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祈雨这项活动有多重要？康雍乾三朝皇帝是这样做的
康熙帝登基之后，政局虽然得到了相对的稳定，但仍面临着自然灾害的严重威胁。康熙年间发生水灾228次、旱灾364次、其它自然灾害245次。
清圣祖继位后，积极开展祈雨活动，清圣祖在朝时共进行了五十余次祈雨，清圣祖曾言：“京师初夏，每少雨泽，朕临御五十七年，约有五十年祈雨。”
在继位之初，清圣祖就曾下旨祈雨，“顺治十八年三月戊辰，谕礼部次日于大高圆殿祈雨”。
其中，康熙十年四月、康熙十七年六月、康熙十八年四月、康熙十九年四月、康熙二十六年五月这五次祈雨都是清圣祖步行亲去天坛祈雨，在这里将康熙十四年、康熙十八年、康熙二十六年的祈雨情况加以说明。
清圣祖首次亲去天坛祈雨是在康熙十年（1671年）四月，此次祈雨的原因是由于“三春无雨，风霾日作，耕种愆期”，清圣祖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由于自己“朕躬凉德，政治未协，大小臣工不能殚虑为国”导致的，清圣祖自省后，仍旧无雨，天气亢旱。
清圣祖认为仍旧干旱的原因是“刑部淹禁中有冤”导致的，查明过后，“以斩绞人犯王三元十一人，请减免死处之”，并要求官员“修省过愆，祈求雨泽”。
四月戊子，清圣祖谕礼部言“今已入夏，亢阳不雨，农事堪忧……乃精诚未达……躬诣天坛祭告，恳祈甘霖速降，以济民生，两部即择吉日，速备仪物，俟朕亲诣行礼”。
清圣祖亲去天坛祈雨后，“壬辰，上亲诣天坛祈雨，甲午，雨”，此次清圣祖祈雨可以说是达到了恳祈甘霖速降的目的。
康熙十八年（1680年）四月是清圣祖第三次亲去祈雨，早在康熙十八年三月辛酉，清圣祖就谕礼部言“时已入夏，天气亢旱，农务方兴，雨泽未降……朕心深为惓切，两部可同顺天府官员竭诚祈雨”。
夏四月戊辰，“亢旱不雨，耕种愆期”，清圣祖恐有“内外衙门，株连无辜”等冤案让上苍怪罪，以至亢旱不雨。
于是命索额图、明珠、杜立德等大臣同三法司“将已结大案，见在监禁者，逐一详加审理，务期明允，无使冤滞”。
夏四月甲戌，“今雨泽未降，久旱伤农，农事堪忧”，清圣祖又言此种情况都是因为“朕躬凉德，政治未协，大小臣工不能洁巳爱民，勤修职业”所致。
于是决定“躬诣天坛，亲行祈祷，为民请命”。此次祈雨清圣祖“自西天门步行至祭所，读祝甫毕，甘霖随降。”此次祈雨也成功的缓解了地方干旱，维护了清朝的统治。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五月是康熙在位时最后一次亲去祈雨，康熙二十六年夏四月乙卯，清圣祖谕大学士言“朕出城踏青看田苗，甚为亢旱，谕礼部诚敬祈雨”。
四月壬戌，“时已入夏，天气亢晹，雨泽尚而愆期，农事似有可虑”，清圣祖谕刑部“或因刑名案件内无知罹法，审拟失当，情罪不符，致干天和”。
于是命勒德洪、余国柱、达哈他、科尔坤等大臣同三法司“已结重案，见在监禁者，逐一详加审鞫，如有罪可矜疑者，即与查明事由……”
五月庚辰，因天气持续干旱，清圣祖颁诏天下，诏曰“朕统御天下……罔敢少懈……今兹盛夏，久旱多风，农事堪虑，此由布政不均，宽严过当，或土木工兴……上干天和……皆因朕之良德不能感天心之仁爱，兹当布德行仁…布告天下，咸始闻之”，又诏内恩款凡十七条。
五月癸巳清圣谕九卿等曰“京师为天下根本之地，今当耕种，雨泽愆期……今欲亲行祈祷”。
五月丁酉，清圣祖“素服乘马，躬诣天坛祈雨自西天门步行至坛致祭毕，仍步行出西天门，乘马回宫，是夜雨”。
清圣祖此次亲去祈雨也非常成功。从清圣祖这三次亲去祈雨的情况可以看出，清圣祖对于祈雨有自己的一套定式，每当春三月或夏四月干旱时，清圣祖就会命礼部祈雨，如若雨泽稀少或依旧亢旱，清圣祖就会清理邢狱，管理官员，以减少怨情，从而达到降雨的目的。
若依旧无雨，天气干旱，清圣祖就会反省自身，认为至今无雨都是由于自己“朕躬凉德”所致，康熙二十六年干旱严重时，清圣祖更是颁诏内恩款十七条，期盼可以通过反省自身，感动上天，从而降雨，减少干旱。
如若这些措施都不能使上天降雨，清圣祖就会步行亲去天坛祈雨，这也是最后一个步骤了，从清实录的记载中看，清圣祖五次亲去祈雨后，都或多或少有降雨.
可以说皇帝亲去祈雨的成功很大程度上维护了清圣祖对于王朝的统治，达到了稳定社会，减少灾民动乱的目的。
此外，清圣祖亲去最后一次亲去祈雨是康熙二十六年，此时正是清圣祖执政的中间阶段，也是清圣祖精力较为充沛的阶段，但是康熙二十六年后，清圣祖只命令礼部祈雨，自己没有再亲去祈雨，这无疑是不合理的。
这个疑问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有了答案，清圣祖十一月癸酉谕诸皇子记大臣曰“朕自谓精诚所感，可以上邀天鉴后，太皇太后不豫，朕以保育恩深，益复虔诚步祷，请减己算，为圣祖母延年讵意竟不可回。
朕以此抱痛于心，知天道幽远难可期必，朕为圣祖母不能祈求永年，而为民请命，即使天心有感，能不负惭于中乎。自此以后，每遇求雨，朕但于宫中斋戒，不复躬亲祈祷”。
孝庄去世对康熙产生的巨大冲击，康熙在位六十一年，虽组织祈雨五十余年，但亲祈仅有康熙二十六年之前的五次。
这也就解释了为何自康熙二十六年孝庄文皇后去世后，康熙不再亲去祈雨的原因。虽然清圣祖不再亲去祈雨，但是对于祈雨以及农业还是较为重视的。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夏四月，清圣祖曾严厉申饬祈雨不虔诚的官员，“自五月初一日起仍斋戒祈雨……部院诸臣但知营求财贿，在家安逸而已，求雨之处未必亲到，命嵩祝抄发京师，乃并不直书申饬了……着嵩祝即驰驿前往京城，问用不胜忻幸之语者，为谁祈雨不到，细阅其祈雨之法……严查题参，若仍徇情面一经觉察，必将嵩祝并诛之”。
如此严厉，可见其重视程度。清世宗时情况又与清圣祖不一样，据清实录记载，清世宗在位十三年，只在雍正三年提到过两次祈雨，均为答复直隶总督李维钧奏请祈雨有关问题。
清世宗对于祈雨的看法同清圣祖大相径庭，清世宗认为水旱等自然灾害是皇帝或者地方官员获罪于天的表现，应该改正自己的行为，反思自己，因此比祈雨更重要的是自己管理好朝政，各地官员也要勤勤恳恳，这样比祈雨有效得多。
同时清世宗认为“朕即位以来，凡有祈祷，从未命僧道之流设坛作法，朕严恭寅畏，敬天之心无时敢懈，至于鬼神之道，体物不遗苐，宜敬而远之，固不可轻忽，亦不可溺信而涉于谄渎”。
这也就解释了为何清圣祖对于祈雨异常重视，但清世宗并未继承清圣祖对于祈雨的做法，反而对祈雨一概而过的原因。
清世宗以各地灾异认定官员人事处理是否得当，以灾异之象作为惩戒或激励官员的参照标准。世宗言明，如果官吏能全力为“国”、真心爱民，所履之地必有“泽事”奏报。
反之，若灾异频现，必定是“用人不得其当”而报应到身。虽然清世宗对于亲去祈雨一事并不热衷，但清世宗在朝时积极宣扬吏治是否清明与灾害是否发生其中有着必然的联系.
如若发生灾害，那当地官员就需要反省自身，这种将灾情与吏治挂钩的思想不仅保障了受灾地区的民生，还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到了清高宗，祈雨情况同清世宗截然不同，反而同清圣祖情况有些类似。据清实录记载，清高宗在朝时提到祈雨次数达六十余次.
清仁宗朝记载太上皇祈雨次数为二十余次，共计八十余次，其中清高宗在朝期间亲去祈雨次数为三十五次，太上皇期间亲去祈雨次数为十三次。
在清朝皇帝中，清高宗是祈雨次数最多、亲去祈雨最为频繁的一位皇帝。在这里列举乾隆七年及乾隆五十五年的祈雨情况。
乾隆七年（1742年）三月庚申，清高宗谕“入春以来，虽得微雪，而雨泽未沛……朕谓当此旱势将成未成之际，我君臣正当早作夜思力图补救……”但清高宗认为九卿“近来九卿大臣，朕实灼见其无作奸犯科之人，亦未闻有作奸犯科之事……朕亦非因天时稍旱而以此责诸臣也”。
清高宗认为“怀安即是危机，狃治即为乱本”，所以广开言路，希望可以改善吏治。到了三月乙亥，“数月以来，雨泽稀少”，清高宗谕“从前因天时亢旱，曾降旨清理邢狱……着都察院大理寺悉心详妥议，奏至于直隶山东江南三省，目下雨晹不均亦著照此例行”。
三月戊子清高宗决定亲去祈雨，“上诣黑龙潭祈雨。祭昭灵沛泽龙王之神”。
三月己丑，清高宗览直隶总督高斌奏祈雨言“朕所忧者，不在目前，看此光景，恐雨泽为期正远耳”，直隶总督又奏得雨日期，清高宗言“览奏稍慰朕怀，然京师一带，尚未得有沾足雨泽，殊切廑望也”，此次清高宗亲去祈雨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
在当下，祈雨被看作是一种迷信，但是在当时的清朝，三位皇帝对于祈雨各有自己的看法及理解。
清圣祖认为祈雨是有效的，亲去祈雨是虔诚的表现，自己越虔诚，降雨的概率就越大，降雨是他虔诚的体现，祈雨也是他维护统治必不可少的活动。
清世宗将灾情与吏治挂钩，他认为事在人为，与其去祈雨，不如提高自己和官员的治理能力，即使真的出现了旱灾，也有应对的能力。
清高宗由一开始重视祈雨这个活动，到后来的关注降雨以及农作物的情况，积极制定措施，不再将希望寄托于虚无缥缈的行动，而是放在实际上，这是一种进步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