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渡香港前总警司:直升机，房车，处长和嫌疑人铐一起，40人卫护

1971年英国人葛柏在香港警察队伍里，挂着总警司的头衔，行政职务是警务处九龙区副总指挥官。相对于警务处长是总督任命的，不是警队的固定职务，总督换了，警务处长多半也跟着换，所以葛柏可以说做到了香港警察最高职位。

他参警25年表现出色，但收钱也收到手软。1971年就有被发现在国外化名有大额存款，一直查到1973年，怀疑他受贿大概430万港元，相当于今天20亿以上港元。

葛柏面对调查，挺冷静，申请提前退休，然后各种搪塞，瞅个冷子，利用手里有一张没被收回去的机场通行证，没走正常登机口，先飞到新加坡，后回了香港。

这老小子一跑，民怨极大，大学生打着横幅上街游行。廉政公署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第一任务就是对付已经跑掉的葛柏。

因为两个香港警司愿意作证（其中一个坐坐监狱，一个是直接行贿的）指证葛柏受贿2.5万港元的犯罪事实，廉政公署决定出手了。

他们做的考量应该是很实际的，虽然明知道葛柏案涉案金额高达430万港元，而目前所掌握的证据，仅仅只能证实他受贿2.5万港元，差距甚大。如果继续调查吗400多万，没把握，而且时间拖长了，许多的变故都可能出现。比如这两个污点证人不肯出庭作证，或者生病死了，被人弄死，毕竟牵扯的人其实很多。失去了证人，那么，连这个已经可以将葛柏定罪的机会，都有可能失去。

经过反复权衡，廉署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引渡葛柏，只要能够将他定罪，就是胜利。

港英当局迫于要稳定香港局势，市民一个说法的客观需要，向英国提出引渡葛柏的要求。

1974年4月29日，廉政公署成立仅两个月后，英国警方拘捕了葛柏。

在引渡聆讯时，葛柏各种抵赖，否认一切指控，但廉署方面有两名证人以及大量物证，经过长达8个月的聆讯，英国法官最终裁定同意将葛柏押回香港受审。

这一消息在香港公布，所有香港市民，无不欢欣鼓舞。

廉政公署研究后，专门派了一名执行处助理处长领队，率领2名高级调查员前往伦敦执行押解任务。

1975年1月2日，3名押解组成员抵达伦敦。执行处长彭定国正在伦敦休假，与同事会合。

1月3日上午，押解小组开会，将整个引渡过程仔细推敲，务求做到滴水不漏。

决定1月6日押解葛柏离英返港，给香港发电报，通报到达后相关细节，航班途经法兰克福、巴林和德里，请领事馆与当地协商，对引渡工作进行保障。

押解组跟苏格兰场提出必须对葛柏搜身以及要求葛柏剃掉胡须。

葛柏同意在双方交接时搜身，但不同意剃掉胡须。

经过两天的紧张准备，1月6日上午，在苏格兰场警员的陪同下，来到机场警察总部办公室时，葛柏早已经被押到了这里。

押解小组按照商定的程序，对葛柏进行身体检查，没发现可疑或者违禁物品，又对他的行李包进行了搜查，此时他身上只有9英镑。

1月7日下午，英航BA950航班抵达香港启德机场。

此时，机场外早有上百名中外记者在此等候。

记者们为了不漏过葛柏被押出机场的那一刻，早已经将机场所有的出口摸清楚，在每一个出口都安排了人员。

廉署方面也有预料，事前做足了准备工作，在机场的两个出口各安排了一辆廉署押解人犯的专用车辆以及几位工作人员。此举迷惑了记者，这两辆车前都聚集了大量记者。

实际上，廉署早已经从英军驻港部队借了一架军用直升机，押解小组押着葛柏从客机上下来，按照特殊情况办妥了入境手续，根本没有经过出口，直接上了直升机。

那两辆等候在机场外的汽车得知可以撤离的消息，便也启动离去。

记者无可奈何，他们的汽车可撵不上直升机。

直升机降落在中环的添马舰，这里是军事基地。

在添马舰早已经停着一辆极其名贵的房车，这辆车不是政府牌照，在街上行驶虽引人注目,却很难让人相信此车正押解着万众瞩目的葛柏。廉署事前还将车窗贴上了不透光的玻璃纸。另外用了两辆私家轿车前后护卫。

这次押解行动，安排得滴水不漏，廉政公署派出20名配枪人员和近20名调查人员进行安全保卫。

即使如此，担负此次押解之责的助理处长也不放心。飞机到达香港，他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拿出手铐，把自己和葛柏铐一起。上下直升机以及进入汽车，直到最后押进中央裁判署，手铐才打开。

整个计划以及部署过程不是在廉署内进行的，而是由几个高层在负责这次接机安全工作的高级调查主任家里商量确定的。

知道全部计划的，仅仅只有那几名高层，如果消息走漏，只能是从他们中间传出去的。

参与此次行动的其他人员，仅仅知道他们所参与的环节，其他行动一概不清楚。比如负责在机场出口守候的工作人员，他们是奉命在此，直到葛柏被送上直升机，被通知返回，也不清楚自己所充当的真正角色是什么。

行动当日，所有行动组成员并非前往廉署集中出发，而是分期分批按照事先安排，到那位高级调查主任家各自领取任务，分别离开前往执勤地点。