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程一鸣2 我一走下火车就成为叛徒，造成一生中最大的耻辱

党 的 哺 育

一九二七年十月中旬，党通知我动身前往苏联学习，告诉我走的时候，在吴淞口江边有一艘舢板等着我，并告诉我摇舢板的人是怎样的面貌、身材，见面时彼此怎样问答等事项。我按照通知在吴淞口江边找到这艘触板，它把我送到江中一艘苏联货船上。

我是这艘货船的最后一位乘客，上了船就拔锚起航。这时从船舱内走出一群青年男女，他们都是到苏联去学习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共青团团员。他们跑到船面的甲板上欢呼跳跃，为能到列宁的故乡去学习而感到兴奋。我仰望着蔚蓝的天空，俯瞰着碧绿的海水，心情也很激动。大家一起唱着“国际歌”。轮船冲开波浪，向海参崴前进。

我们从海参崴坐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前往莫斯科。火车经过贝加尔湖时，苏联十月革命纪念节日刚过，从车窗还可看到一些城镇为纪念十月革命节的红星灯饰。

火车抵达莫斯科后，我们被安排进入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有人称它为“中山大学”,是为了纪念孙逸仙先生的。当时的校长是拉狄克，以后是米夫。

一九二五年米夫在共产国际“中国委员会”工作。 一九二七年斯大林派他任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校长，共产国际远东事务部特派员。

学校设置的课程有：列宁主义、联共党史、社会发展史、职工运动、哲学、政治经济学、俄文等。

还附设一个“军事研究室”,主任是德国人李德(奥托 ·布朗)。 一九三二年他曾到江西瑞金革命根据地任共产国际的代表， 一九三九年离开延安。

我喜欢研究“游击战术”,暑假期间在野营受过红军的训练 。

我生在一个贫穷的侨工家里，不可能去读大学。中国共产党把我送到苏联上大学读书，使我终生感激。我现在能写这本回忆录，也是党哺育我的结果。

在学校开设的课程中，使我烦恼的是学习俄文。我对俄文字母的发音感到很困难。教授俄文的是一位年老的女教授。我不了解她是爱护我还是和我为难，上课时常常要我站起来读俄文。

我因为不会拼音，发音又不准确，往往使我面红耳赤狼狈不堪。由于自己有点小资产阶级爱面子的习气，所以怕上俄文课。自己的中文水平本来不高，学俄文又遇到困难，于是我决定不学俄文，专学中文!三年学习期间，我把学校图书馆里的中文书籍和翻译成中文的马列著作 、都读了。

一九二六年夏季，苏联的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结成反党联盟。一九二七年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那一天，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在大街上高呼口号，和游行的群众队伍作对。

十一月，苏共中央监委会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我刚到学校时，正在开展和托派的斗争。

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当时在学校里，有关中国革命性质的问题引起了争论。

苏共和中共党内的斗争也反映到我们学校里。在留苏学生中，出现了陈绍禹这样的空谈革命理论的教条义主者。

陈绍禹(回国后化名王明)安徽省人，家庭出身是地主阶级。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到苏联留学不是由党保送的。据说他威胁党的同志，如果不把他保送到苏联留学，他就要到租界巡捕房告密，党的同志只好把他送到苏联学习。

一九二七年六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他回国担任米夫的翻译。 一九二八年，共产国际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陈绍禹仍任米夫的翻译。 一九三○年，米夫任共产国际派驻中共的首席代表，陈绍禹随他一起回国。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米夫运用权术将陈绍禹塞进政治局，篡夺党中央的领导权，搞宗派主义，对不积极拥护他和同他们有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无情打击残酷斗争。

中国共产党中央在陈绍禹的错误路线领导下，除陕甘边区外，丧失了所有的革命根据地；使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使三十万人的红军武装最后只剩下三万人，中国革命遭受到严重挫折。

一九二八年，苏共党内以布哈林、加米涅夫为首的一伙阶级敌人同托洛茨基派分子相勾结，企图对苏共中央施加压力，迫使中央改变党的路线，向富农和城市中的资产阶级分子让步。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苏共中央决定撤销右倾投降主义的头目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并对全部正式党员和预备党员进行一次总的清洗，把异己分子和蜕化分子清除出党。

在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进行的清党运动中，陈绍禹所谓“百分之一百的布尔什维克”分子，利用这个机会向我打击报复，给我定了三大罪名：

(一)我的父亲是华侨，在香港开设旅店，是一位资本家，因此，我是一个阶级异己分子；

(二)对苏联不满并进行攻击；

(三)不学俄文，无心学习革命理论。

这是三条似是而非的罪名。

我父亲是华侨，这是确实的，但他只是一家旅店的工人，根本不是资本家。

一九二九年学校放暑假，我们到南俄雅尔塔休养。回校后我给在香港的父亲写了一封信说，“南俄的天气酷热，很像广东的夏天。山上树木很少，土是赭色的”。

这封信夹在教室书桌上的书本里，给人偷走并被译成俄文，说我把社会主义祖国和蒋介石统治下的广东来作对比，污蔑苏联的土地是赭色的，山上一片荒凉，气候很恶劣，说这完全是反革命的诽谤。

我没有学俄文是事实，但不等于我不学革命理论。这个事实教育了我，因为不学俄文，在清党运动中，面对苏联当事人，无法为自己辩护，任凭翻译的诬害。

因为我是“红色职工国际”的会员，最后由“红色职工国际”的监察委员会派了三位委员审判我，硬说我父亲是在香港开旅店剥削工人的资本家；还根据我有一封寄给我父亲的所谓污蔑诽谤社会主义苏联的亲笔信，便以阶级异己分子的罪名开除了我的党籍。

这三位委员要我交出苏共党证，问我：“你最后有什么话要说吗?”

我很气愤地将苏共党证掷到审判桌上，我说：“我革命，就不要这个证件；如果我不革命，拿着这个证件也没有用!”

翻译这次把我讲的话对监察委员直译了，其中有一位委员站出来，拥抱着我说：“年轻人，你说得对!”

一九三○年五月我毕业了。许多同学开始回国，也有的同学到休养所休养。我和同学王人璇被送到莫斯科“铁缒镰刀”钢铁厂劳动改造。

我本来就是一个机器修理工人，王人璇在德国学过机械，我们在工作中有优良的表现。工厂党支部认为我们两人都有技能，应该回国入工厂去参加革命，不应留在苏联，因此向学校建议将我们送回中国。学校接受了工厂党支部的建议，于是我和王人璇同学被送返中国。

王人璇同学是湖南人，回国后参加了中国工农民主党。

怎样做了特务？

一九三○年秋，我从莫斯科坐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到海参崴，由海参崴坐火车到哈尔滨。在哈尔滨逗留一天后，坐火车经沈阳到大连，在大连乘日本轮船到上海。抵达上海后的第三天即是中秋节。

我和闸北区委取得联系，党决定让我负责恢复上海的“五金机器工会”,并参加“全国总工会”的工作。和我一起工作的有留俄同学陈义诚，他是湖南省人，我把他介绍到我的堂兄程庆同的机器厂做工。后来他将留在莫斯科的马列著作托人寄回上海，让他厂里一位姓苏的学徒到邮局去取，结果苏被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密探逮捕了。陈义诚发觉这个学徒没有回来就逃走了。

后来我在美昌洋行做工。这家洋行是美国人开设的，大班是美国人侯话。我的堂兄程保基在洋行里当工头。为了掩护工作和维持生活，我和程保基商量，要和他一起做工。因为我要从事工人运动；不能每天都来上工，有时只能做半天工。程保基同情我的困难，每天给我一元五角的工资。我除了在美昌洋行做工外，主要是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到各工厂和工人联系，组织秘密的工会。

当时，蒋介石的反革命统治较稳定，国民党反动派也组织了黄色工会，破坏革命工人运动。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把各机器工厂的工人组织起来。

一九三一年春，陈绍禹篡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领导权，大搞宗派主义，用种种罪名来打击为党为人民做过很多有益工作，同群众有很好联系的同志。

同年五月，我得到通知，让我停止同闸北区委和全国总工会的联系。

六月，有一位国民党十七路军杨虎城部陕西警备师政治部主任叫刘君复的，从西北到上海来见我的亲戚卢吉珊。卢和刘是湖北同乡。当时卢已脱离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开办了一所“国本小学”。

刘君复告诉卢告珊，杨虎城是反对蒋介石的。他部下的陕西警备师师长马青苑有向往革命的思想，希望有人去做马青苑的工作，想请卢去看看马青苑。卢吉珊和我都因为脱党感到苦闷，希望能到西北去搞军运。卢要我陪他一起到河南省陕县去拜访马青苑。

卢和我见过马青苑后，卢对我说：“我看不出马青苑他有什么革命的大志，我也没有时间去做他的思想工作，还是回上海照料学校。你在上海没有什么事可干，希望你能帮助刘君复，把陕西警备师的官兵思想工作搞好，为革命尽一点力量。”

我接受卢的建议，留在陕西警备师政治部，写宣传革命的大字标语、出版一张军中的画报。每期由我绘制编辑，然后拿到郑州去石印出版。

陕西警备师调防进驻洛阳时正好是中秋节，大家正在吃着月饼，却传来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发动“九 ·一八”事变的消息，大家心里很难过，国仇家恨一起涌上心头。

几个月后，陕西警备师准备调返西安，开往甘肃天水。这期间，我认定要马青苑革命是没有希望了。当时全国人民都正在奋起抗日，我想还是回到上海去做抗日工作比较有作用。

当陕西警备师开拔去天水时，我留下一封信给马青苑，说明我要回上海搞抗日工作，请他原谅我做了逃兵。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夺去杨虎城的兵权，并指使复兴社特务处将杨虎城囚禁起来。马青苑以后投靠了特务处，曾担任过平汉铁路管理局警务处处长 。

我从西安回上海路经南京时，爆发了“一 ·二八”沪战。

我回到上海后，有时到上海去做工维持生活；有时去国本小学教些书；还出版过一本《聊斋》杂志，想和林语堂主办的《论语》杂志对抗。因为没有钱，出版了几期就停刊了。当时我就体会到， 一个人脱离了党的领导，要搞革命是很困难的。

一九三二年冬，有很多留俄同学当了叛徒，成为国民党的特务。国民党特务通过同学吴景中要我到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留俄学生招待所”去报到。

我对吴景中说：“你是知道我已脱党了，没有到南京去的必要。”

吴说：“在南京的同学认为你在工厂做工，又到学校去教书，还出版了一份杂志，怀疑你已经恢复了党的关系。如果你和党没有关系，为了自己，应该到南京去一趟。”

我只好说： “请你让我考虑一下。”

我经过考虑，觉得只有两条出路： 一条是逃往苏区革命根据地，但陈绍禹一伙已把我排挤出党；另一条是逃往汉口，但汉口也是在国民党统治下。后来我又想，既然我和党没有关系，为什么要逃走?

一九三三年春节，吴景中来拜年，又向我提起到南京的事。吴说：“你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应该作出决定了。再拖延下去，在南京的同学可能拘捕你，迫你自首。你既然和党没有关系，何必吃这样的苦头?”

我的思想开始动摇了，答应过了新年到南京去。

春节过后，我从上海坐火车到了南京。我一走下火车就成为叛徒，造成一生中最大的耻辱，做了敌人三十一年的帮凶。

我在“留俄学生招待所”遇到同学李梅五，他问我：“你过去是不是学过修理汽车?”

我说：“当过两年汽车公司的学 徒 。 ”

过了几天，李梅五对我说：“同学梁干乔是你的同乡，他想见见你。”

我问： “梁干乔是干什么的?”

李说： “梁是军事委员会交通研究院副主任。”

我随李到梁干乔家里。梁问我能不能代他拟一个开办汽车修理厂的计划，需要什么机器和工具，能不能在上海购买到这些东西。

我拟好一份开办汽车修理厂的计划，列了一张所需机器和工具的表，给了梁干乔。

几天后，梁请我到他家里，说我拟的计划很适用，交通研究院要设立一个“汽车系”,想聘请我当“汽车系”的研究委员。我为了摆脱国民党特务控制的“留俄学生招待所”的生活，觉得到军事机关去修理汽车比较好些，于是我答应了梁干乔。

我回到招待所，将梁干乔要我当交通研究院研究委员的事告诉李梅五。

翌日，招待所所长于国祯问我：“你是不是要到交通研究院去当研究委员?”

我将遇见梁干乔的经过告诉他。过了几天，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干事张冲约我谈话，问我是不是要到交通研究院去，我将全部经过告诉了他。

张冲说：“你到交通研究院去工作很好，大家都是为‘领袖’效忠。我告诉招待所发给你一张‘自新证’。”于国祯给了我一张“自新证”后，我离开了“留俄学生招待所”°。

不久，交通研究院主任酆悌从德国考察回来，和梁干乔闹磨擦，说梁干乔在他离职期间，滥用职权，任用私人。我知道后，一气之下就离开了交通研究院，决定返回上海。

有一天，我在新街口遇见了同学谢力公和李拔夫，他们问起我在南京干什么。我告诉他们刚离开交通研究院，决定返回上海。他们要我留下现在的住址，明天到我家里来看我。

翌日，谢力公到我家里，并要我去见同学邓文仪。邓文仪是来南京参加黄埔军校纪念会的。

见到邓文仪后他说：“你在中山大学的墙报上绘了很多画，我需要一位能绘统计图表的人材，想请你到南昌行营去帮我的忙。”

我说：“我不是军人，不懂军事。”

这时谢力公和李拔夫在一旁帮腔说：“不要你做军事工作，只要你绘统计图表。有很多同学都在帮邓文仪同学的忙，希望你也能帮邓同学的忙。”

于是我答应邓文仪到南昌去。邓写了一封介绍信给南昌经堂巷的李厚征同学。我见到李厚征时才知道邓文仪是蒋介石的侍从秘书兼南昌行营调查课课长。

李厚征是调查课的副课长，我去后派我任该课军事股少校股员，专绘统计图表。该股股长是同学李国琛。

不久，南昌的飞机场失火，烧毁了飞机。蒋介石大怒，把航空署署长徐培根撤了职。调查课在事前未能防范失火，事后又不能破案，因此被解散，并入南京复兴社特务处。

复兴社特务处处长戴笠来到调查课，召集调查课全体人员训话，说调查课已和特务处合并，愿到南京可留，不愿者可站起来。

我听了戴笠的讲话，才知道调查课是一个特务机关。我不愿意到南京去，正要站立起来，发觉后面有人拉着我的衣服不让我站起来，回头一看是股长李国深。

我不明李的用意，没有站起来。结果，全场没有一个人站立起来。

散会后，李国琛告诉我，他不让我站立起来是为了调查课的全体留俄同学。他说，你一离开，戴笠就会不高兴，会认为我们只愿意帮邓文仪的忙，不听他的调动，就会采取手段来对付我们。我们参加这个工作是终身职业，不能中途退出。

我无可奈何，被第一批调到南京，在鼓楼四条巷的复兴社特务处第一科统计股当股员，以后任华南股和华东股股长。

我到了特务处后，才知道梁干乔的军事委员会交通研究院，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科、南京复兴社特务处都是蒋介石亲自把持的法西斯秘密特务组织，它利用留俄学生的同学关系，把他们拖上贼船；为国民党反动派终身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