等而呈现独特美感。刘涛介绍,唐代制瓷业呈“南青北白”格局。南方青瓷独大,以越窑为代表。北方制瓷业虽以青瓷起步,但进入隋唐后,北方青瓷的发展势头很快被白瓷所压倒。代表这一时期北方制瓷成就,并堪与南方青瓷并驾齐驱的是邢窑、巩义窑以及“后起之秀”定窑的白瓷。“中国瓷器虽创烧于商周时期,但无论是青瓷还是白瓷,直到隋唐时期才臻于成熟。因此唐代可说是中国瓷器发展的一个重要界标。”

至于“宋瓷看釉”,必须一提的是,汝窑为我国最负盛名的古代瓷窑之一。窑址在河南省宝丰清凉寺村。约北宋徽宗时期,汝窑奉命为宫廷烧造青瓷。以“玛瑙为釉”,裹足支烧(芝麻钉),釉色天青。宋人即有“汝窑为魁”之说,南宋时已“近尤艰得”,备受珍视。刘涛指出,宋瓷不仅重视釉色之美,更追求釉的质地之美,如黑釉瓷器已不再像过去那般单调,出现了兔毫、油滴等富有美妙花纹的品种。
谈及“明清瓷看彩”,刘涛介绍,明清瓷的代表品种是那些五光十色的彩瓷,如青花、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以及各种颜色釉瓷器等。而“元青花看画”,是因为元代青花瓷的最大成就在于它的绘画装饰。绘画题材和样稿有的直接取自当时的戏曲版画,画技也很高,已完全可与纸本绘画媲美。“明清青花看染”,则是指明清青花借鉴国画渲染技法,通过“分水”达到“墨分五色”的效果,画面更富有层次和立体感。“墨分五色”——在明末清初、特别是康熙时期的青花瓷器上,这一特点表现得尤为突出。
颇有意思的是,简素的宋瓷违和比精细艳丽的明清瓷更受推崇。“宋瓷简素、明清瓷艳丽,大家都会获得这样一种印象。有人说宋瓷简素到明清艳丽是工艺简化的结果,这个话不能说没有道理;如果说简素和艳丽指美感而不是指工艺,这个话就有问题了。因为我们知道艺术不存在进化的问题,美感不存在进化的问题,我们不能说今天的艺术就比古代的艺术更文雅;如果要是说美感,艺术是进化的,明清瓷就应当比宋瓷享有更高的声音,但是实际上恰恰相反。”在讲座的第二部分,刘涛抛出了一个问题:简素的宋瓷为何比精细艳丽的明清瓷更受推崇?

对此,刘涛从文人士大夫引领文化消费时尚的角度予以分析。他表示,宋代推行文治之国策,文化昌明,从而产生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最有文化修养,最富生活情趣的文人士大夫群体。宋代是一个世俗生活精致化的时代,复古、崇古之风盛行,文人士大夫所关怀的寻常事物中也浸入古人的风雅与情致,而这一切都深刻地影响到工艺产品的精神取向。青瓷、白瓷等主要靠釉色取胜,追摹青铜器、银器、漆器、玉器和玻璃器的形制、颜色和质感。即使是热衷于装饰的民用瓷,受时风左右,也表现出一种美而不艳、华而不靡的美感。而清代宫廷工艺将以“贵”为美的装饰风格推向极致并影响到几乎整个有清一代的工艺生态。这一点与两宋由文人士大夫阶层和民间手工业引领文化消费时尚的状况迥然不同。清中前期的官窑瓷器还颇为不俗,特别是康熙、雍正制品,顺合清初“归雅”之美学思潮与审美风尚,尤具清真雅正之美。只是它在后来(乾隆时期为转折)日渐僵化并流于庸俗,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刘涛指出,乾隆之所以高度重视官窑瓷器烧造,目的并不仅仅在于一般的使用和观赏,其背后的意图是“以陶比德”,即自命可比古史传说中陶于河滨、“器不苦窳”的圣王虞舜,以完美无暇的瓷器显示和推广至高的德行。因此他当政时期的官窑往往最大限度地追求材料的珍奇、工艺的精致和完美。“美与工艺的关系,有时是疏离的或相悖的,高超的工艺是双刃剑,它能创造美,也能毁灭美,当工艺一旦越过‘合目的性’的界限,就容易走到美的反面。”刘涛说。
“宋代五大名窑”之说靠谱吗?在讲座的第三部分,刘涛继续提出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他指出,“宋代五大名窑”之说,最早见于上世纪50年代,大抵根据明清以来“古董家”之言附会而成,属传统瓷学的范畴,是另一个知识系统中的“史实”。“传统瓷器简单来说就是在书斋里面做的学问,属于书斋学问,因为是在书斋里面做的学问,所以它难免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而考古学不同,考古学是走出书斋,走向田野的,通过在野外的考古发掘、考古调查来进行自己的研究,所以说‘宋代五大名窑’只能属于学问而不是科学,从科学角度来看五大名窑是不靠谱,是不能成立的。”

刘涛表示,通过对“五大名窑”的考古学观察,可知所谓定、汝、官、哥、钧五大名窑中,哥窑窑址和年代尚不确定,传世哥窑或多为元代制品;作为钧窑代表性产品的“官钧”年代也大抵可排除在宋金之外。即使是“民钧”,始烧年代也不会早于金代。五大名窑中,只有定窑、汝窑和南宋官窑的年代是可靠的。
“历史、考古和艺术,这就是古瓷鉴赏所需要具备的‘三只眼睛’。历史和考古的价值在于求真,而艺术的价值在于求美。”刘涛在讲座最后强调道。
审读:孙世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