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宁波人，原本就是一家人

全国范围内，哪座城市对上海的影响最大？答案一定是：宁波。

说起上海人，无论如何都绕不过浙江人，在这些浙江人中，又绕不开宁波人，只有上海人和宁波人自称“阿拉”。

上海人原先称呼自己叫“吾”或者“吾伲”，短短几十年，宁波“阿拉”同化了上海人，双方一道“阿拉”起来。

这不奇怪，所谓的“310”上海人，往上数三代再拐个弯，几乎每家都有宁波亲戚。手上有这样一组数字，1948年的上海，户籍人口不到500万，其中土生土长本地人只有75万，而宁波人足足有100万。

石库门是上海特有的传统弄堂建筑，这种用石墙和门围起来的建筑原名叫“石箍门”，最早住上“石箍门”的，大多是宁波人，宁波人“箍”字的发音为“库”，于是，“石箍门”变成了“石库门”。

宁波基因在上海无处不在，就像现在的上海话：汰面（洗脸）；香胡笋 （莴苣）；镬焦（锅巴），形容人鬼鬼祟祟，称“贼头狗脑”； 讲话不着边际，称“乱话三干”，胖子，叫做“大块头”；哑巴是“哑子” ；小偷被称作“贼骨头”；吵架称“寻相骂”；节约叫“做人家”，这些都是标准的宁波方言，同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洋泾浜英语，以前是用来形容上海人半生不熟的英语发音。发明洋泾浜英语的是一个叫穆炳元的宁波人，他整理出一本小册子，借助宁式中文标注英文，比如：

来是康母(come)去是谷(go)，

廿四铜钿“吞的福”（twenty-four），

是叫也司死(yes)勿叫诺(no)，

如此如此“沙咸鱼沙”（so and so），

真崭实货“佛立谷”（very good），

靴叫“蒲脱” 鞋叫“靴” （boot/shoe），

“翘梯翘梯”（chow tea）请吃茶，

“雪堂雪堂”（sit down）请侬坐。”

用宁波口音来念，能读出味道恐怕只有宁波人和上海人。

借助这本小册子，宁波人方便了和老外简单交流，逐渐将先来者广东帮挤出上海滩，以做买办、做茶叶生意为生的广东人，最终败给了搞金融和生丝生意的宁波帮。

不过，有时候洋泾浜英文还是会闹出笑话。

一个老外想找家里管事的，女主人对一位宁波应聘者面试。问他，“你有什么要求？”

应聘者答道：“30 dollar one month, eat you, sleep you”。女主人听完吃了一惊，一个月30块钱可以理解，难道供你吃，还要陪你睡，我这是请管事还是找老公。结果，自然是没有结果。

宁波人能够在上海站稳脚跟，发扬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其中出现了一批厉害角色，叶澄衷、朱葆三，虞洽卿等都是上海滩的风云人物。沪上有“上海道台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的说法，虞洽卿则是民国时期的大亨，上海商会会长。

除了生意人，上海最大的白相人黄金荣是余姚人，是广义上的宁波人，身跨“清”“洪”两帮的上海帮会重要人物黄振世，更是贼骨铁硬的宁波人。

沪商巨子虞洽卿

有了这些同乡，宁波人在上海找工作，做生意，相对计较容易。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宁波人节俭，耐苦的性格，上海人记忆中的百年老店：培罗蒙、亨生西服店、亨得利钟表、老正兴菜馆、老凤祥、英雄牌墨水、同仁堂，以及早在乾隆后期就有的“童涵春”等等，老板统统宁波人。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上海的第一家银行、证券交易所；第一家染织厂、化制品厂；第一家五金店、南货店和国药店、第一家灯泡厂……无数个第一，也都是由宁波人创造的。

上海本地人面对如此强势的外来者，且人数又超过自己，实在无计可施，打不过，就加入他们好了，一口一个“小宁波”“老宁波”，话语间透着一股亲昵劲。

宁波阿婆出了名的难搞，规矩多，宁波阿婆的媳妇不好做。但是对嗲声嗲气的上海媳妇还算客气，一旦真成了一家人，有时比对亲生女儿还要好，

同样，上海的丈母娘向来眼界高，如果女儿欢喜上苏北人，家里难免一场鸡飞狗跳，如果找个宁波郎君，眼角一咪，不响。

一来二去，上海人和宁波人成了一家人，连带着味蕾都跑向了宁波。

宁波人有句老话：奉化三只头，蒋光头，和尚头，芋艿头。

蒋光头、和尚头不能瞎碰，芋艿头成了上海餐桌上的常客，葱油芋艿，老鸭芋艿汤，毛豆芋艿，小时候家里还做过芋艿头菜饭，既是菜也是饭，便宜又能填饱肚皮，在各式各样的芋艿中，上海人最认可的还是奉化芋艿头。

在学校读书时，甚至经常能听到：“芋艿头，芋艿头到哪里去了？”

这里的“芋艿头”指某个男生的绰号，他的特征是头发有些稀疏，或者只是姓于或俞。

宁波人以节俭出名，会做人家，别人不要的小鱼小虾，宁波人不舍得扔掉，腌成齁咸齁咸的蟹浆虾糊，照他们的话说，最下饭。

这样的下饭，别人不一定吃得来，上海人却喜欢的要紧，蟹浆虾糊配上一碗泡饭，《繁花》的宝总，嘴巴不响，筷子不停。

宁波人对咸菜也是情有独钟，他们有句俗语，“三天不吃咸齑汤，两只脚骨酸汪汪。”咸齑就是咸菜。

宁波的咸菜是白搭中的百搭，炒蛋、炒饭放咸菜，蒸带鱼、炒墨鱼、烧毛笋都少不了它， “咸菜大汤黄鱼”更是宁波十大名菜之一。

在宁波人影响下，上海人完全被咸菜征服，家常菜里多了咸菜家族，有咸菜烧百叶，咸菜肉丝汤，咸菜烧豆瓣等等，在上海街边巷口的小面馆，不多的面浇头里，一定要有咸菜肉丝，如果没有，会被认为不正宗。

上海原住民在农历新年，每家每户都会蒸上几笼米糕，在他们的眼泪，没有米糕的新年是不完整的。

后来，宁波汤圆来了，米糕一退再退，到现在只有崇明等少数地区还坚持着这份倔犟。

这是以前的一个段子：在上海略带宁波口音的上海话，这人可能是有铜钿的人家，如果带有苏北口音，这人或许是服务行业的劳模，说话带山东口音，基本就是南下干部。

虽然这样的比喻不太妥当，确实也大差不差。

如果没有宁波人的基因，上海还是那个上海，但是上海也许就不是现在的性格。

这是deepseek写的一首诗，这家伙写诗不错，我肯定写不出来。但最终的裁判不是我，你们大家说好才是真好。

黄浦江涨潮时总掺着甬江的盐粒，

渡轮在祖父静脉里反复锈蚀，

三十年代的石库门用宁波话，

讲述一次迁徙如何成为年轮。

弄堂口晾晒的鳗鲞，

把咸涩的海风织进上海蓝的粗布，

海关钟声里掺着半两宁波腔，

像糯米浆在石磨边缘悄然融合。

电缆间发芽的方言总在深夜，

被揉成汤圆大小的乡愁，

地铁隧道正穿过未凝固的琥珀，

我们共享的姓氏在钢轨上，

长出新的骨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