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青峰

图：晚清重臣赵尔丰

文章引言：

青史有云：古今人物，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

然而，历史的诡异常常让后来者面对某些人的历史定位，却难于评说，进退失度。

我们在研读历史时，有时会发出感叹：某些人如果早逝一年、半年、甚至哪怕是几个月也好啊！

因为，如果是这样，他们在我国青史上将是名垂千古的人物，是人们心中永恒的英雄。

可是历史真实的轨迹却往往同我们开玩笑，它只用一年半载就能将一个人的人生掉个头来，从人所景仰的英雄推入历史的反派人物。

晚清边境功臣赵尔丰便是这样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他以稳定西藏维护中国统一的英雄人生，却在生命的最后半年成为了革命大潮下的绊脚石，落得个身首异处。其结局之惨，生命之悲，令后世婉惜。

如果他不在晚清风雨飘摇的1911年走错那一小步，我想对于他来讲，以“晚清左宗棠第二”的评价来定位他，后世之人应该没有多少人会表示反对。

可惜历史的轨迹并非能如我们所愿，结果他成了晚清革命党人刀下的“冤魂”，革命大潮下的“绊脚石”。革命党人以他的一颗人头掀开了大清各省纷纷独立的序幕，大清由此也进入了历史的倒计时。

赵尔丰由此也从稳定中国边疆的大功臣，转瞬之间成了革命党人眼中的罪人，大清的卫道士与腐朽政权的帮凶。

赵尔丰的命运为何会如此惨烈呢？其命运的轨迹是怎样的历史事件在推动呢？

今天谁我们一起来重新探秘这一段历史，感受历史的魅影与人物的悲欢。

一、成长与崛起：赵尔丰显赫的家世与他的成长崛起之路；

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是时代风云下的产物，他们不可能脱离他们所处的时代而独立存在，也不会远离那个时代环境而野蛮生长。

赵尔丰正是晚清那个时代急剧变化下的产物。

赵尔丰，生于1845年，清道光二十五年，字季和，汉军正蓝旗人。他祖籍山东蓬莱县，只不过由于祖上很早就移居到了辽阳，一直在后金供职服务。因屡积战功，又因与爱新觉罗氏家族联姻，后得以恩入满洲正蓝旗。

赵尔丰出生时，正是大清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前夜。

此时的大清国运已经在下坡的路上飞速急驰，中国已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拐弯处。

不过，少年时的赵尔丰似乎并没有感受到这一点。

自小生长于东北辽宁省辽阳一个官宦世家的赵尔丰，依然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辽阳之外的狼烟战事似乎还影响不到他的家乡。

赵尔丰出生的这一年，其父赵文颖考中了进士。

1854年4月，赵文颖在山东阳谷县任县令时，为北征太平军所杀。

到这时，时年9岁的赵尔丰才隐约感受到了这个时代的急剧变化与危机。于是开始发奋读书，17岁那年，赵尔丰考中秀才。

1882年，即光绪八年，时年37岁的赵尔丰才考中举人，获得了进入仕途的入场券。

不过，在此后的京城会试中，赵尔丰屡次失利，一直与进士无缘。而此时他们兄弟四人中，就他一人不是进士了。

他的大哥赵尔震早于1874年(即同治十三年)已考中进士。二哥赵尔巽更是鼎鼎大名，与其大哥赵尔震一样于1874年中了进士，兄弟二人为同科进士，就连小他六岁的弟弟赵尔萃也在1889年(即光绪十五年)考中了进士。

羞愧不已的赵尔丰自知考进士无望了，于是干脆放弃了此后的考试，在家人的帮助下以捐纳的方式在广东盐道上谋了一个小官。

所以，出生于这样文脉显赫家庭中的赵尔丰一直不被其家人看好，以为他这么一生就在不入流的小职位上浑浑噩噩度过了。

谁料，赵尔丰从未放弃过自己，一直深藏不露，蓄势待发。

1884年，几经折腾的赵尔丰在其兄赵尔巽的势力影响下，终于被朝廷调任山西静乐县任知县。

知县虽然仍然是七品小官，但好歹也是一个地方的行政一把手。读书欠佳的赵尔丰，在吏治方面却无师自通，其才能很快显露了出来。

在山西地处西北黄土高原静乐这个穷僻之县，赵尔丰干得有声有色，把该县治理井然有序，百姓也颇称其善。

1888年，赵尔丰调任山西永济县令。

正是在这个永济县令的任上，赵尔丰迎来了人生与仕途的飞跃与后来急速的升迁。

1900年6月21日，因慈禧太后的无知与骚操作，竟然在愤怒之下一口气向西方英、美、德、法、俄、日、意、荷、西、比、奥等十一国同时宣战。结果导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带上光绪帝一行，一路向西安逃去。

当慈禧太后一行从河北进入山西时，后方仍有八国联军部分军队在追击。

时任山西巡抚的锡良命令赵尔丰组织人马阻击联军进入山西。

由于山西永济县与河北临汾县接壤交界，八国联军部队要继续追击慈禧太后一行，必须途经山西永济县。

因此，赵尔丰的阻击成功与否，便成了防止八国联军继续深入中国腹地追击慈禧太后一行人的关键一环。

赵尔丰以书生入仕，此前从未带兵打过仗，估计连长枪长矛也没摸过。

可是，这一切都不是问题，赵尔丰很快就展现出了带兵打仗的天赋与领袖气质。

他以果敢的魄力，坚决有力的行动，很快便组建了一支地方武装力量，在河北山西两县交界的险要处设伏，打了一个敌人的措手不及。

八国联军中追击的人马本不多，加之受此打击后，更不敢再涉险进入中国内陆腹地，于是止步于了山西省边境之外，撤兵而返。

此役让山西巡抚锡良大感意外，由此关注到了赵尔丰，从此特别加以重用。

锡良，1853年生，字清弼，蒙古镶蓝旗人，系同治十三年(即1874年)进士。他是晚清历史上一位颇有作为的官员，为官为人清廉正直，在朝野政声颇佳，为晚清政治舞台上一位重要历史人物。

图：四川总督锡良

此时正值乱世，像赵尔丰这样杀伐果断，有胆有识的官员当然值得培养。

于是，锡良自此以后一直把赵尔丰视为心腹带在身边。他去哪儿任官，就把赵尔丰也带到哪儿。

从此，赵尔丰仕途飞速升迁，不久便进入了晚清地方大官的行列。

1903年，锡良由山西调任四川总督，赵尔丰也随之前往入川，并升任永宁道。

此时的大清西南已经很不太平。西藏地方叛乱势力在英国人的支持与怂恿下，开始蠢蠢欲动，意图分裂中国，让西藏脱离大清中央政权的控制。

同年，英军从印度经锡金入侵西藏。

西藏地方军队在抵抗失败后，在英国人的威逼利诱之下，西藏地方政府居然在不向大清中央政府请示的情况下，擅自与英国签订了卖国的《拉萨条约》，导致国家在西藏大量主权利益丧失。

但是，这还不是最坏最恶劣的内容。该条约最可恶的是英国人鼓动西藏独立，完全脱离大清。

在英国人的怂恿与支持下，西藏反叛势力开始公然与大清朝廷中央对抗。

1905年3月，又一件震惊大清朝野的事件——巴塘里事件发生了。

西藏地方土司与僧侣喇嘛等叛乱势力将朝廷驻藏大臣凤全残忍地杀害，并且割下了他的头颅悬挂于喇嘛寺庙门上，以此宣示与大清政府的诀裂。

慈禧太后与光绪帝获此消息后，极为震怒，决心以雷霆手段派兵平定镇压这股不法分裂势力，维护大清一统的权威。

四川总督锡良急调赵尔丰出任建昌道，并命其急速就地招募兵勇，准备以武力平定地方土司的叛乱。

赵尔丰不负朝廷与总督锡良所望，很快便组建了一支趋于近代化的部队开往四川边境甘孜地区。

由此，赵尔丰登上了晚清军事舞台，开始了其最为出彩的一段传奇人生。

二、乱世能臣：以铁血手腕，为稳定西南中国疆域，不计利钝成败，赵尔丰建奇功于中国边疆；

图：前排左三为赵尔丰

1905年夏，赵尔丰出任建昌兵备道时已经是六十岁的花甲老人了，谁也没想到这位此前并不显山露水的地方官员，却在西藏为国家的统一与主权的完整建立了不世之功业。

观其此后的功业，虽不能与左宗棠早年收复新疆的伟大功业一较高下，但是亦可说是不遑多让。

十九世纪末，英国人以印度为跳板，开始把魔爪开始伸向我国的西藏地区，妄图在我国西南制造分裂。

他们在西藏上层社会制造矛盾，挑拔离间，煽风点火，上窜下跳。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赵尔丰登上了晚清政治历史舞台。

当巴塘里事件发生后，川督锡良急命四川提督马维骐率大军进剿地方叛乱，同时委任赵尔丰办理打箭炉边防军务，以之为侧援。

清军进入巴塘后，随即拘捕了当地正副土司，奉令将其处死。

事毕，川督锡良留赵尔丰任边务善后督办。

在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上，赵尔丰展现了极其强硬的一面。他识破了当地肇事首领一心准备投靠英国人的动机。因此他一意主剿，以铁血手腕决不给他们机会。

在查明杀害驻藏大臣凤全的主要凶手与背后势力后，赵尔丰遂将历年戕害官员、撤站之喇嘛、土司等人一一惩处，有效地震摄了西藏地方一众不法势力。

1907年2月，锡良由四川总督调往云南出任云贵总督。临行前，锡良密折上奏慈禧保荐四川总督之职由赵尔丰接任。

由于赵尔丰在处理巴塘事件上展现的手腕与魄力，朝廷下旨同意由其暂时护理四川总督。

上任后，赵尔丰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推行“四川新政”。

他组织人练新军、兴学校、造轮船、开矿藏、设医药局、制革厂，一时之间四川颇具新的气象。

为了防止西藏当地不法势力寻机再生事端，他努力经营川边军务，保持一种随时可以用兵西藏的态势。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同年5月，四川开县(即今天重庆市开县区)里河流域在“红灯教”的组织下，打着义和团旗帜，宣起了了较大规模的地方武装起义，一时发展到近万人，川东顿时为之不安。

为了防止这股川东地方势力与西藏土司内乱东西遥相呼应，动摇大清中央政权对西南的控制，朝廷急合赵尔丰率数千清军前往平乱。

赵尔丰亲率2000清军赶在川东镇压，很快就平息了这次川东之乱。

当这次川东之乱刚刚平熄，西藏地方土司与喇嘛们在英国人的怂恿谋划下，又开始了闹事。

1908年3月，朝廷任免赵尔丰为驻藏大臣兼边彊事务大臣。赵尔丰在打箭炉驻军屯兵，将打箭炉之地改名后设立康定府，并开启了他大刀阔斧的改革运动。

此后康定作为著名的川藏边城便由此得名。

康定府，位于大渡河河西，地势狭促，处于“三山夹二水”的沟谷之地，因地处成都平原通往康区和西藏的交通咽喉，地理位置极为重要。

为了彻底解除西藏川西地方土司们自清朝初期康熙年间以来不断的叛乱，赵尔丰上奏朝廷后，决心将地方土司“改土归流”，铲除这些“国中之国”。

大清中期以后，地方土司一直是国家内乱的隐患，是朝廷中央集权的障碍，他们犹如“国中之国”。

图：西藏地方土司

朝廷中央政策对他们有利时，他们尚暂且能安于一时。然而一旦涉及他们的利益时，稍有不如意便对抗朝廷，甚至不惜起兵造反，分裂国家，破害国家大一统的政治局面。

所以，土司制度自元朝开始，就有如一个人身上的毒瘤，时时侵噬着国家大一统的安定团结局面。

由于十九世纪世下叶以来，大清国势每况愈下，加之西方英国人的唆使与支持，川藏地区的大小土司们似乎看到了机会，于是借助外来势力企图脱离大清王朝的中央管控。

正因如此，为了一劳永逸解除这些隐患后患，赵尔丰便开始了他铁腕改制——改土归流。

他的这一政策自然遭到了当地大小土司们的一致抵制。

为什么他们如此抗拒抵制这一社会政治改革运动呢？

一句话，就是断绝了他们世世代代当地当“土皇帝”的世袭权力。

因为一旦“改土归流”后，他们掌控了当地几百年甚至近千年的特权将从此化为乌有。此后当地的行政与司法权将会掌握在朝廷派遣来的官员手中，这此土司们醉生梦死的奢糜生活也将划上历史的句号。

所以，当他们得知新任边务大臣赵尔手要决定“改土归流”后，变得“空前团结”起来，决心以武力反叛对抗朝廷。

西藏社会上层一众喇嘛活佛等在英国人的支持怂恿下，也公然开始了武装叛乱，企业把西藏从中国领土上分离出去。

一时之间，中国西南之地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然后，他们这次低估了大清朝廷的决心，同时也误叛了改革主将赵尔丰的英雄胆略与杀伐决断的气魄与铁血手腕。

1908年，即光绪三十四年。

这年春，朝廷任命其兄赵尔巽为四川总督，赵尔丰为新任驻藏大臣，准备接任原驻藏大臣联豫，同时仍让赵尔丰兼任川滇边务大臣，并命其会同驻原藏办事大臣联豫察度藏情，实施西藏“改土归流”政策。

为此朝廷先期拔付赵尔丰白银60万两，着其组建一支入藏军事力量随其入藏，并下旨四川总督赵尔巽：

入藏军队一切用度支出，若有不够，由四川地方财税接济，不得有误。

由于有大清朝廷中央的坚定支持，赵尔丰花钱在国外采购了一批近代化枪支，很快将原来2000人马扩充至5000人，并装备一新，成为一支新式陆军劲旅。

赵尔丰颇具政治头脑眼光，他不只是武力摄服，而是剿抚并用，恩威并施，将“萝卜与大捧”政策运用得炉火纯青。

赵尔丰在藏区强硬推行政治社会改革。他每到一地即取缔当地土司制度，废除他们的特权，凡顽固反抗者，一律就地正法，决不手软。然后让朝廷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员取代当地原来世袭的土司。

赵尔丰在平叛途中，仅在西藏康区就废除了大大小小的地方土司一百多个。

对于武装叛乱的明正土司、理塘土司、巴塘土司、德格土司，赵尔丰则是一律处死。对不愿服从的地方活佛，则取消其活佛地位。

为了安定当地社会，赵尔丰又颁布驻藏大臣令，要求凡是已经废止土司制度的地方，以后贵族阶层征用劳役必须支付劳役者适当的劳动报酬，不得无偿役使农奴劳动。

另外鼓励当地开垦荒地，开垦者可以拥有所垦荒地生产经营。同时，赵尔丰在西藏又统一了度量衡，使之与内地一致。

赵尔丰的这些改革，无论是从当时社会背景，还是从此后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看，它都是具有巨大历史性进步的，可以说是西藏人民在晚清时期的一次“解放运动”，有其巨大的历史意义。

1909年，即宣统元年。

虽然此时离大清之亡亦不过两年了，然而当时的大清官员谁也没有料感到。

当赵尔丰率部越过金沙江向查木多(即今天的昌都地区)和类乌齐挺进时，遭到了西藏地方武装力量的顽强抵抗。

尽管赵尔丰所率军队装备先进，火力甚强，但西藏地方叛军借助有利的山势地利与大大小小的明碉暗堡还是给赵尔丰部造成了不小的伤亡。

随即朝廷应原驻藏办事大臣联豫之请，派成都新军协统钟颖率新军1700余人入藏支援赵尔丰平叛。

经过几番苦战，赵尔丰在从四川赶下的钟颖新军支援下，一举拿下昌都地区。至此，清军进入西藏首府拉萨城的门户被打开。

1909年初，赵尔丰所部与钟颖所率新军会师后，两军取道藏北，经工布地区江达(即今天的太昭)迅速将部队推至了距离拉萨仅6天行程的江达宗。

此时的拉萨一片惊慌，十三世达赖带着行人直接逃亡到了印度。清朝政府获悉后，直接宣布取消了他的达赖活佛名号。

赵尔丰上奏朝廷，准备一鼓作气攻入拉萨，在拉萨也实施“改土归流”改策，实施与内地相同的社会政治制度。

朝廷此时的当政者为摄政王载沣，他考虑到此事太大，恐怕激起西藏社会的巨大动荡，在经过廷议后，制止了赵尔丰这一计划的实施。

经过赵尔丰长达六年时间的“改土归流”后，不仅稳定住了西藏，有力地打击震摄了英国在西藏渗透的分裂势力，有效地加强了朝廷中央对西藏的管控，防止了西藏地方反动势力分裂国家的非法行径。

经此改革后，西藏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释放，普通藏族百姓对国家的认同感与向心力也有了极大的跃升。

至此，西藏得以基本稳固，重新为大清中央政权所控制。

对于赵尔丰这一历史的贡献，后来史学家肯定道：

“所收边地，东西三千余里，南北四千余里，设治者三十余区，而西康建省之规模粗具。”

赵尔丰此时自己也不会想到，到1928年时，民国政府在西康建省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实现的，并使得西康省成为了以后十四年抗日战争中稳固安定的大后方。

然而，这样一位为国家边疆稳定有过大功的大臣，在随即而来的一场地方运动中，命运急转直下，终至身首异处，惨死于成都。

三、生还是死：辛亥革命党人口中的“屠夫”，后世之人眼中的“边疆大功臣”，谁能说服谁？

图：晚年时的赵尔丰

1911年初，在风雨飘摇中又走过了近10年的大清，终于开始支撑不住了，全国各地都出现了革命党人的小规模爆动起义，大清开始摇摇欲坠。

此时东北三省出现了大量俄国人、日本人势力的渗透。

于是朝廷急调赵尔巽出任东三省总督稳定东北局面，四川总督之职则由其弟赵尔丰接任。

然而，正是在这一岗位上，赵尔丰迎来了自己一生巨大的革命风暴。

不幸运的是，他未能看清时代的潮流，作出了错误的行为决策，以致一头撞在了革命党人前进的列车头上。

1911年6月，此时的赵尔丰在四川总督之位上干了才不到半年，四川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

“四川保路运动”的爆发，终于也成了大清政权倒下的最后一根导火索，由此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大清的命运由此划上了句号。

为什么四川会突然爆发这一场“保路运动”呢？

原因很简单：此时的大清已经严重“肾亏”——极度缺钱了。

由于《辛丑条约》中的天文数字的战争赔款，加之全国各地起义举事不止，忙于镇压平定这些起义起事又花费了巨额的战争军费。

此时的大清真的没钱了，国库形如摆设，空空如也，已经拿不出一个子儿。

于是大清只好再次向英、法、德、美四国银团借钱。

但是，借款总得要有抵押，拿什么抵押呢？

在此多少年前，大清为了偿还洋人列强的赔偿，连海关关税权都抵押了出去，还能拿出什么宝贝抵押给洋人银团呢？

绞尽脑汁的摄政王载沣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决定把大清国国内的“铁路干线权”给抵押出去，正好外国列强也在“朝思暮想”。

于是摄政王载沣一意孤行，不顾朝野地方大臣们的反对，于1911年5月由清政府皇族内阁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将原本已经归属于商办的粤汉铁路、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并任命早已被朝廷罢官了两年的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

端方随即以“铁路干线筑路权”为抵押，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广铁路借款合同》。

大清政府背信弃义，出卖铁路筑路权的行经激起了川、粤、湘、鄂等省人民的强烈反对。

其中出资入股最多的四川绅商及市民股东反对尤为激烈。

见此情形，时任四川总督的赵尔丰与湖南巡抚杨文鼎都上奏朝廷，认为此事实有不妥，恐生民变，请求朝廷收回成命。

然而，认为自己手中有兵的摄政王载沣却不以为然，申斥了赵、杨二人的奏折，力主对“闹事”的民众进行镇压。

这一次赵尔丰终于踏错了历史的发展节奏与轨迹，在愚忠朝廷的传统士大夫思想束缚下，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决策，他认为只要如以前在西藏时的强硬手段，一切皆可迎刃而解。

同年9月7日，赵尔丰在朝廷的压力下诱捕了保路同志会代表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邓孝可等人，并查封了同志会和铁路公司。

至此，一切皆不可逆转了。

一时上万请愿人群愤怒地开始向总督府汇聚，要求总督赵尔丰放人并放弃朝廷错误的“铁路干线国有”政策主张。

赵尔丰面对人气汹汹的请愿群众，下令军队开枪镇压，打死打伤三十多人，酿成“成都血案”，形势自此一发不可收拾。

随即四川各州县由革命同盟会联合哥老会等反清会党组成的同志军，纷纷起兵起义，围攻省城。

9月25日，四川省荣县首先宣布独立，终于导致四川全面失控。

为了控制住局面，朝廷急令铁路大臣端方率鄂军几万人火速入川镇压。

当端方所率鄂军还未赶到成都时，湖北武昌起义又爆发了。

此时武昌兵力空虚，形如空城。

起义的当天，起义军便掌控了武汉三镇，湖北军政府成立，宣告武昌起义成功。

图：晚清所训练的新军

11月6日，赵尔丰被朝廷罢免了四川总督之职。但这丝毫也平复不了四川革命群众的怒火了，11月27日，四川宣布独立。

12月8日，成都新军在四川提督兼新军协统尹昌衡的谋划下发动了兵变，并在总督府活捉了已经向独立后四川政府交出兵权的赵尔丰。

12月22日，赵尔丰在经过起义军政府草草“公审”后，便以镇压请愿群众的“屠夫”、“刽子手”罪名被斩首示众了。

图：末位四川总督赵尔丰被杀之前的照片

赵尔丰从平叛西藏、收复西藏的边疆大功臣到四川总督，再到被起义军所杀、人头落地，前后不到一年时间，被杀时时年已66岁。

在此前后的短短一个多月内，全中国就有14个省份先后宣告独立，革命风暴席卷整个神州大地。

历时268年的大清一统王朝就此轰然倒塌。

一个新的军阀时代随之开始。

四、文章结语与历史的回声；

图：带兵平叛途中的赵尔丰(图中者)

赵尔丰生于风雨飘摇的晚清时代，在摇摆晃晃的大清历史潮汐下，他一个不入流的小官吏，只用了不到15年便一跃成为大清封疆大吏。

除了历史的大潮外，其自有过人之处。

他在中国西南川边、西藏以对大清朝廷的忠诚，改土归流，用铁血手腕防止了西方列强怂恿西藏地方反动势力的武装叛乱与分裂行径，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疆域的统一与国家主权尊严。

在川边、西藏的三年中，是他一生最流光溢彩的岁月，虽然也有失误与用典过当之失，但是站在中华民族历史的长河之中，我们今天谁也不会抹杀他这一份独特的历史功绩。

在这一点上，他值得我们后世之人铭记与歌颂。因为国家的统一与领土主权的完整，永远是一个强大民族的希望所在。

然而，令人婉惜的是，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社会历史急剧变化的特殊时代，他有其时代的缺限，不可能跟上新的社会重大变革，走在了历史发展的对立面，成了革命的绊脚石，以至于终于成了时代革命浪潮下的牺牲品。

而这一点，赵尔丰的命运又是令人可叹的，也令人沉思，这是历史的无奈。

如果他早去世一年，在我国煌煌青史英雄人物谱上，必有他重要的一页。

但历史不可假设，像他这样前有功后有过、前后矛盾、新旧交替的历史人物，如何去完整评价，如何客观对待，仍然留给我们无尽的思索。(全文终)

——青峰，2025年元月8日写于鄂西夷陵古城

附文章写作参阅书目：

1、《清末最后一任四川总督》，作者田闻一，成都时代出版社，2018年版；

2、《赵尔丰：雪域将星梦》，作者田闻一，四川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

3、《赵尔丰川边奏牍》，作者(清)赵尔丰，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

4、《清史稿·赵尔丰传》，作者(清)赵尔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