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为何说是建国后改变国运的两次会议之一？
1978年11月10日开幕的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两次会议。对于在徘徊中前进，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而言，它们的胜利召开，具有非常深远的历史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与遵义会议齐名，而1978年11月10日开幕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意义非常重大，历史地位非常重要。
1978年11月10日—12月1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此时，正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如火如荼进行了半年之后。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等共212人。华国锋主持开幕式。
会议原定议题是：（一）进一步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二）讨论1979年和198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会议开始以后，先就中央政治局根据邓小平建议提出的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11月11日，谭震林在发言中首先提出，讨论经济建设之前要先解决一些问题，比如“二月逆流”、“百万雄师”等问题。如果不解决，那么思想将无法统一，经济建设无从谈起。
11月12日，陈云在与一些老同志商议之后，在东北组发言时说，实现现代化使全国人民的愿望，但是有些涉及面广的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人民就无法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他提出了6个问题：肯定1976年清明节人民群众纪念周总理事件的正义性质；彭德怀对党贡献很大，骨灰应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要为薄一波等所谓“61人叛徒集团”案平反；要为陶铸、王鹤寿的“叛徒”案件平反；康生的错误很严重，必须要揭批康生；“文化大革命”期间成立的中央专案组应该结束。万里、聂荣臻、康克清、萧克、杨得志等发言赞同陈云的意见。其中，1976年清明节事件最切紧迫，社会舆论最大。14日，《北京日报》刊登了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精神，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红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是革命行动。当晚，新华社发表电讯，公布此事。16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北京市委的决定，这次把事情讲清楚了。《北京日报》、新华社、《人民日报》发表这样的消息，并没有得到华国锋的批准，这是非常罕见的。这说明人心所向、党心所向已经汇聚成难以阻挡的力量，不可逆转了。
会议对华国锋提出和坚持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两年来领导工作中的失误等问题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就发挥党的优良作风，提出了建议。
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决定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几个重大案件，如“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二月逆流”、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案以及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人的问题彻底平反，并撤销有关材料；决定对康生、谢富治进行审查。
这些决定体现了华国锋有错必改、实事求是的态度，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会议的气氛更加活跃。当时，真理标准大讨论正在进行，大家要求深刻总结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收获，取得一个实质性的结论。
26日，杨西光、于光远、江一真等人发言点名批评汪东兴坚持“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的错误。
12月13日，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在闭幕会上分别讲话。华国锋就“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作了检讨。他说，“两个凡是”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思想，责任主要由我承担。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他同意中央常委的意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很好。汪东兴也做了书面检讨，请求中央免去他的一切职务。
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邓小平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必要条件。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开始部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是为了向前看。要善于学习，要研究新问题。会议作出了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英明决策，抓住了推动全局的关键，进一步统一了全党思想，调动起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开启了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加快了四个现代化的进程。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指导思想，实际上是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三中全会要确定的路线方针任务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都已经提了出来，并且有了解决问题的主张。邓小平讲话认为“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他还着重强调了改革，并提出了按劳分配。他说，搞得好的，就应该多得，就应该先富起来。这就是中国八十年代初期改革的指导思想。
12月13日大会闭幕后，并没有立即散会，而是又开了两天的分组会之后，12月15日才结束。3天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中国的一个新时代开始了。中央工作会议时间是三中全会的七倍，为全会做了充分准备。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理解，何以三中全会五天时间能开得那样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两次会议改变了中国走向，一点也不夸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