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一字文木，安徽全椒县人，他出身世代书香的名门望族。曾祖是顺治年间的探花，祖辈也多显达。但到了他父亲吴霖起，家道开始衰微。吴霖起是康熙年间拔贡，做过江苏赣榆县教谕。为人方正恬淡，不慕名利，对吴敬梓的思想有一定影响。吴敬梓年幼聪颖，才识过人，少时曾随父宦游大江南北，在与那些官僚、名流的长期周旋中，他看透了这些人的卑污灵魂。二十三岁时，父亲去世。他不善治生，又慷慨好施，挥霍无度，被族人看做败家子。

三十六岁时，安徽巡抚赵国麟荐举他应博学鸿词考试，他以病辞，从此弃绝功名。此后，吴敬梓的生计更为艰难，靠卖书和朋友的接济过活。在冬夜无火御寒时，往往邀朋友绕城堞数十里而归，谓之“暖足”。在经历了这段艰苦生活之后，他一面更加鄙视那形形色色名场中的人物，一面向往儒家的礼治，在四十岁时，他为了倡捐修复泰伯祠，甚至卖掉最后一点儿财产——全椒老屋。吴敬梓怀着愤世嫉俗心情创作《儒林外史》，该书在他四十九岁完成。吴敬梓晚年爱好治经，著有《诗说》七卷（已佚）。五十一岁时，乾隆南巡，别人夹道欢迎，他却“企脚高卧向栩床”，表示了一种鄙薄的态度。乾隆十九年（1754）十月二十八日，他在扬州结束了穷困潦倒的一生。

吴敬梓

《儒林外史》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作者肯定了他所认为对的，批判了他认为丑恶的现象，在第一回塑造了王冕这样一个人物。

王冕

王冕天性聪颖，不足二十岁就贯通了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各种学问。他生性高蹈，不求仕进，自制了一顶极高的帽子、一件极肥的衣服，每逢花明柳媚之时，便以牛车载了母亲到处玩耍，尽享天伦之乐。知县派人请他出山，他辞别母亲，离乡背井而去；朝廷遣官来召，他就连夜逃往会稽山下。作者开宗明义，把终身不愿为官、最后退隐山中的王冕作为品质高洁的代表，对那些边读书并能以孝事亲的人士大加称赞，试图通过这些人物的活动体现“以礼乐化俗”、“以德化人”的思想。全书借王冕引出一大批儒生来。

范进中举

老童生范进，应考二十余次，总是进不了学。此番应试，适逢周学道主考，出于同病相怜，填了他第一名。范进求官心切，不顾岳父胡屠户的臭骂，继续又去城里参加乡试.谁知中了举人。范进得知中举消息，欣喜若狂，两手一拍，不省人事，被他岳父一记巴掌，方始打得醒过神来。这范进中举以后，有送田地的，有送店房的，有投身为仆以图荫庇的，趋炎附势，不一面足。三两个月光景，家奴、丫鬟都有了，钱、米更不消说，乐极生悲，却把个老母活脱脱喜死，而“七七之期”一过，他便急着和张举人一起奔赴各地去打秋风了。通过范进中举前后的对比，把科举制度在当时的威力作了最具体、最直接的描写和揭露。同时，正是由于科举制度的巨大影响，诱使那些出身低微的贫寒之士，无时不在做着像范进那样在一夜之间成为社会上的支配者的美梦，所以在社会上普遍流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与潮流。

马二先生

对于科举制度的虚伪性，作者从各个角度予以深刻的揭发，马二先生真心相信八股科举，认为是极好的法则，苦口婆心地向别人宣传举业做官、扬名显亲，才是大孝。他把毕生精力奉献给时文选政，严格按照官定的举业读本和朱熹的言论下批语，几是有碍于圣贤口气的东西都绝对排斥，连自己的视、听、言、动都不敢越礼。他游西湖，对大自然的湖光山色，全无会心，敬重的是御书，关切的是功名，眼馋的是吃食，向往的是发财，结果遇上骗子还以为遇上了神仙。

周进

周进屡试不第，在山东兖州府汶上县薛家集一所蒙馆教课糊口。新中的年轻秀才梅玖当面嘲弄他，举人王惠轻慢他，荐馆的夏总甲嫌他不常去奉承，村人也嫌他呆头呆脑，他因而连这只破“饭碗”也端不住了，只能跟着姐夫金有余去买货。一次，偶去省城“贡院”观光，那是专门举行乡试的场所，他触景生情，只觉无限辛酸，委屈得“一头撞在号板，直僵僵不省人事”。众人不忍，凑钱帮他捐了个监生入场应考，不想居然中了，旁人阿谀拍马且不说，他居然自此官运亨通，三年内升了御史，钦点广东学道。他吃足科举之苦，当了权后觉得要细细看卷，不致屈了真才好。

泰伯祠

书中还描写了一批为金钱和权势所颠倒的普通人士，他们满足于上层阶级的残汤剩水，精神堕落沉沦。另外，关于妇女地位的问题，作者也提出了一些清新罕见的见解：在第四十八回《徽州府烈妇殉夫，泰伯祠遗贤感旧》中，王三姑娘在丈夫死后，深受封建礼教的影响，又被其父所惑，竞演出了一场绝食殉夫的悲剧。她的死，成为封建统治阶级大力宣扬的典范，在大祭之后的大宴上，人们竞将这种残酷的事件称之为“伦纪生色”连死者的父亲也“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明显带有对士大夫的传统观念挑战的意味，指出了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罪恶。

结论

《儒林外史》是一部对儒林命运进行讽刺和反思的小说。它形象地揭示了在科举制度下，知识阶层精神道德和文化教育的腐朽糜烂。它揭露和讽刺的不仅仅是具体的人或事，其笔锋指向的是士人功名利禄的观念、官僚制度、人伦关系和整个社会风气。同时作者也试图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提炼出新的元素，以改造儒林的素质，建立新的儒林。虽然后一方面的努力，因受历史的限制和摆脱不了传统儒家思想的羁绊，没有达到理想的目的。但是，作者为建构健康的民族灵魂而辛勤探索的精神，却永远值得我们崇敬。

《儒林外史》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作者在继承前人讽刺文学传统的基础上，使《儒林外史》达到中国古典文学讽刺艺术的高峰。鲁迅曾经评价道：“在清朝，讽刺小说有名而几乎是惟一的作品，就是《儒林外史》。”作者为了避免清朝“文字狱”的迫害，把书中的故事提供假托在明朝，实际上却在描写清朝。全书共三十余万字.主要是使用讽刺的笔调，展现了一群在求取功名道路上的知识分子各种丑恶和可笑的现象，作者从描写这些文人的日常生活起笔，刻画了科举制度对他们人格与心灵造成的极大创痛，对该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

《儒林外史》把目光投向现实社会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逼近现实人生，客观、精确、典型地“摹绘世故人情”。

《儒林外史》没有完整的主干故事，又没有贯串始终的中心人物，作家按照自己的创作意图，刻画和展示出种种儒林世相，构造出一组组情节单元。就是写一个人物时，作家也并不把重心放在写出其传奇性的故事或有头有尾的完整传记，而只是撷取某一生活阶段中的几个典型场景，将这些场景组合衔接起来，拼贴出一幅意趣深远的世俗风情画。

《儒林外史》的问世，奠定了我国古典讽刺小说的基础，为以后讽刺小说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晚清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等显然是受了《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影响，并在结构上也有所模仿。我国新文学的伟大作家鲁迅极其推崇《儒林外史》，他的战斗的文学传统特别是讽刺手法的运用，和《儒林外史》是有一定的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