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晋西事变中,山西新军13位旅长的不同选择与结局
1939年12月,山西发生了一场震撼全国的事变,这是一场不正义的战争,是国民党内部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爆发,国民党杀害共产党的军队600余人,绑架了1000余人,一名报社编辑因牵涉其中被生生活埋,这便是有名的晋西事变。
这场事变的主人公是国民党内部大名鼎鼎的阎锡山,其本人一向亲日,当中华面临日军的入侵时,表面上阎锡山选择拿起手中的武器抵抗日军,还效仿共产党成立抗日军队,但实际上却早已通敌反共,此次晋西事变与他的策划离不开关系。
在他的提议下,原本山西一带由国民党、共产党的抗日部队后来改制为山西新军,共产党方为了维护抗日战争统一战线默许了这个做法。
这支部队以抗日的名义吸纳了许多热血青年,在1939年时已经发展成了具有13个旅、四十个团六万余人的兵力,高级将领基本由阎锡山任命,其中不乏许多国民党的顽固分子。
然而就是在这样共同抗日的背景下,阎锡山却突然将抗日决死队第二纵队打为叛军,并于1939年12月悍然向第二纵队发起进攻,举国哗然。
而最终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国共之战以共产党得民心顺民意以及在正面战场的全面胜利为结局,国民党一行人黯然逃至台湾,许多国民党军官被俘获,那么当初改制后的山西新军13位旅长的结局究竟如何呢?

一、终得善终——铮铮铁骨映丹青
首先需要告诉大家的是当时的国共局势错综复杂,山西新军内部有国民党的顽固派也有主张与共产党交好的人士,更不乏我党工作人员,这13位旅长中郝德青、孙定国、郝玉玺、郭挺一便为此类人员。

郝德青,山西省平遥县西羌城村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定拥护者,看起来像一个文弱书生的他却为了抗争腐朽的制度多次被捕入狱,后来更是借用老师的身份进行共产党的宣传工作,为共产党在山西一带的根据地建设作出突出贡献。
1937年下半年,郝德青在汾西被任命为中共县委书记,随后被任命为决死二总队四团主任,也就是后来山西新军旅长中的一位。
在晋西事变中,得知阎锡山命令后的郝德青果断对属于国民党顽固派的保安旅发起拦截,避免事态进一步严重,虽然此举并未成功,但最大程度上减少了共产党在此次事变中的损失。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郝德青成为了中共成都市委第一书记,随后被调任外交工作,先后驻匈牙利、朝鲜、挪威、荷兰、伊朗五国大使,为我国外交事业做出突出贡献,1993年因病去世,享年87岁,也算是一生圆满。
相较于郝德青,孙定国的故事则要更加惊心动魄,要知道他可是在阎锡山军官教导团学兵队当过学兵的人,从根上来说,这个人应当是“阎党”,但他却在那场晋西事变中做出了关键的抉择。
孙定国,山东省乳山市东珠村人,青年时的他是一个乡村小学教师,但国难当头,小小山庄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作为一个热血青年的他选择弃笔从戎,以血肉之躯保护祖国,他加入的第一支部队便是阎锡山带领的部队。

也许是在国民党军队的日子里他发现了自己的理念与国民党存在一定冲突,1937年,他选择加入“牺盟会”,1939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可谓是当代版“身在曹营心在汉”。
正因如此,当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后,孙定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带领部队脱离阎锡山,果断转战至晋东南太岳区,与决死一纵队会师,为发展和壮大中共中央在山西的武装做出了贡献。
彻底脱离国民党的孙定国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多次发挥自己的军事才能,一度被任命为太岳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但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孙定国的真正志向在哲学。
1948年,国内大局已定,孙定国便毫不犹豫地脱下军装,前往苏联的马列学校进行学习,研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随后担任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

不仅如此,他还参与了1956年北大第一版哲学系哲学史教材的编纂,有诸多哲学著作,结合共产党的现状对许多人的思想给予毫不留情的批判,具有极大影响力,和杨献珍等人被誉为中央党校的“三驾马车”。
但较为可惜的是,孙定国先生在1964年过世。
相较于上面两位来说,郝玉玺和郭挺一的故事则带上了几分悲情色彩。
郝玉玺,本名郝玉英,一位出生在普通农民家庭的孩子,虽然日子贫苦,但郝玉玺从未放弃学习,积极学习先进马列思想,1935年,经朱红介绍加入共产党,为建设革命工作。
后改名为郝玉玺打入阎锡山军队内部成为了一名地下党员,在山西一带为我党事业默默做出贡献。

虽然郝玉玺人在国民党军队,但他一心扑在抗日事业上,主动向组织申请到抗日前线去,带领军队在吕梁山区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当晋西事变发生后,作为第二一三旅的旅长,他坚持以抗日战争为主,拒绝了阎锡山的命令,同阎锡山手下的顽固派军队发生激烈对抗,不幸牺牲,时年24岁,正是人生最美好的年华。
郭挺一同样也是如此,1905年出生于山西定襄县的他,对家乡的土地爱得深沉,1925年便加入共产党的他在河东一带党组织建设过程中发挥过重大作用,还带领参与过农民起义。
1926年,他加入共产党地下党组织,1928年,在参加省党组织会议中被阎锡山一行人逮捕,在监狱中待了整整八年,随后凭借一份“自首书”出狱,为此共产党一度把他开除党籍,他也合理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但其中忍受的屈辱可想而知。

而且在狱中被拷打八年的郭挺一从未透露出一分一毫共产党的真正秘密,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
出狱后的郭挺一同样奋战在抗日一线上,带领工卫旅与日寇作战三十多次,但就在晋西事变前夕,郭挺一被秘密调离工卫旅,1941年1月被枪决。

二、阴差阳错——宁静平淡的一生
其实除了上面的四位与我党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外,还有两个人也是我党的地下党成员,这两个人就是张韶方和颜天明。
按说这两个人应当早已做好了抉择,那结局无非就是像第一种人那样要么战死沙场要么在建国后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做出突出贡献,但这两个人的命运却很有意思,一个仿佛从未经历过晋西事变,一个仿佛参加了一场错误的晋西事变,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仿佛没有参加过晋西事变的是张韶方,山西繁峙人。

1935年毕业于北平大学法律系的他于1936年加入中国牺盟会,随后更是通过吕调元介绍加入我党地下党组织。
秋林会议后张韶方被任命为第209旅旅长,正当他想带领抗日军队大干一场时,阎锡山却悄悄地把他困在了秋林,无法正常参加军事活动,直接导致后来的晋西事变根本就没条件参与。
等他从秋林出来后,晋西事变早已结束,直接被组织安排奔赴延安学习,后来调到晋西北地区从事行政工作,可以说,他是晋西事变里最没有参与感的一位旅长了,毕竟参与感为零,心有余而力不足。

新中国成立后,张韶方为我国西南地区的财政工作作出巨大贡献,曾任中共中央西南局财贸办公室主任,1968年不幸去世,享年56岁,一生也算是宁静祥和。
另一位颜天明则与他相反,这位早年的经历就很神奇,先是1924年担任国民军第二军少校团副,随后1926年在李大钊先生的感召下,开始系统接受共产主义教育。
但颜天明本人还是很坚定地选择了共产党。
早在七七事变前就多次主动找到共产党组织交代自己在国民党内如今的情况,有多少兵力?在哪个部队?还给共产党组织交代了一下自己现在的入党退党情况,估计意思是想让党组织放心,虽然名义上我现在不是共产党了,但我的心还是在这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共产党的帮助下,颜天明得以成为山西新军独3旅的旅长,并且颇得阎锡山信任。
相较于前面的几位地下党成员来说,颜天明属于潜伏得还不错的地下党员了,党组织也非常重视他的情报工作但偏偏颜天明就是在这个地方出纰漏了,出事的时间点还恰恰在晋西事变这。
其实就在晋西事变前夕,便有人向颜天明汇报称其下属第7、8总队长已被阎锡山收买,有叛变倾向,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也是阎锡山动手的前兆。
如果说颜天明有足够敏锐的政治嗅觉,就算他真的没有发现手下二人的叛变倾向,也应当及时将此事反馈给党组织并警告其他地下党成员提高警惕,更应该对此二人进行冷处理。

但颜天明没有这样做,他相信手下的这两位队长,还放心地去参加牺盟会会议了,而晋西事变就在此时爆发了。
此事一出,中央是怎么处理的呢?
文献记载,1940年5月,颜天明因病离职到卫生部第二所疗养,1941年2月,经杨献珍等人介绍得以重新加入共产党。
从这之后便坐了足足六年的冷板凳,什么工作都没有安排,直到1947年,颜天明参加土改会议时见到一干领导人,一再请求为革命工作,这才被安排到新华书店编辑部担任资料部主任。

怎么描述这次的工作安排呢?
从冷板凳安排到炕边上都比这强的多,由此可见党中央对颜天明在晋西事变中的表现是十分不满意的,所以可以说颜天明是参加了一场“错误”的晋西事变,不仅是犯错误,或许这场事变本身在他人生里就是一场错误。
建国以后的颜天明开始从事报社工作及科学研究,1958年,他调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及古人类研究所任副所长、领导小组组长,在学术方面还是很有两把刷子的。
1974年12月24日,颜天明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去世前有儿孙绕膝,也算圆满。
介绍完这六位与我党有千丝万缕关系的旅长,剩下七位便是国民党的顽固派为主了,他们依次是梁述哉、台耀玺、艾子谦、白英杰、赵世玲、卢宪高和刘武明。

这里面值得一提的是梁述哉和卢宪高,这二人原先均为国民党顽固派军官,只是梁述哉、台耀玺在晋西事变前夕被一起送往延安学习,直到事变结束后才被打回山西,并未参与此次事变。
可能是在延安的岁月教给了梁述哉太多,哪怕后来回到山西,梁述哉也没有再投入国民党的怀抱而是跟随者共产党一次次打响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跟随傅作义参与北平的和平解放,只是解放后不久便去世了。
至于台耀玺,自从在延安学习之后便没有在文献记载中看到他的下落,至今下落不明。

而卢宪高便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人,曾经是国民党军官的他因为表现良好被吸收为地下党成员,但秋林会议后又被阎锡山再度收买,成为独7旅的旅长。
晋西事变前夕,他察觉到事情有异,试图先发起偷袭但惨遭失败,阎锡山也认为其没有了可利用的价值,直接派人秘密活埋,可恨可叹。
剩余四人全部先后被共产党俘获,刘武明、赵世玲两人被直接处决,艾子谦在狱中积极改造,后被释放,1983年在山西洪洞因病去世,至于白英杰,平津战役被俘后便不见文献记载,至今不知下落。

参考文献:
- 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系列辞典: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
- 张文义.阎锡山与山西新军[J].文史天地,2021(08):4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