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撤走原子弹专家，烧毁资料，毛主席说：极好！邓稼先迎难而上
1950年，中美之间尚未彻底断绝通航，但是，万里海洋之上却早已暗流汹涌。
邓稼先在拿到博士学位的八天后，立即搭乘前往香港的威尔逊总统号轮船，返回中国。
新中国已经成立，海外求学的中华儿女纷纷归国，志愿建设祖国。威尔逊号上面有近百名留美学者，钱学森与赵忠尧也在这艘轮船上。
邓稼先预感到这必将是一段不平静的航程。
邓稼先的行李很多，除了衣物与压力锅外，全部都是关于物理方面的书籍和杂志，非常珍贵。
钱学森也带了八百多公斤的书籍和笔记，赵忠尧则是携带了三十多个木箱，里面装满了他花费几年时间搜集定制的加速器部件及实验器材，都是重要的核物理实验设备。
灰蓝的海浪不断地冲刷着威尔逊号漆白的船体，每一位中国学者都面色沉重地守在自己的房间里，焦灼地等待着那声长长的汽笛。
轮船正要启航，美国联邦调查局发起蓄谋已久的突击搜查，钱学森的书籍与笔记被全部扣押，他本人也被当成间谍带走，关押到特米那岛上。
赵忠尧也遭遇了严厉的盘查，几十个箱子全部被打开，但是幸好这些器材与部件被拆得散之又散，没被联邦调查局的人看出端倪，才得以侥幸过关。
钱学森：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船行至日本横滨，再次遭到了驻日美军的调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手持一份名单对赵忠尧等人说道:“要么回美国去，要么去台湾，要么就在日本坐牢。”
赵忠尧等人拒绝回美国，也拒绝去台湾，于是就被关押在东京下野的鸭巢监狱，随身携带的试验记录也全遭扣押。
一路波折，威尔逊号终于驶抵香港，但邓稼先却丝毫不敢放松。那时香港正在英国的管制之下，而中英尚未建交，因此，中国人不被允许在香港登陆。
邓稼先等爱国学者只能携带着厚重而珍贵的“行李”，分批搭乘小木船至中国境内上岸，于广东聚集。
这一年秋天，先后有两批近200位爱国学者，经由此种途径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成为了建设祖国及“原子核”事业的中流砥柱。
赵忠尧：我国著名的核物理专家，为建设核物理实验基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回国后，邓稼先即被聘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度过了他人生中最为平稳的八年时光。这座物理所就是原子能研究所的前身。
美国的原子核物理在四十年代就已经处于世界前沿水平了，而中国直到五十年代在这一领域的研究都是空白状态。
邓稼先深感责任巨大，即使工作安稳也不敢稍有放松。在物理所工作的八年间，他一直致力于物理研究，相继发表了《关于氢二核之光致蜕变》、《辐射损失对加速器中自由振动的影响》、《轻原子核的变形》等重要论文，为我国原子核事业的发展打下了理论基础。
在埋首科研的时候，他并不知道关于研制原子弹的计划已经悄然提上了日程。
早在1949年，刘少奇同志秘密访问苏联期间，就曾提出参观原子能设施的要求，但却遭到了斯大林的拒绝，只看到了一些相关的影片。
同年8月29日，苏联即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成为了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从这时起中国便萌生了研制核武器的想法，但是，新中国过于贫困，相关领域科研人才匮乏，因此，研制核武器的计划便一拖再拖。
1951年杨承宗在法国约里奥·居里先生的核物理实验室工作学习时，居里先生嘱咐他给毛泽东带话:“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原子弹。”
这段话被杨承宗转述给钱三强，又被钱三强如实地转述中国科学院副主任丁瓒，最后传到了毛主席的耳朵里。
核武器的重要性再一次凸显。毛主席有心发展，但是，美国与苏联的技术封锁太严密了，中国只能一步一步慢慢来。
杨承宗：新中国放射化学奠基人
1953年，钱三强去苏联学习先进科技，再一次提出参观原子能设施的请求，但是仍被拒绝了。
他试探性地问随行的苏联院士:“苏联能否在回旋加速器与实验性反应堆方面给予中国援助?”
斯柯别里琴院士则表示:加速器可以，反应堆就不一定了。
1954年，新中国成立5周年，毛主席邀请赫鲁晓夫来北京参加庆典，在中南海的颐年堂举行了两国的最高级会谈。
这次会谈敲定了苏联援中的贷款，也谈妥了苏联援建的工程。临近结束时，赫鲁晓夫问道:“苏中两国应该团结协作，不知中方还有没有其他要求？”
毛主席说:“中国现在的国防还很落后，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有点兴趣。”
赫鲁晓夫愣了一下，随即回道:“搞原子武器太费钱了，以中国现在的条件来说过于困难，社会主义是一个大家庭，有一把核保护伞就行了。”
同年，海峡危机再度升级，美国拟定了进攻中国大陆的计划，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更是建议直接向中国大陆投掷原子弹。
国际社会如此逼迫，而苏联又不愿明确提供核保护，中国不得不谋求自保措施，由此，发展核力量成了至关重要的一环。可以说，中国决定在极艰难的情况下研制原子弹，很大程度上是被“逼出来”的。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
国际间风云变幻，美苏对峙愈发严峻，如果中国也涉足原子弹领域，则会对美国形成一定压力，从而减轻苏联的压力。
此外，由于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问题，苏联国内兴起了一股反对力量。苏共中央开会时，11位常委投票，他只获得了4票的支持票。为了巩固地位，赫鲁晓夫又和中国亲热起来。
基于以上种种考量，1957年赫鲁晓夫终于决定在原子能方面同中国共享自己的经验，援助中国发展核武器，并派遣原子能方面的专家前往中国授课。中国则要用农产品交换苏联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
至此，中国要搞原子弹、核武器研究的计划终于敲定了。
1958年，邓稼先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送材料，钱隐晦地问道:“稼先同志，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份工作，怎样?”
“大炮仗?”邓稼先喃喃自语道:“我能行吗?”
钱三强没有讲原子弹计划得以立案的艰辛，只是将工作的意义说给他听。邓稼先心头震动，他意识到一旦应承下这件事，他的生命就算是要献给这份工作了。
同时，他也意识到只有做成这件事才能对得起他万里归国的初心。
于是，他义无反顾地服从了组织的调动。
钱三强：“两弹一星”元勋
苏联虽然对中国进行了技术援助，但是，赫鲁晓夫又是极其矛盾的。或者说苏联人是极其矛盾的。
他们一方面想要借帮助中国研制核武器来给美国施压，另一方面又不希望中国人真正掌握原子核技术，冲击苏联的社会主义老大哥地位。因此，苏联专家是很“挑剔”的。
当时苏联答应为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为了安放模型，以邓稼先为首的所有参与研究学习的中国科学家们花费了三个月的时间，每天滚在泥巴里，建成了一座两层楼高的模型展厅。
展厅建好了，可是模型却迟迟不到，苏联专家挑剔地说:“展厅地面不平整。”邓稼先和年轻的大学生们立即去平整地面。
苏联专家又说:“窗户外面没装铁栏杆。”
当铁栏杆也以最快的速度安上时，原子弹模型依然没来。每每遇到询问，苏方专家也只是敷衍道:“就快了。就快了。”
在教学时，苏联专家也有几分刻意刁难。他们总说要运来一车资料供大家学习，但是连书的影子也看不到。
他们又开出了一条长长的书单，有些书根本和原子弹扯不上关系，他们却美其名曰:一定要看完，要打好基础。
此外，他们还例举出与制造原子弹相关的上百个专业，其中最令人瞠目的是“花匠”。邓稼先一头雾水地同苏联专家请教:“花匠和制作原子弹有什么关系？”
苏联专家傲慢地回复:“你为什么不问原子核物理专家要不要在开满鲜花的环境中工作呢？”
没办法！技术在苏联人手上，中国科学家们想要学到真东西只能忍耐。私下里，理论小组们开始加倍用功，他们自主学习、自主钻研，更加谦逊勤勉地向苏联专家请教不懂的问题。
苏联专家却是一概“零回复”，坚决不给予任何指点。理论小组的成员们难免气愤，他们都将苏联专家们称为“哑巴和尚”。
哑巴和尚不传真经！这就是当时令科学家们倍感无奈的窘迫处境。
理论小组在工作商讨
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终止《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中苏关系走向破裂。233位苏联专家全部撤出中国，资料也全被带走，带不走的也全遭焚毁。
赫鲁晓夫说:“没有我们的帮助，20年你也搞不出原子弹来。”
毛主席则说:“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很难还。”
中国人要争一口气，要给苏联看看，给世界看看——靠中国自己也一样造得出原子弹。于是，我们走上了自主研发之路。
从这一天起，我们把原子弹的代号被定为“596”，就是为了时刻提醒自己“自力更生，发愤图强”。
苏联专家撤出中国，人民欢送（注：除核专家之外，其他领域的苏联专家大部分很友好）
自主研制原子弹有多难?所有参与研究的人都知道“这不是单靠咬紧牙关就能挺过去的困难，也不是光凭废寝忘食埋头苦干就能成功的事业。”
最重要的是中国原先想要于1962年爆炸原子弹的计划已经很难实现了，没有人能准确预估爆炸日期，大家伙儿只能更加拼命地搞科研。
要盖高楼，首先必须要有图纸，同样的道理，要搞原子弹，也得先拿出理论方案来。作为科研小组的领导人，千钧重担都压在了邓稼先的肩上。
原子弹研制大山一样矗立在邓稼先面前，纷繁复杂的物理学理论更是将他拖入了迷宫之中。
他整宿整宿地回忆着那些学过的知识，这个可用，那个不可用……终于他将目光投注在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三个方面上，初步打开了研制核武器的局面。
邓稼先：“两弹元勋”
中子物理与流体力学尚且可以通过查阅浩如星海的外文书籍得到运行规律，但是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却只能通过实验来获取数据。
然而，以我国当时的技术手段根本没法模拟出核爆瞬间的高温高压状态。在没有任何实验数据辅助的情况下，邓稼先夜以继日地推算，最终演算出一套高温高压状态下的方程式。
而这也仅仅是浩大的计算工程中微不足道的一项而已。如果将物质运动的过程用网格来表示的话，一次核爆就要用上千个网格来代表，每一个网格都要计算多个参量，解多个方程。
推公式，搞粗估，求近似值，进行精确计算，动辄便是上万个数据，而这样庞大的计算工作都要依赖人工进行，通常就是一个人一支笔一个算盘。
科研专家在进行演算
有人会问难道没有计算机吗?有的。但是少得可怜，整个研究院不到五台。况且，计算机落后得很，只有西瓜大小，需要手摇，正着摇是乘法，倒着摇是除法。
飞鱼牌手摇计算机
1960年，他们在计算中遭遇了一个重大难题。苏联科学家曾透露过一个关键的参数，但是这个数值却和邓稼先他们演算出的结果并不相同。
“究竟是哪一个计算环节出现了错误?”
每一个研究成员都在思索着这个问题。每一个数值都要必须精确！怎么办呢？只能重算。
这无疑增大了科研人员的工作量，一穷二白的年代只能依靠人工硬抗。邓稼先带领科研小组针对这个物理参数，建了三个数学模型，进行了九次演算，最终得到的结果都是统一的。
也就是说苏联科学家透露的参数有极大可能是信口胡说的。
经过了一系列艰难的前期演算，原子弹研制终于看到了希望。1962年研究小组正式向国家立下了“争取1964年，最迟1965年上半年引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军令状。
科研人员用过的草稿纸，装在麻袋中，堆满了几个屋子
1964年10月16日下午，罗布泊一如往常地平静，这里没有草，没有树，只有万里狂沙，呜咽的风声如同从1600年前传来的楼兰的哭诉。
空气是沉凝的，邓稼先的内心是沉重的。中国将于这一天进行原子弹爆炸实验，而他是总设计师，签字的时候，他的手都是颤抖的，冰凉而又浸满了汗水。
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了，科研人员们戴上墨镜，背对预定爆心，匍匐在地。霎时间，一声巨大的轰鸣震彻云霄，遥远的天际腾起一朵壮丽的“蘑菇云”。
那团放射性云尘缓慢地飘过日本、阿留申群岛、太平洋北部、加拿大和美国西部，无声地昭示着中国的威严与中国人民的智慧。
那些沉稳的科学家们，此刻兴奋得如同小孩子一样，在黄沙之中翻滚，一边痛快地大喊大笑，一边长泪横流。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产生的蘑菇云
周总理几乎在同时得到了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随即在《东方红》排演厅里宣布:我们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排演厅里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与欢呼声，随即，这个消息便如同长了翅膀一般飞速地向全国各地传去。
当天晚上，人们手持着《人民日报》的号外奔涌至街头，不由自主地欢呼着，呐喊着。
国际社会也对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投来了超高关注。
法新社称:“中国人今天对苏联拒绝向中国提供核援助作出了报复，并且确定了中国作为一个核大国的前途。”
美联社则称:“中国在亚洲的形象更高大了。”
《人民日报》
然而，在这个全民狂欢，举国高光的时刻里，邓稼先却正在经历着人生至暗。
他的母亲已进入弥留之际了，他正奔波在路途上，赶来见母亲的最后一面。
原子弹爆炸，他是激动的、自豪的，可对于父母家庭，他却是愧疚的。这六年来，他一心扑在工作上，与家人聚少离多，因着保密原则，家人至今都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
下了飞机，邓稼先直奔医院。母亲躺在病床之上，打着点滴，已经瘦脱了相。
邓稼先颤抖地说:“姆妈，我回来了。”
母亲张开失神的双目，努力地望向他，又将目光费力地移向一旁放着的《人民日报》号外，她吃力地问道:“告诉我……是你吗……”
邓稼先含泪凝望母亲，一切尽在不言中。
母亲读懂了他的目光，连声呢喃着:“很好……很好……”慢慢合上了双眼。
邓稼先伏床恸哭，此身已许国家，奈何负疚家人。
邓稼先与母亲王淑蠲（juan一声）
留给邓稼先的悲痛时间是短暂的。彼时，他已经应国家征调，开始主持氢弹研制。母丧不久之后，他即重回岗位。
在全体科研人员以及参与建设的所有军工的努力之下，1967年6月17日，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颗氢弹也试爆成功了，再一次震惊了世界。
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七年零四个月，苏联四年，英国四年零七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而我们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这当中有多少艰苦与血汗，已很难用文字来表述了。
邓稼先常常说:“在我们这里没有小问题，任何一件小事都是大事情。小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就会酿成大祸。”
本着这种极度负责的科研精神，中国的科研小组攻克了一个又一个小问题、大难关，穷尽心血自是不必说了，更要命的是日夜同放射性元素打交道，每个人都要“吃剂量”。
每一次打开密封罐查看测试结果时，科研人员们都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放射性污染，尽管他们做了最严密的防护措施，但依旧难以隔绝这种鬼魅一般悄无声息又无处不在的伤害。
这一点，每个人都是心知肚明的，吃的“剂量”虽然有多有少，但最终都会影响生命与健康。
以邓稼先的物理造诣，他自然更加明白“吃剂量”的危害，可他毫不在意，依旧勤恳地工作。他会在大大小小的核爆实验签字时颤抖，但却绝不会因“吃剂量”而恐惧。
七十年代末期，一次核爆实验出现了事故。飞机空投之后，核弹并没有爆炸。
要知道飞机的速度、高度、空投的时间、地点、降落伞的打开高度、核弹的爆炸时间、爆炸效果、爆炸当量、爆炸后蘑菇云在哪个位置、蘑菇云往哪个方向飘、对我国人民是否有影响……这些都是经过精准的计算的。
核弹迟迟没有爆炸，当中出现了哪些故障?是计算问题还是工业问题？还存不存在爆炸的危险?这些都是要搞清楚的。
指挥部立刻派出防化兵去出事现场寻找，但是，防化兵的任务只是确定范围，还需要参与研究的科学家去现场查看才行。
邓稼先说:“这事我不去谁去?”
随即他和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同行，乘坐吉普车，向戈壁深处驶去。
到了事故边缘地区，邓稼先要求司机停车。司机与赵副部长要与他同去，被他严词拒绝了。
他大声喊道:“你们站住！你们进去也没有用，没有必要——”后面的话他没继续说，但大家都明白他想要说的是“没有必要白白牺牲”。
邓稼先穿着厚重的防护服，吃力地走在戈壁滩上，四处环顾，终于看到了被摔得稀碎的核弹残骸。
那一刻，他忘记了所有的物理常识，竟然用双手捧起了一枚核弹碎片。他确认了事故是降落伞没能打开造成的，也确认了核弹不会被引爆。长舒了一口气之后，他才猛然意识到一件事——
他用手捧起的是剧毒放射物！
回程中，他仿佛瞬间衰老了下去。在车上他对赵敬璞说道:“钚239在自然界中的半衰期是24000年，知道它最容易被人体哪个部位吸收吗?是骨髓。在人体中，它的半衰期是200年。”
阳光穿透车窗，每一粒细小的尘埃都泛着暖洋洋的金光，但每一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沉默了。万里戈壁苍凉壮阔，沉重的低压笼罩了这辆吉普车。
找到摔碎的核弹之后，邓稼先主动要求合影留念。他向来不爱照相，这样主动的行为是很罕见的。
几天之后，邓稼先回到北京住院检查，检查结果表明，他的尿液里有很强的放射性，白血球内的染色体已呈粉末状，肝脏也已受损。
医生拿着他的检查结果，惊诧地问道:“这是吃了什么毒药了?”
邓稼先与妻子许鹿希相顾默然，心头都清楚，那东西不是毒药，胜似毒药。
邓稼先的生命似乎在猝然之间进入了倒计时状态，身体的日渐衰弱令他清晰地感受到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于是，他拒绝疗养，选择将未知的、却必定所剩无多的生命投入到工作之中。
他醉心于新一代核武器的研究，也将目光投注在核能的和平利用上。他还敏锐地意识到世界上其他的核大国已经发展到不需进行爆炸实验，而只靠计算机模拟爆炸就能得到准确数据的阶段了。
正因有着这种超前眼光，他预测到那些核大国们为了阻碍别国的“核”发展，一定会主张叫停核实验的。
但是，中国的科技还远远不能达到计算机模拟爆炸的程度。怎么办呢？只能在国际正式宣告停止核实验之前，尽力将中国的科技提升到这一水准。
为此，他拖着病躯，一次次地穿梭在实验室与试验场，在最后几次的核爆实验中，他甚至已经出现了“出血”的状况。
他没和任何人说过自己的身体情况，别人都以为他得了痔疮。直到1985年7月，他回京开会，妻子许鹿希逼迫他去医院检查，他才开始住院治疗。
医生问他:“为什么现在才来？”随即和蔼而坚决地说:“别走了，立即住院。”
邓稼先确诊罹患了直肠癌，随即进行了大手术。手术虽然完成了，但现实却是残酷的，他的癌症属于中期偏晚，已经发生了转移，癌细胞没能切净。
他在病中依然关心着祖国的核事业，和于敏联名写了一份对我国核事业发展至关重要的《建议书》，而《建议书》的具体内容至今仍是机密。
1986年5月，邓稼先再次入院治疗，并进行了第二次大手术，清扫被癌细胞侵犯的部位。
病中他对前来探病的某位省长叮嘱道:“核废料一定要用特定的方法处理后再深埋，这样即使发大水也冲不走，可保证亿万老百姓不受核废料的污染。”
7月15日，副总理李鹏来探望他，并授予他全国劳模的奖章和证书。至此，“邓稼先”这个尘封了28年的名字才开始广为人知。
7月29日，邓稼先因全身溶血性大出血与世长辞，享年62岁。
弥留之际他说:“死而无憾。”
病中的邓稼先，胸前佩戴着“全国劳模”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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