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娃娃婚的姨妈和她的小姑子 | 豫记

结婚那年，姨妈１5岁，姨夫１2岁，从小订的娃娃婚。姨妈10岁那年，老祖母下葬祭日，7岁的姨夫作为新亲门户，坐在一匹枣红马拉的大轿子车来的，胖乎乎的圆脸，白乎乎的小手，让大人从车上搀下来的，挺招人喜欢。

张冲波 | 文

南曲沃村，属陕县大营乡。我们都把音叫转了，叫成两个字：南丘。

南曲沃大姨名引聪，1932年生，大我母亲8岁。我从小见面都叫她“姨，姨。”但有一天，母亲让我改口叫“姨妈”。后来才弄明白，她在姊妹中排行老大，在“姨”字后加上“妈”是对她的尊敬。后来又发现，父母对祖父的大姐尊称“姑妈”。我当时年龄小，以为谁脾气好、待我亲，就给她最高规格的称呼。当我改口称南曲沃大姨为“姨妈”的同时，我和小妹一度称胡家塬的姑为“姑妈”，因为她是我唯一的亲姑。后来母亲不让这样叫，说姑比我父亲年令小。如果是父亲的姐姐，可以叫姑妈，其余的都叫姑。

小时候我爱去南曲姨妈家，因为她家光景好，我能吃上玉谷黄面馍，在我家多是红薯黑面馍。姨妈家的菜样数多，夏天有黄瓜、西红柿，秋天有茄子，而冬天萝卜、白菜饨粉条。特别爱吃红萝卜炒粉条，晚秋红萝卜切片晒干，炒菜有筋道，一丝甜甜的香。那时大集体，姨妈生产队社员心齐，平整土地，兴修水利，收成好。每个劳动日值八毛八，最高达九毛九．本来可以分到一块钱的，怕冒尖。每当母亲让我去姨妈家，就跑得风快。

在姨妈家，我什么都干。和表姐表哥从很远的村外拉麦子，去接近黄村那条河畔掰玉米，村西锄棉花，村南头割猪草，卖力起劲。因为我是客人，每一份劳动格外得到承认和尊重。要在我家就不行了，卖力干活是我的本分，父母是不会轻易表扬的。

姨夫是生产队的饲养员，饲养处设在村西头。队里把杀死的牛皮剥下来，炮制晾干，挂在空落落大院的几根木柱子上。制成鞭子，用来指挥干活的牛们。制成皮绳，套在牲口身上，拉车运粪，拉犁拉耙。

姨妈的婆婆很善良，说话柔柔的，热情招呼我们吃喝。姨妈的公公是个哑巴，每天唔唔拉拉，我一句也听不懂。一家人都会跟他打手式，就我不会。

姨妈比姨夫大3岁。结婚那年，姨妈１5岁，姨夫１2岁，从小订的娃娃婚。姨妈10岁那年，老祖母下葬祭日，7岁的姨夫作为新亲门户，坐在一匹枣红马拉的大轿子车来的，胖乎乎的圆脸，白乎乎的小手，让大人从车上搀下来的，挺招人喜欢的。

两家结亲可谓门当户对。这边狄家，灵宝县东原董家庄大门大户，姨妈的二伯还是县长呢。那边乔家，是陕州大营一带的殷实人家，２００多亩地，一个油坊。姨夫父亲是个哑巴，是头房太太生的，后来娶的二房太太不会生。哑巴的二叔、三叔、四叔也没儿子，独苗哑巴就是全大家子人的最爱。

哑巴也变得非常值钱，旧社会乱，哑巴常被绑票，一年平均三次，刀客一次只要1００块银元。那一年风调雨顺，刀客来第四次，声言不给货就撕票。那次按规定时间晚了一天，刀客就把哑巴的半个耳朵捎回来。打那以后，乔家就专门雇几个伙计，黑里白天轮流看守这个宝贝疙瘩。哑巴的童年就是这样度过的。

哑巴的儿媳是灵宝县长的侄女，哑巴的女婿是陕县公安局长的儿子，寺古洼的赵家。共产党来了，有血债的赵家举家南逃。哑巴女儿和赵家的婚事就不了了之。这时，村里祖上三代贫农的妇联主任，看上聪明伶俐的哑巴女儿，托人三番五次给半憨儿子提亲。姨夫一家人死活不愿意。妇联主任发狠话：“等那个国民党公安局长的儿子，指望不上了，你没看现在是谁的天下！”大姨婆婆一退再退，“我是接过人家赵家聘礼的，我女那敢另许婆家呢，我要等人家回话哩。”妇联主任碰了一个软钉子，甩下一句话：“既便回来，我要给你搅和搅和，不信？咱骑驴看戏走着瞧！”

不几天，村里民兵黑更半夜带走哑巴，让他交待哪里还埋有金银财宝，哑巴呜呜啦啦说不出个名堂来。哑巴以为又是土匪绑票，眼巴巴等着家人来赎。其实，半年来，他家的土地，他家的粮食，早已被当浮财让村里的穷人拿走了，唯一没有拿走的是这如花似玉的女儿。

半年后，赵家人真回来了，只是那个赵局长永远地留在南方了，走投无路上吊自杀了。孤儿寡母硬着头皮回老家寺古洼，曾打发媒人来叙亲，一听说那种情况，也就打消了念头。哑巴一家人只好乖乖就范，与妇联主任结亲。结婚那天，憨子女婿迎亲只到巷子口，人家问他为什么，新郎倌说：“我妈说了，她家是地主，我家是贫农，本来就不是一家人，我不进她家的门！”哑巴一家人无奈，只好含泪把闺女灰溜溜嫁出去。

后来憨子死于一场车祸，那是1973年闹春荒，他和村里一帮人跑到200里外的陕西孟塬倒腾粮食，刚出山口被一列火车轧死了。下葬那天，妇联主任哭得很伤心，“我儿多可怜呀，上世来没享过一天福。”

大我8岁的表哥，初中毕业先跟大舅学铁匠，后跟1942年逃荒流落本村的商丘师傅学。围着通红的煤火，拉着沉重的风箱，叮叮咣咣锻造农具，锄头，镢头，锨头，镰刀，等等。面对铁砧上烧红的铁块，在师傅念念有词的指点下，表哥抡大锤，十分卖力地“左打”，“右打”，“打扁，扁，打长，长。”师傅一边念叨，一边拿火剪夹着那块红铁，左翻，右翻，前翻，后翻。

有时通红铁器敲打一气呵成，有时需要多次反复。待铁器由红变暗，就重新埋回燃烧的煤层，随着风箱的拉动，火苗一闪一闪，铁器再次烧红，再次锻打。反反复复，铁器由通红到暗红，最后归到本色定型。师傅一挥手，很潇洒地把成形铁器扔进脚下一个水桶里，只听“嗞啦”一声，这叫淬火。待10分钟捞出后，一件农具就成了。铁具表面簇新暗红的光泽，很有质感，看上去很美很舒服。这些有生命的农具，仿佛会说话。不几天就到农人的手中伺弄土地，伺弄庄稼。

当我站在一旁观摩打铁时，老师傅总是抽空摸一下我头，南蛮子口音：“咦，这孩又黑又瘦，除了皮就是骨头，不知道能不能长成人。”我最不爱听这句话，饥饿年代，谁说我就恨谁。

每次去姨妈家，我都有新鲜感。就是腊月二十刚去过，正月初五再去，还是感觉亲切。毕竟是新一年了，新衣服新打扮，好心情，喜洋洋。过年去，姨妈给我发压岁钱，是崭刮刮的五角钱。若逢年景好，发给我一元。而在别的亲戚家，一般都是一毛，最多两毛。

正月的豫西黄土塬上，大路，小路，熙熙攘攘的人流，穿着花花绿绿的新衣服，喜气洋洋穿梭一般走亲戚，是一幅乡间壮游画卷。

本期编辑：张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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